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武帝萧衍之死:揭秘梁武帝饿死寺庙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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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武帝萧衍之死:揭秘梁武帝饿死寺庙之谜
导读:南北朝时期,民族混战,天下分裂,北方少数民族屡屡南下,汉族朝廷偏安江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在一片混战的局势中迅速传播开来,贫民百姓将它当作乞求来生的期望和寄托,达官贵族将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和托辞,朝廷更是屡屡将佛教定为国教,广建寺庙,重金资助,从而造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兴盛局面,僧尼数量也大大增加。
其中,梁朝的萧衍皇帝堪称推崇佛教的典型,他不仅倾巨资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经常请大批和尚到宫中讲解佛法,一住就是几个月,期间连朝事也不再过问,甚至亲自出家做和尚,潜心研究佛法,成为历代皇帝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却饿死于内宫,不禁让人惊诧万分。
萧衍(公元464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曾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萧衍夺取帝位后,曾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设立雅馆、士林馆等。据《梁书》记载,梁武帝萧衍为了广泛纳谏,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觉得自己的才能未尽其用,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萧衍还下令颁行新历《大明历》,此历由著名学者祖冲之于50年前刘宋大明年间制定,相当精密,直到此时才得以颁布发行。由于萧衍的励精图治,南梁初期社会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
但是这种局势并没有维持下去,梁武帝安顿好江山社稷,消除种种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而不能自拔。他下令广建寺庙,全民奉佛,并亲自主持修建了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等,座座规模宏大,极尽壮丽,耗费无数钱财。在他的带动下,举国上下争相修造,到处都是寺院。他还下诏优待僧尼,出巨资资助各地僧尼研习佛法、聚众讲经。据《梁书》记载,在梁武帝的支持下,各地寺庙多达2846座,僧尼82万余人,从而造就了佛教的鼎盛时期。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萧衍舍身进入同泰寺,当了三天和尚,回宫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进入同泰寺,这一次他脱下御衣衮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尘后穿上法衣袈裟,长住于寺中,自号三宝奴,并亲自主持法会,向五万善男信女讲解《涅经》。朝中大臣非常惶恐,最终四处凑集了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才将“皇帝菩萨”赎回,但梁武帝执意出家,不肯回宫,群臣无奈,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复磕头,叩请皇帝还宫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劝请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回到朝廷。萧衍迷恋于佛教,就这样反复四次舍身寺院,追随佛法。
就在梁武帝萧衍沉溺于佛教不能自拔的时候,侯景之乱爆发了。侯景是个已经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曾担任过北朝东魏怀朔镇的外兵使,据《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少而不羁,见惮乡里。及长,骁勇有膂力,善骑射。狡猾多计,反覆难知”。后因在东魏斗争中失势而欲投靠西魏,西魏不肯收留他,他于是转而投靠南朝萧梁。梁武帝不听众人劝阻,执意接受侯景来附,并授侯景大将军、封河南王,并都督河南诸军事。岂料侯景一到河南,便举兵反叛,四处宣告说南梁朝廷亲信小人,朝政昏聩,又广建寺庙,不问耕织,致使百姓民生凋敝、苦不堪言,迅速召集了十万余众,一举攻破南梁都城建康(今南京)。梁武帝萧衍转眼间成为瓮中之鳖,被侯景囚禁于台城净居殿,不许与人接近。开始的时候,侯景还派人送些粗茶淡饭给萧衍吃,后来连粗食也不给他送了,这时萧衍已经八十六岁,被困时仍然念经诵佛、斋戒不辍,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便被活活饿死了,下场可谓凄惨。
这是一般流传的萧衍饿死的说法,但有人认为他并非饿死。据《资治通鉴》记载,侯景攻破南京后,进宫面见梁武帝萧衍,“入城见武帝于太极殿,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上殿拜谒”,萧衍神色自若,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让人带他到三公的座上。侯景非常惶恐,便对左右说:“吾踞鞍临敌,矢石交下,未曾怖畏,今见萧公,使人畏惧不已!”也就是说侯景攻破皇宫见到梁武帝时非常恐惧,被梁武帝的从容自若镇住了,于是便把他软禁在台城,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侯景派王纶给萧衍送去了几百粒鸡子让他吃,因此梁武帝不可能是饿死的。
关于梁武帝之死,《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梁武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就是说梁武帝生病久了觉得嘴巴苦,想要吃蜂蜜而不能,于是大喊“嗬嗬”数声而死。根据这段记载,萧衍是“疾久口苦”,也就是得了重病,嘴巴苦说明梁武帝并非空腹,而他想吃蜂蜜说明他并非肚子饿,而且送去的鸡子有数百粒之多,就知道其他吃的东西一定都齐备。其实当时梁武帝已经八十六岁,眼见国破家亡,恶人横行,禁不住忧愤成疾,而自身又被软禁,无人搭理照料,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最终死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梁武帝到底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恐怕今人已经很难明察,因为时隔久远,而且当时萧衍是被软禁,身边人员稀少,关于他的行踪不可能有很准确的记载。但无论他是饿死还是病死,自身都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之所以死乃是由于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则是由于他过于崇信佛教,以致朝政废弛,国库亏空,老百姓民不聊生,从而对朝廷心生怨恨。据《梁书》、《资治通鉴》记载,侯景从采石渡过长江的时候,兵马总共只有八千多人,到攻破台城时却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了,也就是侯景在南朝是得到百姓的强烈拥护的。而百姓拥护侯景的原因,也正是侯景所宣扬的,萧梁沉溺佛法、僧尼泛滥,朝纲废弛、民生凋敝。
虽然侯景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却在客观上迎合了百姓的要求,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所以迅速打败了南梁的三十万兵马,让梁武帝萧衍成为阶下囚。可见梁武帝崇信佛法,并四次舍身侍佛并没有获得佛祖的保佑,反而落了个国破身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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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武帝萧衍为什么喜欢去寺庙当和尚
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名的皇帝。作为南梁政权的开创者,萧衍一生有很多传奇之处。他多才多艺,是中国历史上最博学的开国皇帝;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南北朝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岁,是仅次于乾隆的第二高寿皇帝。最值得一提的是,萧衍在有生之年不仅推崇佛教,广建寺庙,发展僧徒,而且还频繁地往寺庙里跑,甚至曾三次撇下皇位舍身为寺奴,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位时出家的皇帝。
萧衍(464—549),其父萧顺是齐高帝的族弟,与南齐皇室关系密切。萧衍年轻时崇信道教,希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后来,文采出众的萧衍加入了由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成立的一个文学沙龙,其中有范云、沈约、谢等名士,时称竟陵八友。萧子良崇尚佛学,时常征集名僧讲佛论法,召集朝臣大办佛事,有时还亲自出马为佛事打杂,使当时佛学大盛。在萧子良的熏陶和开示下,萧衍弃道转佛,渐渐成为一名狂热的佛教信徒。
南齐中兴元年,萧衍拥戴萧宝融为帝,因功勋卓著被封为大司马,掌管中外军国大事,朝政独揽。中兴二年,萧衍被迫萧宝融禅位,并于四月初八称帝。四月初八,相传为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西晋以来,社会上开始流行佛诞日举行浴佛、灌佛、行像等仪式,萧衍选择四月初八登基,意味着他将像释迦菩萨一样在这一天诞生,救度天下众生;像转轮圣王一般在三界行正道,覆庇十方人民,这无疑是他崇尚佛教而烧的第一把火。萧衍称帝后所使用的天监、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等年号,也包含着某种佛教上的意义。
天监三年,萧衍率领僧俗两万人来到重云阁,并亲自撰写了《舍道事佛文》,发誓信奉佛教,并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此后,萧衍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兴土木,广建寺庙。为此,萧衍不惜动用国库,甚至以追思双亲、怀念旧居、祭奠高僧等各种名目,穷竭帑藏,建造了一大批宏伟壮丽的佛寺,并于寺内设置金、银、铜、石等各式佛像。据统计,在萧衍统治的梁朝半壁江山内,佛寺多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
关于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今南京)佛寺之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曾作诗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寺庙之林立,跃然纸上。而实际上,萧衍在位期间,仅都城建康就已有佛寺五百多所了,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南史·郭祖深传》)。如果说,自东晋到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和道教的制约下尚不能占据上风的话,那么到南梁萧衍,佛教则进入了全盛时期。
萧衍敕建的寺院,著名的有大爱敬寺、大智度寺、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解脱寺、开善寺、同泰寺等。在众多座寺庙中,萧衍最青睐的当属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据记载,同泰寺内宝塔飞天,神龛地涌,寺中供奉莲座,宝相巍峨,被誉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为了便于祭拜佛祖,萧衍又下令于宫城开大通门直对寺门,晨夕幸寺,频繁入寺,史载自大通(萧衍年号)以后无年不幸(《六朝事迹编类》)。入寺期间,萧衍身披袈裟,高坐莲台,或宣讲佛理,或剃度僧人,或主持法会,一派热闹景象。
皇帝信佛,无可厚非,但让人不解的是,作为一代帝王,萧衍竟然不顾大权旁落,不顾社稷安危,不顾群臣反对,不顾朝野哗然,放着至尊无上的皇帝不当,撇下琼楼玉宇的皇宫不住,三次释御服,披法衣(《南史》),义无反顾地舍身为寺奴,充当僧役。第一次是在大通元年,舍身三天;第二次是在中大通元年,舍身十六天;第三次是在太清元年,舍身四十七天,其中后两次均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书》)。
萧衍为何老往寺庙里跑?有人说他一心向佛,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有人说他看破红尘,不再留恋皇帝宝座;还有人说他敛财有方,通过赎身捞取好处。其实,这三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萧衍如果真心皈依佛门,他完全可以退位出家,没必要来回折腾;如果他真要敛财,堂堂皇帝根本用不着耍这点心眼。笔者认为,萧衍此举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
萧衍能成大事,既出于他的非同寻常的雄才大略,也归功于僧侣势力的舆论支持。无论是出于论功行赏,还是出于个人信仰,萧衍即位后,于公于私,都要扩大佛教声势,将佛教地位抬到一个新高度。所以,把君权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政教合一,在佛教上大做文章,是萧衍政治的一大显著特色。萧衍频频往寺庙里跑,一再出家舍身,一再扶持寺院经济,一再像《御讲(摩诃般若经)序》所说的皇帝(萧衍)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甚至利用权力将佛教定为国教,应该是为了争取佛教界支持所做出的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努力,目的是获得僧侣势力的信服与支持,以巩固南梁统治。
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是麻痹、欺骗群众的精神鸦片。萧衍对儒、道、佛都有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儒学教导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学劝说人们不要计较争夺;佛学讲究六色皆空,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者的共同点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反抗斗争,都可以作为执政者欺骗、麻痹、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三者比较,萧衍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修行方法对人民更具吸引力,也更具欺骗性。萧衍一贯擅长心理战术,在早年领兵打仗时,萧衍就总结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梁书》)。他带头舍身,大兴佛教,无疑是为了凭借佛教征服人心,加强思想意识统治,大造自己的声威。
大凡统治者,都有一个通病,即年龄越大,猜忌心就越重,就越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忠诚,萧衍也不例外。萧衍一次次地往寺庙里跑,一次次地舍身为寺奴,一次次地赖在寺庙里不走,绝非单纯地为了讲经诵佛,也绝非真心实意地位众僧执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玩弄统治权术,借以检验皇子王侯、文武百官对自己是否忠诚,看看臣属们是不是有诚意赎回他这位快要过时的皇帝,是不是真心希望让他回宫执政。萧衍突出个人,唯我独尊,制造对佛教的宗教迷信,正是要为臣属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通过这种厚脸皮的政治表演,萧衍意在进一步树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信仰、提倡佛教已成为萧衍时代上层社会的传统习惯,而萧衍也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皇帝菩萨,其性格也变得内倾、封闭、保守、刚愎起来。萧衍晚年喜欢别人阿谀奉承,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魏书·岛夷萧衍传》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朝中大臣知道他这一特点后,争相奉承,莫敢正言,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句真话。萧衍尽管佞佛,整日沉溺于佛学精神世界,但佛祖并没有保佑他,以致招来侯景之乱,他也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萧衍被困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梁朝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书》),似乎流露出了些许悔恨的意思,可惜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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