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孝绪简介南北朝时期梁目录学家阮孝绪生平

Posted 2023-01-04 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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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孝绪简介南北朝时期梁目录学家阮孝绪生平

南朝梁目录学家。字士宗，南朝梁陈留尉氏（河南尉氏）人。生于齐高祖建元元年，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年五十八。

阮事迹入《梁书・处士传》。幼以孝闻，性沈静，年十三通五经。既冠，已有超然远引之志，遂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亲友因呼为居士。喜坟籍。是外兄王晏为显贵，屡次到他家，不与相见穿篱而逃。任叹道：“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所居唯一床，竹树环绕，读书其中，学养精进。屡被征，以世路多艰，终不出。其人出处去就，高洁不染有如此。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有感公私坟籍，多所散夫，乃博采宋齐以来图书，集为《七录》一书，总结前人目录学之成就。七录今夫，惟自序尚见于道藏《弘明集》内。七录分内外两篇。内为五录：经典，纪六艺；记传，纪史传；子兵，纪子书、兵书；文集，纪诗赋；技术，纪数术。外篇有二：佛录、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阮之前有王俭《七志》，以分类法论，则阮较王为善。阮氏对目录学之贡献，据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认为有：①分类合理化；②适应时代环境；③工作科学化。阮录在当时已将“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尽于是”，可以说是已尽到目录学史上编集、创见之功。

他对遗典隐文，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公私所藏典籍，尽力罗致，对书目薄录，悉加研究。凡所遇图书，与官修目录悉家勘对。发现官修目录多所遗漏，遂励志总众家之集，更著新目。于普通四年开始动笔，又得到刘杳的无私援助，普通末（约526）成《七录》12卷。体例仿《七略》、《七志》而自定新法。分为内外两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55部，6288种，8547帙，44521卷。该目在分类上有创新，将《七志》中“经典志”的史记杂传别出“纪传录”，而将“军书志”改为兵部，与诸子志合并归入“子兵录”，并增加“佛法录”，以集中反映社会上出现较多的佛、道之书，著录图书时，对作者事迹及书籍流传情况，悉加提要介绍，继承《七略》撰写提要的传统。该目分类体系，自序称他勘酌王（俭）、刘（歆），其实，还吸取了荀勖、李充之长。《隋书・经籍志》称“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同时也批评说：“剖析词义，浅薄不经”、“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也”。隋许善心仿此目之体例，作有《七林》。该目早佚，但《七录・序》载于道宣所著《广弘明集》中，赖以保存至今，成为研究中国目录学的一篇重要的文献。卒后，门徒谥为文贞处士。

唐朝狄仁杰生平简介？狄仁杰历史评价？

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狄仁杰的祖父狄孝绪，在太宗时期做过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也做过夔州长史。受家庭影响，狄仁杰自小便酷爱读书、学习，希望将来能有所作为。
狄仁杰少年时，有一次，附近有人被害，县吏下来察询案情，邻居们都争着分辨对答，只有狄仁杰始终捧着本书在不停地诵读，根本不理会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县吏为此很是恼火，对他叱责不已，狄仁杰却说： “我正在和书中的圣贤交谈，哪有工夫和俗吏们说话。”
唐高宗初年，狄仁杰以明经书为人所重，被授为汴州判佐。
显庆年间，狄仁杰被诬告，很不得志。这一年，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来到汴州对此事进行调查、审理。阎立本是个惠眼识才的贤者，他经过与狄仁杰的接触，发现狄仁杰能言善辨，且深谋远虑，有理政之异才，大加赞赏说： “孔子曾说‘观过知仁矣’，狄仁杰可以称得上是‘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啊!”经阎立本之力荐，狄仁杰升任为并州都督府法曹。
在并州任职时，狄仁杰经常登上太行山，向南眺望，思念远方的亲人。有时，望见一片片孤零零的白云，他就会对左右的人说： “我的家人们住的地方，就在这白云的下面。”说完，就静静伫立着，远远望着云彩，想着亲人，直到白云飘得无影无踪，还是不愿离去。和狄仁杰同府的一位法曹郑崇贤，家中有一位上了年纪而且体弱多病的老母，需要照顾，可这时郑崇贤又接受了任务要去很远的地方。狄仁杰知道后，主动找到郑崇贤，对他说： “你母亲身体不好，你远走异地又如何能不牵挂家人呢?不如让我去吧。”于是，狄仁杰找到长史蔺仁基，请求允许他代替郑崇贤外出，蔺仁基对此大为赞赏，慨然应允，并经常对别人说： “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从此，狄仁杰以“孝友”著称于并州，很受当时人们的尊重。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初，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上任之初，狄仁杰发现这里有很多案件，长期积压，无人处理。狄仁杰凭着卓越的才能，快刀斩乱麻，以极高的办案效率，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公平、合法地处理了17000个遗留案件，而没有一人诉冤叫屈。狄仁杰断案之神奇，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演绎出许许多多令人神秘莫测的故事。狄仁杰理案问刑处处坚持秉公执法，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一视同仁，为人所敬仰。
仪凤元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和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错砍了唐太宗昭陵上的一棵柏树，祸从天降。高宗为此大怒，责令狄仁杰对其严惩。狄仁杰根据理法，判二人免官，上奏高宗。但是高宗嫌判得太轻，非要定二人死罪不可。狄仁杰对高宗说： “权善才二人之罪，完全是一时疏忽所为，不是罪不容赦，罢其官足矣。”高宗大怒道： “权善才砍朕祖坟上的树，让朕落得不孝的罪名，不杀他们叫朕如何对得住先帝呢?”其他官吏见高宗动怒，忙给狄仁杰使眼色让他退下，以免引火烧身。谁知狄仁杰反而义正词严地向高宗申辨道： “臣曾听人说，自古以来，违背人主的意见，直言进谏都是很难的，而臣却认为并非如此。同样是忤人主、逆龙鳞，处在桀、纣统治时期，就很难; 而在尧、舜时却是很容易的。如今我庆幸自己遇到的是像尧舜那样的明君，不用害怕有比干那样的杀身之祸。不知陛下是否记得，在汉文帝统治时，有人偷了高庙中的玉环，文帝想灭其族，张释之进诤说： ‘如果有人偷了长陵上的一抔土，陛下又将如何置罪呢?’于是文帝一改初衷，只判了这个人死罪。陛下您所定的法律，像流放、死罪等，都是因其不同的性质、结果而决定的，是有差别的，哪里有刑律不应判死罪而陛下却要赐死的呢?国家制订法律，就是要让大家照着办，如果法律变化无常，就不能使人民信任，人民就会不知所以。”高宗听完这些话，冷静下来，觉得颇有道理，最后只得同意狄仁杰的主张，免去权、范二人官职，流放岭南。
高宗通过这件事，看出狄仁杰不仅有着刚直不阿的胆气，而且有超凡脱俗的才识和忠贞为国的抱负，因而，不仅没有责怪之意，反而提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调露元年(679)，高宗以宫殿狭小，不能很好地安度晚年为借口，派司农卿韦弘执为他另修宫殿。这个韦弘执是个善于奉承拍马之徒。他接受高宗旨意，费尽心机，挥霍民财，在洛阳为高宗建造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几座宫殿，其中的上阳宫濒临洛水，背依秀丽山川，修有一里多长的画廊，巧夺天工，极为豪华气派。高宗看后心满意足，移居此宫，本想好好地享受一番。但不久就接到了狄仁杰的谏疏，弹劾韦弘执为皇帝建华丽宫殿，是引诱皇帝追求奢侈，应当受到处罚。此疏言辞恳切，据理论实，高宗看过不住点头称是，立即下令免除韦弘执的官职，同时不再久居上阳宫。
当时在朝廷中，左司郎中王本立深受皇帝宠幸，进而由宠而骄，目无王法，横行霸道，惹事生非，大小官吏谁也不敢惹他。身为侍御史的狄仁杰自感有责任清除这一恶霸。于是，他把王本立种种罪证一一列举，上奏皇帝，请求将其交法司问罪。可王本立深得高宗欢心，偏袒之情，可想而知，明知有罪，还是赦免了他。为此，狄仁杰面见高宗说： “大唐王朝虽然有德有识的英才不多，但王本立这样的恶官有一个就不少了! 陛下怎能因对他有宠爱之情而姑息其罪，从而使王法理亏呢?如果陛下一定要枉曲法律而赦免王本立，就请把我丢在没有人的地方，为忠贞者将来之戒!”理直则词强，一席话说得高宗无言以对，只得依照狄仁杰的疏论，交法司定了王本立的罪。
狄仁杰深恤民情，许多事被传为佳话。有一次，狄仁杰奉命出使岐州，行至半途，发现道路不通，待向官府打听，才知道这条路上有近百名盗贼出没，专门抢劫行人的钱物，官府只得封闭了这条道路。狄仁杰询问官府为何不把盗贼捉拿归案，县令满脸愁容地说，早就派人去捕杀过，怎奈，盗贼人多，实在奈何不了他们。狄仁杰听后，思忖一番说： “他们一定是生活极其穷苦，无奈才走上这条路的。”狄仁杰一方面叫人发放赈济粮给穷苦百姓，一方面派人进山劝说盗贼改邪归正。不久，这些为生计所逼的盗贼，自己捆着手臂纷纷来官府自首。高宗得知这件事后，对狄仁杰深为赞许，加授狄仁杰为朝散大夫，安抚百姓。不久，又被调职为度支郎中。
一次，高宗要去汾阳宫，狄仁杰随行前往。途中要经过并州境内，并州长史李冲玄迷信旧俗，因为皇帝车驾要途经妒女祠，而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华服盛装过妒女祠，会遭受风雷之灾。于是李冲玄便征发数万民伕改修驰道，以便皇帝车驾绕过妒女祠。狄仁杰得知后，对李冲玄的劳民伤财行为很是气愤，立即制止说： “天子出行，有千乘万骑随行，风伯为之清尘，雨师为之洒道，难道还有什么妒女敢于加害吗?”遂命数万民伕返归家乡。高宗对狄仁杰的行为很欣赏，赞叹道： “狄仁杰真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啊! ”
公元684年，中宗被废，武则天立幼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从此，所有政事都由临朝执政的皇太后武则天裁决。
垂拱二年(686)，狄仁杰被调到宁州(今甘肃宁县)做刺史。宁州是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社会风情和民俗都比较复杂，矛盾也比较多。狄仁杰到任后，采取了有力的政治措施，尤其注意民族团结，体察民情，使各族百姓都和睦相处。因此，各族百姓为纪念颂扬仁杰政绩，给他立碑歌功颂德。不久，右台监察使郭翰奉命来此视察，一路上，弹劾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可是当他来到狄仁杰管辖的宁州境内，立即感到情况和其它各地大有不同，所到之处，政通民和，人们都交口称颂狄仁杰的功德。郭翰于是明白狄仁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回到朝中，他称赞仁杰施政有方，不久，武则天提升狄仁杰为冬官侍郎，充任江南巡抚使。
狄仁杰到任后，发现吴、楚各地修建很多祠庙。他一贯对社会上存在的颓风陋俗十分厌恶，认为它们扰民坏事，应尽力根除。于是，他力排众议，下令毁祠，一举毁掉祠庙1800多座。
垂拱四年(688)，武则天镇压了反对她临朝称制的徐敬业和越王李贞的叛乱。为此案牵连犯罪的多达六七百人。此时，狄仁杰已转为文昌右丞，出任豫州刺史。他认为这事处理的不妥，一方面请司刑使暂缓刑期; 另一方面用密报上奏武则天说： “臣如果当着朝中大臣的面，给陛下上奏，他们一定会说我是在替叛乱的犯人辨护。但臣如果知而不言，不给陛下上奏，又怕违背了陛下一向体贴百姓的本意。因此，这个奏章我写了好几次，写好了，又撕掉，撕了又写，实在拿不定主意。臣以为这些人原本并非真心要背叛朝廷，只是由于李贞的胁迫，才参与了叛乱活动，他们确实没有反叛之心，因此，情有可原，希望陛下体谅下情，减轻对他们的处分。”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劝谏，果真下令免除了这些人的死罪，把他们流放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当这些犯人们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对他们说： “是我们狄府君救了你们的命啊! ”这些人感激流涕，在纪念仁杰的德政碑下祭奠了三日，才赶路。到达流放地后，他们又立碑以纪念狄仁杰的功德。
当初，越王李贞叛乱的时候，宰相张光辅率兵前去讨伐，叛乱被平定之后，张光辅的军队暂驻豫州。他手下的将士居功自傲，在豫州要这要那，私欲难填。狄仁杰自然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不肯答应，张光辅得知后，很是气愤，以为狄仁杰目中无人，斥责说： “你一个小小的州官居然敢轻视我这个元帅吗?”狄仁杰没有直接反击他，却指东说西，自言自语道：“使河南出现战乱的，不过是一个越王李贞罢了。如今，死了一个李贞，却出现了万数的李贞。”张光辅听了，恼羞成怒，却无言相驳，回到朝廷后，张光辅上奏武则天，说狄仁杰骄傲不逊，武则天便把狄仁杰调到復州做刺史，不久又调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虽处分了狄仁杰，但对狄仁杰的政绩和为人还是十分欣赏的。不久，武则天又借故杀了宰相张光辅。天授二年(691)九月，武则天提升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做上了宰相。武则天召见他时，说： “你在汝南的时候，虽然很有善政，可是还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狄仁杰不加思索地说： “陛下认为臣有过错的话，臣应当改正它; 陛下知道臣没有罪过，就是我的万幸了。臣不想知道这个人的姓名，而宁愿和他做个好朋友。希望陛下不要告诉臣这个人是谁。”武则天对狄仁杰这种不记私仇、心胸坦荡的品德，颇为赞赏，说道： “狄仁杰果然很有长者风范。”因此，对他更加信任重用。
武则天做了皇帝以后，为防止大权旁落，独揽大权，强化皇帝的专制统治，以致朝中大小事情都要由她亲自批阅。有一次，狄仁杰看到武则天正在审批太学生请假还乡的奏章，认为这样会影响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大事中，便对武则天说：“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应当牢牢掌握好生杀大权，绝对不能把它让给别人。至于其它一些小事，例如太学生请假等事，就应该交给国子监丞和主簿处理，如果都由陛下您亲自审批，那么成千的太学生陛下您何时能审完，国家大政岂不因此而耽误了。”武则天听后，认为很有道理，便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
但是，狄仁杰只作了四个月的宰相，便被酷吏来俊臣诬告谋反而被罢相下狱。来俊臣决定亲自来审这个案子。原来，武则天曾有指令，凡是初次审问就承认罪状的，可以免除死刑。于是，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为了免于冤死，等待时机，再图他计，狄仁杰便爽快地招认了谋反罪。来俊臣见狄仁杰如此痛快地承认了谋反的罪状，便没有对他再施刑罚。为了陷害宰相杨执柔，来俊臣教唆判官王德寿通过狄仁杰以达其目的。王德寿找到狄仁杰，说： “您犯了谋反罪，是要判死刑的。我很想替您去求情，只要您肯把杨执柔也牵扯进来，说他也想要反叛朝廷，我就可以上奏皇帝，免你一死。”听了王德寿的一番话，狄仁杰看出了来俊臣一伙的险恶用心，怒不可遏，气愤地说： “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话声未落，以头触柱，顿时血流满地。王德寿一见，惊惧万分，不敢再去逼问了。
后来，狄仁杰趁狱中看管松弛之机，请求狱卒给他拿来笔砚，瞅看守不注意时，从被头上撕下一块白布，写明了自己的冤枉，放进棉衣里面。然后，他把棉衣交给狱吏说： “天气热了，请把这件棉衣交给我家里的人，让他们给我去掉里面的棉絮。”狱吏没有察觉出异样，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接到棉衣，拆开棉絮，发现了里面藏着的帛书，就急忙拿去向武则天告发。
武则天看了帛书之后，立即把来俊臣召来问道： “你上奏说狄仁杰已招认了谋反罪，可如今他的儿子又拿着他的冤状来申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你又对他用刑了吗?”来俊臣一听，连忙辨解道： “对于狄仁杰，我确实不曾用刑，让他吃好的，住好的，没有虐待过他，就连他的头巾和衣带也没有去掉。只是他们如今没有犯罪的事实证据，是不肯老实承认罪过的。”武则天听了，半信半疑，便派通事舍人周綝前去查看。来俊臣听说后急忙赶到狱中，令狱卒把狄仁杰打扮一番，戴上头巾，系上腰带，让他在旁站立，然后叫周綝进来看。周綝一向惧怕来俊臣，这次更是担心得罪他，只是张望了一下，唯唯诺诺地说了几句恭维话就退出去了。来俊臣还是怕此事败露，又命人替狄仁杰写了个《谢死表》，交给周綝，让他带呈武则天。恰巧这时，凤阁侍郎乐思晦，被来俊臣诬告谋害，以致家破人亡，他的儿子控告来俊臣，被武则天召见，他怒斥来俊臣欺君枉法，并说朝中任何忠臣，来俊臣都可以逼他承认谋反。武则天联想到周綝带回的那份狄仁杰的《谢死表》，顿时有所醒悟，急忙派人把狄仁杰带到朝中，问道： “你既然已经供认有谋反罪，为何又让你儿子来告状呢?”狄仁杰回答说： “当初我如果不认罪，只怕早被来俊臣他们折磨死了。”武则天又问： “既是如此，你为什么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一时莫名其妙，说： “臣从来不曾写过什么《谢死表》。”武则天于是把《谢死表》拿出来让狄仁杰看。狄仁杰看后气愤地说： “这不是我的笔迹，一定是有人伪造以陷害为臣，还请陛下明察。”武则天这才明白真相，免除了他的死罪，把他贬为彭泽县令。
来俊臣和他的后台武承嗣没有达到目的，便到武则天那里说： “狄仁杰他们犯了谋反的大罪，这样处分未免太轻了，应当把他们杀掉啊。”武则天坚决不答应，并且对他说： “既然我已经下达了赦免他们死罪的诏令，就不会收回。”
彭泽县是个穷困地方，狄仁杰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并上疏武则天，希望减免民租。这种身处困境依然忧国忧民的精神，很为武则天赞赏。不久，武则天把狄仁杰从彭泽县调到魏州做刺史。
当时的魏州形势已经很紧张。北方的契丹族，随着势力的强大，向外扩张的野心也不断增长，不仅出兵侵占了冀州，杀死了刺史陆宝积，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吏民，而且又攻打瀛州，致使河北百姓惊慌不安。原魏州刺史独孤思庄对契丹更是害怕，便把附近的老百姓都赶到了城里，加固城墙，准备固守魏州。狄仁杰到达魏州以后，分析了敌我形势，觉得契丹仍然势单力薄，无法进攻魏州，老百姓在城内坐吃山空倒会自乱，下令让所有百姓回家生产，并对他们说： “敌人离这里还远着呢，何必如此惊慌。万一敌军来到魏州，我就亲自带领军队去同他们作战，也用不着烦扰老百姓，你们回去安心耕作吧。”
果然契丹人不仅没有敢来侵犯，而且悄悄地退走了。魏州的百姓个个都对狄仁杰的胆略和气势赞佩不已。
随着狄仁杰在魏州的声望与日俱增，武则天看出狄仁杰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久，武则天就提升他为幽州都督，并赐给他紫袍、龟带。狄仁杰在紫袍上缝制了12个金字，以表示他对武则天的耿耿忠心。神功元年(697)闰十月，武则天特意召狄仁杰回朝，任命他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在狄仁杰这第二次被任用宰相时，武则天还特意赐给他一所很好的宅第让他居住。
这时疏勒、龟兹、于阗、碎叶四镇是唐朝的西疆战略要地，很多人被征到这里戍边，百姓们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狄仁杰恢复相位之后，立即向武则天上疏，建议采取以少数民族治理少数民族的方法来保卫疆土，以减少对国家大量资财的耗费。他说： “如果派兵到荒外去作战，即使倾其府库的全部，争夺来的仍是一块不毛之地，既不足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获得的土地也不能用来耕种，不过是徒劳无益罢了。如今，我们国家频频出兵，军费开支很大，西边要戍守四镇，东边还要戍守安东，每天都要增加调发的任务，老百姓们被搞得疲惫不堪。阿史那斛瑟罗是阴山一带的贵族，在沙漠称雄，如果册封他为可汗，将四镇委他来统治，不仅消除了突厥人的疑虑，而且节省了国家大量开支，同时又减少了荒外转输之劳，减轻了百姓的戍边之苦。捐四镇而使国内殷实安宁，百姓没有了怨苦，本根得以巩固。在当前，应当加强边防守备，以逸待劳，以防侵侮之患。”结果，狄仁杰的建议，武则天没有采纳，还是派兵镇守四镇。然而当时的有识之士却认为狄仁杰的意见是正确的。
武则天做皇帝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立太子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是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两家争夺极其激烈，成了进一步稳定政局的关键，而且也成为契丹、突厥出兵犯边的口实。
当时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为谋太子之位，在暗地频频活动，多次让人劝说武则天立武氏之后为太子，认为“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武则天也确有想立武三思为太子的意思，便询问各位宰相的意见。一些官宦大都怕言差语错招来杀身之祸，一言不发。唯有狄仁杰站出来说： “臣看出天下百姓还没有忘记唐室的恩德。例如匈奴来犯的时候，陛下派梁王武三思去招募勇士，几个月的时间才招集了不及千人，后来让庐陵王代替他，不几天，已招集了5万人。现在要立太子，非庐陵王莫属。”武则天这次没有发怒，但还是没有下定决心立李氏之后为太子。眼看武则天老眼昏花，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来找狄仁杰，向他询问保全自己的计策，狄仁杰又对他们说： “只有劝说武则天复立庐陵王为皇太子，才能免祸。”二张听其言，屡次要求武则天立庐陵王。
不久，74岁高龄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 “朕昨天夜里，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都折断了，不知为何。卿看是何征兆?”狄仁杰趁机借题发挥说： “鹉者，武也，即指陛下; 两翼即指陛下的两个儿子。陛下若起用两位殿下，两翼不就复振了吗?况且太子是天下的柢柱，他一动摇，天下就危急了。太宗亲冒争战之险，在血雨腥风中夺得天下，以求传之子孙; 高宗病危时，把二子托付于陛下，陛下取得帝位，已有十几年了，如今又想传位给他姓，恐怕就不是天意了。而且，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庐陵王，那么百年之后，可以永享儿孙的香火; 若立侄子，则从未听说过侄子当皇帝为姑母修庙奉祀的。”狄仁杰这些关键的话无疑触动了武则天的心，终于促使她决定立子庐陵王为太子。
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派徐彦伯到房州将庐陵王李显秘密接回神都。庐陵王到了以后，武皇将他藏在帐中，召见狄仁杰，同他谈起庐陵王的事。狄仁杰不知，还在向武皇慷慨敷奏，言发流涕，武则天微笑着对狄仁杰说： “还卿庐陵王。”于是让李显从帐中出来相见。狄仁杰一见，悲喜交加，说： “太子既已回来神都，却没有人知道，外面人言纷纷，怎么能使人相信呢?”武则天认为有道理，就让太子住在龙门，准备好礼物后将他迎回了朝中。由此，挫败了武氏家族想夺取太子地位的野心，维护了李唐的统治，为避免征战和消除外敌入侵的口实，狄仁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圣历元年(698)，狄仁杰被任命为检校纳言，并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这时，北方的突厥贵族带兵侵入赵州、定州一带，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元帅，率领10万大军，讨伐突厥。突厥闻讯后，将俘获的1万余人全部杀死，带着掠夺的大量财物，仓皇逃走。狄仁杰率军猛追，终因突厥人逃循时间太久而无济于事。突厥人入侵时，有些人被驱赶逼迫，为突厥干了些事，狄仁杰率兵来到后，这些人担心被杀，惶恐不安，纷纷逃匿。狄仁杰认为应对这些百姓施以宽大政策，一律赦免，不加问罪。他特上疏武则天： “不能因为各城曾经沦入敌手，便认为这是坏地方，使这些地方在敌人退走后，还要遭受摧残。我们为了招抚归附的敌人，还要秋毫无犯; 对百姓加以伤害，更是君子所愧辱的事情。百姓就好比是水，堵塞它就成为泉，疏导它就成为河流。过去董卓之乱时，董卓被杀，王允不赦免董卓的部属，由此变乱纷呈，以致酿成大乱，最终使京师化为废墟。如今戴罪的人，涉足草野，潜藏在山泽中，赦免他们的罪，就会归顺朝廷不赦免他们，就会出现暴乱; 不如对他们宽大处理，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武则天同意了狄仁杰的意见，对被突厥驱使的百姓一律不问罪，狄仁杰还分发给他们一些粮食，以安抚人心，修驿馆以利于官军撤回，禁止部下和朝里派来的使臣勒索百姓，为此，他以身作则，带头吃菜、粗粮，过俭朴的生活。逃匿的百姓闻讯后，纷纷返回家乡，结果，黄河以北安定下来。狄仁杰返回京城后，拜任为内史。
狄仁杰为相时，知人善任、举贤荐能的事情有很多，经他先后推荐的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人，官至公卿的有数十位，还有的后来成为有名的宰相，如姚崇，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 “我想找一个有勇有谋的，你可知道有这样的人吗?”狄仁杰问道： “不知陛下要这样的人做什么呢?”武则天说： “我想让他做未来的宰相。”狄仁杰说： “陛下要用文字功底深厚的人，现在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就足以胜任了。陛下是不是觉得他们过于拘谨，想要找一个天下奇才，能担当起国家重任的人呢?”武则天高兴地说： “你说得很对，我正是这个意思。”狄仁杰深知张柬之胸有韬略，腹有良谋，是个相才，便力荐张柬之，说： “陛下如果想取得一个卓绝出众的奇才，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陛下不要以为他年纪大了，事实上他很有韬略，的的确确是个宰相之才。只因为，他如今只是荆州(今湖北江陵)长史，老是得不到重用，所以一直不能很好地发挥他的才干。如果陛下能提拔他作宰相，他一定会为国家效忠尽节。”武则天并没有完全听信狄仁杰的话，只升任张柬之做了洛州(今河南洛阳)司马。过了一些日子，武则天第二次请狄仁杰给她推举人才，狄仁杰说： “我上次推举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重用呢。”武则天说： “我不是已经把他提升为洛州司马了吗?”狄仁杰说：“我推荐的是宰相，只做一个小小的洛州司马，是远远不够的啊!”武则天又提升张柬之做了秋官侍郎。直至狄仁杰不在人世的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听到朝中大臣们议论张柬之，说他沈厚有谋，能断大事，确有相才，应居相位，这才认识到狄仁杰推荐的正确，提升张柬之作了宰相。张柬之果然深孚所望，使中宗复位，为唐朝振兴作出了贡献。
狄仁杰举人，总是以德才为重，以至公为怀，内不避亲。圣历元年(698)，狄仁杰任相期间，武则天命令宰相各荐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推荐自己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授任地官员外郎。他上任后果然很胜任这个职务。武则天高兴地对狄仁杰说： “你可以继承古代荐举自己的儿子的祁奚了。”祁奚是春秋时人，曾推荐他的仇人解狐接替他，解狐未上任就死了，祁奚又推荐自己的儿子祁午，祁午就职后，政绩显著，为人称道。因此武皇称赞狄仁杰有古之遗风。
狄仁杰善于用人，能使人各得其所。契丹的将领李楷固，精骑射，善舞槊，又长于使用套索，每次入阵厮杀，所向披靡。还有契丹战将骆务整，英勇善战，多次打败唐兵。契丹的首领死后，李、骆二人都归降了唐朝。朝中有人认为他们投降太迟，且多次杀伤唐军，主张对他们处以极刑并灭其族。狄仁杰却认为李、骆二人勇猛无比，如果用恩惠安抚他们，就都能够为我所用。他上奏武则天，请求对其宽恕免死，授以官爵，使其感恩戴罪立功。狄仁杰的亲友们深为他这样做担心，都劝他不要引火烧身，狄仁杰却说： “这件事有利于国家，即使有危险，也不应该为自己打算。”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意见，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率兵进击契丹余部，果然凯旋。李楷固到含枢殿献契丹俘虏，武则天很高兴，当即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封燕国公，并赐姓武，又下令设宴款待诸位将帅。席间，武皇举杯对狄仁杰说：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并要加以奖赏，狄仁杰说： “这些功劳都是陛下威力神灵和各位将帅竭忠尽力所致，我有什么功劳呢?”固辞不受。
狄仁杰的知人荐才，外不避仇，内不避亲，大公无私，可谓符合了唐太宗所说的“广求贤才，随才授任”了。在这方面，他鞠躬尽瘁，以尽其相职，起用了一批正直博学的贤才，对武则天的政权稳固起了很大作用，武则天对其恩礼有加，而狄仁杰对武则天却不是言听计从。武则天在称帝以后，为了证明她以周代唐是受于天命，更为尊崇佛教。久视元年(700)四月，武则天前往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去观看僧人葬佛舍利，武则天立即答应了。要出发时，狄仁杰来到武则天马前，跪着说： “佛不过是夷狄的神，是不值得让人主降低身份接受邀请的。僧人诡诈，想邀请到万乘之尊来迷惑远近的百姓。再说，沿途山路狭窄奇险，不利于侍卫，这也不是万乘之尊的陛下所应当去的啊! ”武则天当时没有答应狄仁杰的请求，照计划起程了。一路上，武则天越想越觉得狄仁杰的话有道理，此时队伍已走过了一半的路程，武则天还是命令队伍返回原驻地，并对左右大臣说： “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成全我正直之臣的正气。”
同年，武则天计划再次要建造大佛像，以便借助佛教巩固她的统治。工程花费巨大，府库的财力不足，武则天准备让天下僧尼每人每天施一个铜钱，作为助修费用。狄仁杰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的措施，于是上疏劝谏说： “为政之本，必先人事。现在有的佛寺比天子的宫殿还要华丽堂皇，但这些建筑，鬼神既不能建造，僧尼又不参加劳动，人力物力最终还是由老百姓来负担。百姓们本来就吃不饱，穿不暖，除了官府的赋税外，僧尼们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勒索老百姓，有的甚至比官府还要厉害，以致于老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不得不放弃生产，去做僧尼，现在僧尼已经达到了好几万人，使得从事生产的人越来越少，吃闲饭的人却越来越多，百姓的负担也就随之越来越重。游方和尚又以佛法为借口，到处欺骗百姓，他们动不动就在乡村修建经坊，在城里也盖起精美豪华的馆舍。他们为佛寺集资化缘的急切程度，超过了官府征收赋税; 僧尼们做法事的规程的严格程度，甚至要超过皇帝所颁发的制书敕令。每次想到这些事，我心里就十分忧虑不安。相当年，如来佛祖创立佛教，就是以大慈大悲为宗，并不为追求奢华使百姓民不聊生。陛下既然敬重佛教，就更应当以慈悲为怀，节省百姓的人力财力。请陛下下诏立即停止此役。”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奏章，很受感动，对狄仁杰说： “你既然劝导我行善，我又怎么能不听从你的教诲呢?”于是，令停止修建佛像。
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武则天对狄仁杰最为推重和信任，常常称他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性格刚直，习惯于直言进谏，武则天一般都能屈己而采纳他的建议。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到郊外游览，途中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狄仁杰的头巾被大风吹落在地，坐骑也因为受惊，狂奔起来。
武则天忙令太子李显追逐惊马; 自己亲自拾起狄仁杰的头巾，让狄仁杰戴好。
久视元年(700)，狄仁杰76岁，因年老多病多次向武则天提出告老还乡，但武皇却未答应。武则天对年老多病的狄仁杰百般照顾，入朝参见的时候，还常常免除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且说： “每次看到国老下拜的时候，我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心里会很不安。”武则天还免去了狄仁杰在宫中的宿值，并告诉狄仁杰的同僚们说： “如果不是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就不要去麻烦国老。”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尊崇和礼遇，不枉狄仁杰对武则天事主尽忠的一片真心。
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因病与世长辞。武则天闻讯后，悲痛不已，为狄仁杰举哀，停止上朝三天，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 后中宗即位，追赠为司空，睿宗时又封为梁国公。

阮孝绪简介 南北朝时期梁目录学家阮孝绪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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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狄仁杰生平简介？狄仁杰历史评价？

阮孝绪简介南北朝时期梁目录学家阮孝绪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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