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如何成功迁都

Posted 2023-01-04 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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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如何成功迁都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这是史上一次颇具智慧的著名事件。面对重重阻力，孝文帝以进为退，收放自如，终于如愿以偿，把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

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伊始，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他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经济基础坚实，交通条件便利，文化积淀深厚，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有利于加强同中原汉族门阀士族的联系与合作，又可以乘机摆脱鲜卑守旧贵族势力的束缚掣肘，推行汉化改革。但是要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守旧贵族的反对，普通鲜卑民众的抵触，其声势之大、阻力之重，是可以想见的。年轻的孝文帝要克服这方面的重重障碍，按常规的方式是不成的，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于是乎，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达到迁都的目的。

北魏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随行的诸多大臣同样精疲力竭，叫苦不迭。可是，孝文帝却精神抖擞，执鞭催马，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归的架式。

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战马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体恤下情，停止“南征”。孝文帝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却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如执迷不悟，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但是安定王拓跋休等人依旧哭泣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

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迁都意见作为停止“南征”的交换筹码亮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征，那么索性将国都从平城迁徙到这里，否则 “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重之千载！”（《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不等大臣王公们有所反应，孝文帝又说：“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在场的大臣多不乐意迁都，但是却更不愿意“南征”，情急之下，只好挪步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不再“南征”的决定作出之后，群臣感激涕零，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拓跋宏自编自导自演的活剧中顺利实现了。

南北朝时期北魏因迁都亡国的原因

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因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而被看作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迁都这一举措也被看作体现了孝文帝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然而事实上，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圭天兴元年(三九八)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山西大同)，历六帝七世凡九十七年;而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他人了。以后的孝庄帝、废帝、孝静帝等，都走马灯似的，不过是权臣手中的傀儡。
永熙三年(五三二)，北魏结束，离孝文帝迁都洛阳还不到四十年。魏孝文帝迁都，原想以正统的中原王朝自居，统一南方，建立大一统的北魏大帝国。何曾想到两代之后，国势就衰微破败，他那迁都以建宏图大业的构想，也随之成了泡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北魏王朝的迅速衰亡，寿终正寝?
孝文帝不顾国情、族情，独断专行的迁都决策破坏了鲜卑族原来的利益制衡关系，动摇了北魏的立国根基。鲜卑自拓跋圭以来，一直是个坚强的好战的武装集团，不管它的内部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治军事集团时，总是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道武帝、太武帝，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主要就是依靠本民族武装集团的军事能量。
但迁都洛阳，却在鲜卑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就是迁都涉及了整个鲜卑民族的利益，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损失。孝文帝也深知此举会遭到鲜卑族的普遍反对，不敢公然提出迁都主张，遂玩了一个把戏，于太和十七年率三十万大军南下，声称南征。当时秋雨不断，道路泥泞，长途跋涉使将士劳累不堪。至洛阳后孝文帝还要南进，群臣跪在马前进谏，孝文帝趁机要挟他们说若不南征，就得迁都，结果是“旧人恋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
这种让鲜卑大多数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法受到了很多鲜卑人的抵制和反对。例如贵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对迁洛意见不同而被降职。太子恂不乐意迁都，太和二十年八月趁留守洛阳之机，与亲信密谋逃回平城。事发，孝文帝囚禁太子，不久又废掉了他，后来又将他毒死。不仅当时反对迁洛的鲜卑贵族很多，即使在魏宣武帝元洛执政后，鲜卑贵族仍不愿居洛阳，想回平城，这股力量十分强大，连宣武帝都几乎顶不住压力。
迁都还激化了全社会的矛盾。魏孝文帝迁都以后，父子相继在洛阳大兴土木，耗费民力国力，加剧人民的负担。孝文帝早就羡慕汉魏宫城的豪华奢侈，迁都后，就立即邮种亟洛阳。史载：北魏洛阳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中有十万九千余户，城的四面共开十三个门，全依魏晋旧名。城南有四通市，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由于北魏统治者提倡佛教，洛阳佛寺也是鳞次栉比，有一千多所，据《魏书》的记载，当时修筑洛阳的民夫，“日有万计”，而工程的耗费，“日损千金”。
一次徭役，就“发五万人”，役期本文发布于四十天，可见工程量的巨大。正因为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怨愤，迁都之后孝文帝在世时，就不断发生起义暴动。宣武帝、孝明帝时，此类事件就更多。公元四九四年，幽州人王惠定聚兵起事，自称明法皇帝。后来刘僧绍聚众起事，也自称明法王。起义者提出“明法”作号召，可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法无天。
迁都还促使北魏统治集团腐化堕落，重走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老路，无可挽回地腐败下去。北魏初期的皇帝，政治上主要师法西汉文景之治，道武帝甚至用镇压手段对付奢侈腐化而又屡教不改的王公贵族。但迁都之后，这种清虚寡欲、与民休息的政治指导思想就被破坏了。西晋发生过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而迁都之后的北魏出现了元琛与元雍争豪的丑闻。北魏迁都之后统治集团迅速腐化，一方面是本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有社会环境的污染。迁都为他们提供了贪污腐化、奢侈放荡的参照，这个参照就是西晋司马氏集团。河间王元琛造文柏堂，形如皇宫，家有玉瓷的井，金造的水罐，用五色金丝织成井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养马以银为槽，以金为锁环。
迁都之后北魏统治集团腐化的始作俑者正是孝文帝。不错，孝文帝曾有过严惩贪污的历史，但迁都之后，他就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苛政由此而始。如果说修建洛阳城的一些公共设施有必要的话，那么他重修魏晋时的台榭观阁并增添设施，则纯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上行下效，百官也就跟风。他的儿子宣武帝，更是宠任奸佞，朝政大坏而一发不可收拾。北魏统治集团的腐化，孝文帝难辞其咎。
孝文帝迁洛的决策方式和决策程序也是错误的，他采用历代专制帝王惯用的刚性决策，不让智囊臣僚论证，个人独裁而又不允许批评，用残酷的镇压对付批评者，以及造成既成事实后胁迫众人就范，都是决策的大忌。
亡国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