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弼为何敢顶撞拓跋焘

Posted 2023-01-04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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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弼为何敢顶撞拓跋焘

北魏皇帝拓跋焘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任期间，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还攻取了南方不少地盘，算是一代雄主。他手下有位名叫古弼的大臣，是一位刚直之辈，做事很有原则，甚至敢顶撞拓跋焘。

据《北史》记载，某年，拓跋焘在西河狩猎，下令主管官吏提供狩猎的马匹，古弼居然上了一匹比较瘦弱的战马，这分明是跟皇上抠门。拓跋焘极其恼怒，威胁说：“尖头奴，你居然敢跟我计较，回到宫里再砍你的头。”古弼脑袋比较尖，像一支笔，因此拓跋焘骂他为“尖头”，而古弼的外号就是“笔头”。古弼倒是不怕，他回答说：“如果让皇上打猎打得不开心，那罪过还小;如果让国家陷入没有充足战备的窘境，那我的罪就大了。现在我们南北两边都有强大的敌人，敌人窥视我们的边境和国土，这才是我最大的忧虑;我选择比较肥壮的马作为战马，将较次的马用来狩猎，如果利于国家，我死又何惜。您是明主，可以跟我说道理，如果有罪，就算在我古弼身上，与其他人无关。”

古弼讲清楚了道理，认为战备资源不能用来狩猎，我这样做是为国家利益，不是为满足你一时之快，然后又有所担当。

拓跋焘毕竟是明理的皇帝，听完后，笑着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他不仅没有治古弼的罪，还奖赏给他一袭衣服、两匹马、十头鹿。

还有一位对皇帝抠门的大臣，是后唐时期的张承业，他是主管国库的官员。某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举行宴会，李存勖要儿子专门为张承业跳了一段舞。舞毕，张承业拿出宝带和马作为打赏，李存勖面子上挂不住了，直接说：“老张，我儿子缺的是钱，你还是赏钱吧。”没想到张承业不答应，说：“我掌管的是国家的钱，不能私自动用。”李存勖很恼火，数落了张承业几句，张承业也不相让，说：“我守着国库，是为了国家能成大业。如果你觉得我碍事，把我撤职算了。到时候，财散了，兵也散伙了，承担后果的恐怕不止我一个。”一番话让李存勖清醒了。

古弼和张承业坚持自己的财政权，哪怕是皇帝的命令，只要不符合国家原则，也不会松手乱开国库，看似抠门，其实是为国家省钱，为朝廷节流，要让钱用到刀口上。他们是合格的管家。

北魏大臣古弼如何让太武帝拓跋焘虚心认错？

公元444年春，北魏大臣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区(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群众来信，信中反映：“(上谷皇家)苑囿过度，民无，乞减太半，以赐贫人。”由这短短十六字里，不难想象上谷皇家园林多么硕大多么繁华多么绮丽，不难听到失地贫民的呼声多么悲怆多么急切多么强烈！皇家园林的“过度”膨胀，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他们希望朝廷“还田于民”，减掉上谷苑的大半面积“赐给”贫民耕种。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面对上谷百姓正当合理的诉求，古弼心急如焚，眼看临近春耕时节，他不敢怠慢，揣着奏折，急匆匆跑进宫。

不料事不凑巧，古弼见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拓跋焘正在与给事中刘树下围棋，一门心思扑在棋局上，哪会在意这位古先生？可叹古先生十万火急地跑进宫来，原本是要上陈民意，以解民忧，然而拓跋焘却偏偏“志不在弼”，不闻不问地把他晾在一边。古弼不便打扰，无奈之下只得耐心坐等，心里却火烧火燎一般。然而，“弼坐良久，不获陈闻”，坐了老半天冷板凳，皇帝依然没搭理他，还是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于是这一下，古弼火了，满腔义愤像火山一样爆发……

不过，古弼情急之中头脑清醒，知道这“火”不能直接“发”到皇帝身上。他急中生智，遂拿刘树“问责”。说时迟，那时快，古弼“忽起，捽树头，掣下床，搏其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这个情节很有意思，正襟危坐的古先生，突然跳将起来，举动如闪电似的，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胡床(矮凳子)，紧接着一手拽住刘树的耳朵，一手攥成拳头打他的后背，并且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小子的罪过！”刘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可拓跋焘心里明白，你古先生指桑骂槐是冲着我来的，旋即变了脸色，丢下手中的棋子(“失容舍棋”)，尴尬地对古弼说：“没有听你奏事，实在是我的过错，小刘有什么罪过？快把他放了！”

皇帝表态认了错，愿意“担责”，这正是古弼在内心煎熬中所期待的，于是他立即放过刘树，转而仗义执言，向拓跋焘一一奏明实情。拓跋焘听了，“皆可其奏”，答应了古弼的请求，顺应民意，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给了贫民。事后，古弼觉得自己的举动太失礼，于是光着头赤着脚到官署里去“自劾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先生何罪之有？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今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即使造次越礼，你也要去做，不要有什么顾虑！”

看来，拓跋焘这个“天之骄子”还能够顾大局，识大体，懂得关注民生疾苦，是个豁达大度、善纳民意的君主。古弼无奈之下点了一把火，冒犯了“君威”，他不但不怪罪，而且反思己过，抚慰古弼，鼓励他大胆干。平心而论，古弼刚正执著、务实惠民的精神值得赞赏，但搅了皇帝的雅兴，敢于犯颜儆戒，皇帝尊严何存，面子何在？要知道那是一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时代，弄不好就会丢官去职，甚至性命攸关，人头落地。

所幸拓跋焘深知古弼禀性“质直”，又是个报国爱民而不惜生死的贤人，故而才使得一场危机得到了化解。可见，“主明臣直”，没有上级领导者的开明通达，闻过则改，也就没有下级部属的直言敢谏，官场中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政治环境，即使有古弼一样的社稷之臣，也难成就大事。

每读史，常感叹谀臣庸官好做，直吏诤臣难当。也就是这位古弼先生，在太武帝拓跋焘死后不久的452年，就因为“议不合旨”，即与文成帝拓跋濬(拓跋焘之孙)的意见不同，竟遭枉杀，真是惜哉悲哉！皇权专制下，古弼的幸运不可能永远都有，所谓“好皇帝”史不多见，盖由专制制度使然也。然而尽管如此，历史终究不会遗忘古弼这样的仁人，他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铮铮风采，至今依然在我们眼前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