为何北魏战场上三胜刘宋在口水战却连输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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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北魏战场上三胜刘宋在口水战却连输两场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四五○年)发动的北伐以惨败告终。不过有趣的是,这场北伐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口水大战”,而刘宋王朝在战场丢失的颜面,则貌似在口水仗中意外地得到挽回。这年夏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获悉宋将北伐后,修书一封,对宋文帝说:听说你要御驾亲征,要打到中山(今河北定州)和桑干川(今朔州地区),想来就来吧,我就不接也不送了。要是嫌那里房子不好,可来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都城)住住;我呢,就去扬州你的老窝,咱俩换个地儿。路途遥远,送你猎马十二匹,可补你马力不足,再送毛毡、草药若干,若你水土不服,可用来治病。信中满是调侃、轻蔑口,显见西征北讨、所向披靡的拓跋焘根本没将刘宋王朝放在心上;而韬光养晦二十多年、一心要光复中原的宋文帝看了,既不气恼,也不答复,而是一笑置之,也足见他对这次北伐有着必胜的信心。
双方初次口水战,表面上看拓跋焘的气焰要嚣张一些,实际上宋文帝不予理睬则显得更胜一筹。不过真的一开打,谁是骡子谁是马立刻就见了分晓:一开始,北魏军队大踏步后撤,刘宋大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了中原大部;到了冬季,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展开全面反攻,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彭城(今徐州)。彭城乃军事要冲,由宋文帝的弟弟刘义恭和三皇子刘骏镇守。拓跋焘没有立刻攻城,又打起了口水仗。他让尚书李孝伯到南门传话,说:我还没准备攻城呢,你们何苦闭门绝桥,如此守备森严呢?刘骏让下属刘畅开门出见,回道:贵军营垒未立,将士疲劳,我军精甲十万,恐轻相陵践,故暂且闭城,待贵军休整好后,再约定时日,一决雌雄。李孝伯又说:我北魏大军深入贵国七百余里,根本就无人能够阻挡。刘畅对道:那是我们诱敌深入,事关军事机密,就不详细说给你听了。李孝伯说:那你们就在这里死守吧。
我们魏主可以不围此城,而帅军直捣瓜步(长江北岸,与南京相对),“南饮江湖以疗渴耳。”刘畅对道:悉听尊便,不过“若虏马遂得饮江”,那也太没有天理了!此番口水仗,北魏面对龟缩城中的对手,显得轻松自如,狂傲、嘲讽之情溢于言表。而刘宋面对强敌来犯,内心颇为惶恐,刘义恭甚至作过弃城逃跑的打算,但在口水仗中,刘畅却应对自如,巧言善辩,豪气干云,丝毫没有落于下风,以至于连李孝伯都萌生惺惺相惜之情,对刘畅说:咱俩离得很近,却恨不能执手言欢!随后,拓跋焘果然越城而过,引兵南下,史称“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很快便占领瓜步。
不过,拓跋焘久居塞北,对南方水土不太适应,且担心深入敌后久则生变,所以没有继续渡江攻击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而是很快就“掠居民、焚庐舍而去。”回军路上,拓跋焘又犯了打口水仗的瘾。到盱眙城时,他派人向刘宋守将臧质要酒喝,没想到臧质竟然灌了一坛子尿送给他。拓跋焘大怒,将盱眙围了个水泄不通,写信给臧质,说:我派出来的兵都是丁零人、胡人、氐人、羌人,他们战死了等于为我除去祸害,咱们就放手一战吧。臧质一点儿不含糊,回信说:你“自恃四足,屡犯边境”,我军一再退让,知道为什么吗?童谣唱道“虏马饮江水,佛狸(拓跋焘小字)死卯年”,因为卯年未至,所以才主动让开大道,引你到江边。现在已是辛卯年,你的大限已到,别想活着回到桑干川了。被乱兵所杀算是你的造化,若是被我军生擒,五花大绑,用驴车押送到建康城,想想你会是什么下场?所以,你就安心攻城吧,千万别急着逃跑。
这一回,拓跋焘被彻底激怒了,再也没了往日口水仗中的那种气定神闲,命人做了一张大铁床,上边布满锋利的铁蒺藜,咬牙切齿地说:“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命令三军猛攻盱眙城,臧质率军死守不退,双方恶战三旬,死伤无数。最终,拓跋焘未能攻破城池,无奈烧掠而去。元嘉北伐整个战役中,魏军连破刘宋的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无数,“所过郡县,赤地无余”,史称“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事见《资治通鉴》第一二五、一二六卷)而战争中发生的这三场口水仗,就像一幕悲剧中夹杂了几节异调插曲,有几分轻松,亦有几分悲哀,有几分滑稽,又有几分怪诞,它将刘宋王朝因轻率鲁莽而不得不承受失败、窘迫与屈辱的苦果,衬托得淋漓尽致。
700宋军屡胜鲜卑大军 北魏与刘宋争山东
三齐,古地区名,泛指今天山东的大部分地区。据记载,在秦朝灭亡时,项羽以齐国故地立故齐王族人田都为齐王,都城设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田氏为胶东王,都城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田安为济北王,都城在博阳(今泰安东南),此称为三齐。北魏慕容白曜平三齐,讲的就是北魏与刘宋在山东争战最后阶段的历史。其结果是北魏扫除了刘宋在山东的势力,夺取并控制了山东。
刘裕灭掉南燕,收复了今山东境内的青、齐等州以后,权力日益巩固。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了刘宋王朝,青、兖等州是当时刘宋王朝最北边的州府。在此之前,拓跋珪建立的北魏也已经击败了后燕,占有了今天山西、河北二省之地。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即皇帝位,称为魏道武帝。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宋魏对峙的局面。在这场对峙中,今天的山东地区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
自公元422年魏元明帝拓跋嗣出动主力大军大举进攻刘宋,到467年慕容白曜进攻青、冀二州前,北魏与刘宋在今山东地区的争战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这期间,双方在军事上互有攻守,有进有退,刘宋还控制着山东的一些重要地区。北魏尽管也占领了一些地区,但并没有彻底打败刘宋在山东的势力,也就是说,北魏的军事目的始终没能达到。
到了宋泰始二年,也就是北魏天安元年(公元46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刘宋政权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变乱,许多人卷入其中,淮北四州[即冀州(治历城)、青州(治东阳)、兖州(治瑕丘)、徐州(治彭城)]的守将都受到了牵连。迫不得已,徐州剌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只好向北魏求降。北魏政权立刻把握住这一有利时机,遂派将军尉元率领大军迅速进入兖州、徐州,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两处军事战略要地。这就使山东腹地与刘宋王朝的联系被北魏切断了。刘宋得知此事后,曾派兵北征,企图收复失地,结果被尉元和薛安都联合击溃。从此,刘宋的军事力量全部退到了淮河以南。
占领了兖、徐二州以后,北魏又对山东腹地的冀、青二州实行包围。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拥兵固守,顽强抵抗。为了快速攻取青、冀二州,夺取山东,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北魏派大将军慕容白曜进取青、冀二州,与刘宋残余守军开始了决战。
慕容白曜,是燕太祖之玄孙,此人能征善战,享有很高声望。此番率骑兵5万出征,虽是作为继援,但在平定山东过程中立下了战功。这时,山东诸州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剌史崔道固分别占据着东阳、历城等地,虽归附宋明帝。但他们对宋廷已心存异态,怀有二心,他们曾向北魏请降,因而随时可能投降北魏。此时山东西部,与魏界交错的各个重要军镇,也是各不相属,十分混乱。东平太守申纂扼守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幽州刺史刘休宾扼守梁邹(今山东长清西南),辅国将军张谠据守田城(今山东沂水),宋朝廷新任命的兖州刺史王整与兰陵太守桓忻据守肥城、糜沟(约相当于今山东肥城附近)诸镇。泰始三年(公元467年)二月,北魏任命慕容白曜为征南大将军,率大军进攻宋上述诸镇。
慕容白曜此次进攻山东,接受了以前的经验教训,改变了以往的军事战略和行动宗旨。北魏军队是以鲜卑族牧人为主体的军队,他们习惯于掠夺农业居民的财产,因而每当他们进入山东时,都要遭到当地军民的强烈反击。在鲜卑族逐渐汉化、接受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后,统治者也逐渐学会了怎样用非暴力的政治手段来争取汉民族的归附,开始摈弃惯用的军事掠夺方式,代之以开明的统治政策。例如,尉元占据兖、徐二州以后,立刻采取措施来稳定民心。据《资治通鉴》卷132宋泰始三年记载:“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后,公私困竭,请发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载,以赈新民,魏朝从之。”这些对慕容白曜影响很大,所以在他平定战争中,也采取了许多类似的政策。不久,慕容白曜攻下无盐(在今东平县境),杀死了申纂。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要把当地的人分给军人做奴婢,这时魏左司马郦范提出:“齐,形胜之地,宜远为经略。今王师始入其境,人心未洽,连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怀之,未易平也。”慕容白曜接受了郦范的建议,取消了魏军以往掳掠战俘为奴婢的做法,以稳定当地民心。不久,慕容白曜又接连攻下肥城、垣苗、糜沟,十几天中连克4城,威震齐土。
随后,慕容白曜又率军直逼升城(今山东长清西南),宋将房崇吉用不到700人的兵力死守3个月,屡次挫败北魏数万大军的攻城。到了公元467年四月,魏军攻克升城,慕容白曜忿恨房崇吉不降,又想杀尽城中军民,这时魏参军韩麒麟劝阻说:“今勍敌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东,诸城人自为守,不可克也。师老粮尽,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又采纳了他的建议,安抚了当地的居民,使其各复其业。由此看来,北魏军队所攻克之处,大都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抚恤政策,也使其统治基础得以逐步稳固起来。尽管魏军的征服手段和统治政策比以前有所改观,但这并不是说魏军没有遇到抵抗。事实上慕容白曜的进攻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九月,慕容白曜亲自统帅大军围攻历城崔道固,同时又派平东将军长孙陵进攻东阳沈文秀。崔道固坚守,沈文秀先是请降,慕容白曜欲派兵前往收编,但左司马郦范却认为其中有诈,劝其先攻取历城,然后再取盘阳(今山东临朐县东南)、梁邹、乐陵(今山东乐陵县东南),最后再挥兵东进,不怕沈文秀不屈服。当长孙陵率军进入东阳西郭后,纵兵抢掠,沈文秀果然闭城拒降,使魏军遭到了失败。
公元467年末,宋朝廷任命驻守梁邹的幽州剌史刘休宾为兖州剌史,据守团城的辅国将军张谠为东徐州剌史。但没有强兵支援,所以刘宋此举也于事无补。泰始四年(公元468年)二月,慕容白曜攻下历城东城,崔道固投降。就在这前后,刘休宾、张谠等也相继投降。攻下历城后,慕容白曜率军围困东阳,这期间,沈文秀虽有过动摇,但仍然坚持守城,没有投降。据历史记载:“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军,土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泰始五年(公元469年)二月,慕容白曜终于攻下东阳,沈文秀兵败被俘。刘宋在山东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破了。魏宋双方在山东地区长达几十年的争战也宣告结束了。今天山东境内的兖、青、冀以及徐州都被北魏占有。刘宋南撤淮河以南,再也没有涉足山东。慕容白曜因为有功,被北魏任命为都督青、齐、东徐之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马、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成为山东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慕容白曜平定青齐的过程中,有一重大举措,这就是平齐户。
在北魏与刘宋的战争中,北魏将俘虏的山东豪族强行迁到北魏京城,这些人称平齐户的山东人户。
自南燕以来,青齐地区一直是当地豪族武装的纵横之地,世家大族的势力十分强盛。像泰山羊氏、东平毕氏、清河张氏和宋氏,都是世代土著大姓,他们都拥有私家部曲和僮客。慕容德入主青州时,曾迁入了一大批河北豪族(主要是今山东武城、平原一带人),这些豪族凭借宗族和乡里关系控制随行南迁的人们,同时又使大量外来的和本地人民成为他们的荫户,从而在青齐地区又形成了另一种豪强力量。其中著名的有崔氏、刘氏、王氏、房氏、傅氏等。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便被认作是青齐地区的“土民”,并享有优势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其势力也不断扩张。南燕灭亡后,青齐地区仍然由这些大姓们所控制,刘宋政权在青齐统治的55年间,也全力依靠这些青齐豪强,青齐豪强的私人武装成为当地州郡镇的戌军,也成为守卫青齐的主要军事力量。北魏征服青齐之际,遇到了当地豪强力量的顽强抵抗,因而在军事胜利之后,北魏统治者高度重视青齐豪强的潜在力量。于是,北魏决定“徙青、齐民于平成,置升城、历城民望于桑乾,立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以此方法来拆散和消除青齐大姓的势力。慕容白曜从公元467年出兵山东,作战历时两年,迫使历城守将崔道固、梁邹(山东邹平县)守将刘休宾投降。然后将所俘降将、僚属及两城居民送至魏都,并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新设“平齐郡”用来安置从山东迁徙来的居民,所有被迁人户均称之为“平齐民”,受到严格的控制。除一部分分赐给百官做奴婢外,其余都被迫从事垦植耕作,不许自由迁徙。事实上,平齐民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北魏按照阶级、社会地位和降拒态度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第一等是“客”,其大部分是刘宋的高级地方官和将军,其中降服最先的为上客、次客,先守后降的为下客。第二等是一般地位的地主豪强,他们被当做“平齐民”而被送入“平齐郡”。最下等的是曾经拒守死战的士兵和民众,他们全部成为北魏百官和功臣的奴婢。
成为“客”的,自然是富贵无忧。而沦为奴婢的则困苦不堪。属于中间层的“平齐民”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一方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俘虏性质。例如蒋少游,“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渤海人高聪,曾祖时迁居北海剧县(今山东昌乐西),“大军攻克东阳,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至。”北魏时代,兵户地位低于一般编户,蒋少游、高聪在入魏成为平齐户以后又沦为兵户,这说明当时北魏政府把青州“民望”变为平齐户后,在政治上并没有给予其多大保障,生活中也没有多少照顾。另外,还有的平齐民被赏给寺院作僧祗户,承担着每年交谷60斛的重负,成为寺院的依附人口。再如著名文学家刘孝标是平原刘氏刘休宾的堂弟,住在东阳,他8岁时,东阳陷落,被人掠卖,有人赎他出来,他与母亲生活困苦,只好母亲为尼,子为僧。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曾记载道:“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是南北朝战乱时期的经历者,他亲眼看到社会动乱所造成的阶级变化情况,平齐户就是战乱中产物,其耕田养马势属必然,少数入由于知晓书记,加上一定的机遇,保住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平齐民又不同于一般的俘虏人员。这些人的处境与北魏平定凉州后所掳掠的人户又有较大不同。“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隶户可以随意赐人,与奴隶处境相似,而且无任官者与平齐户则不同,从历史事实考察,平齐户虽然都经历了一段贫困坎坷的生活,但以后许多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许多人成为北魏的官吏,成为上层人物。再如,《魏书》中记载的崔亮,本为清河东武城(今淄博市南)人,“慕容白曜平三齐,内徙桑乾为平齐民,时年十岁,常依季父幼孙居,家贫,佣书自业”。后来他在北魏为官至尚书仆射、散骑常侍,死后被赠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地位十分显赫。东清河觎(今山东淄川东)人崔光也有类似经历,“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后来做官至司徒、侍中、国子祭酒,位极人臣。清河人傅永,“人为平齐民,父母并老,饥寒十数年,赖其强于人事,戮力佣丐,得以存立”,后任官至平东将军、光禄大夫。以上三人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在成为平齐民之初,生活都很困苦,但由于努力耕读,最后,受到北魏政府的重用。
北魏对青齐居民的这一次大迁徙,对当地豪强势力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有许多望族被支解得门衰人散,私兵被遣配,僮仆被剥夺,家产也被荡尽。尤其是抵抗北魏最为猛烈的东阳、梁邹、历城三城人户,几乎全被迁走,留在本地的豪强大姓为数不多了。但是,对北魏来说,这次迁徙豪强的成功,使北魏在山东的地方机构得以平安地维持下去,未再因地方豪强的起事而受到冲击。
然而,青齐的豪强大姓并未从此一蹶不振,时过不久,他们又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那些留在本地的豪族迅速兼并土地,招收依附人口,力量重新强大起来。那些被迁到平齐郡的平齐民们,也不断地摆脱原来的俘虏身份,恢复或取得了士族地位和特权。到了北魏孝文帝时,许多平齐民都脱离了平齐郡,重新回到了山东地区来光复旧业,就连一些被征发兵役的平齐民也逐渐恢复了士族身份。这与当时北魏在山东的统治已经相对稳固,逐渐放松了对青齐豪族崛起的戒心有关。
由于青齐地区长期归属刘宋,地主豪强又有举足轻重的强大势力,所以北魏夺取了山东以后,为了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确实需要改变统治政策,因而采取了以当地人为郡官的做法,以此来加强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例如,益都人贾思伯,历任青州剌史、兖州剌史,其弟贾思同,又任青州大中正,负责铨选流品。清河人房悦,任南清河郡太守,其子房超,又任济州大中正。这些人都是土著望族出任地方官的实例。当地望族出任地方官,使得军事征服迅速地转变为政治统治,尤其是孝文帝以后,加强了鲜卑族与汉族豪门联合统治的国策,大力扶持汉族地主的特权,从而使得北魏在山东地区的统治更加附和民心,北魏政权与青齐豪族也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北魏之后的东魏、北齐、北周三朝,基本上沿袭了北魏的统治方针,注重青齐豪门在山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例如,青州崔氏到北齐末,仍“世为三齐大族”,势力不衰。这些青齐豪族也因此成为北魏统治地方的依靠力量。东魏、北齐、北周三朝所管辖的山东,其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更为牢固,因此使山东地区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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