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的女子饰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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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的女子饰物有哪些
至魏晋南北朝时，女性美的观念由质朴趋于华丽，从自然转向雕琢。当时的文学作品便充分反映出这种状况。如曹植《洛神赋》描写的妇女妆饰：“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晋崔豹在《古今注》记：“魏文帝宫人绝所爱者，有莫琼树、薛夜来、陈尚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侧。琼树始制为蝉鬓，望之缥缈如蝉翼，故曰蝉鬓。巧笑始以锦衣丝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来善为衣裳。皆为一时之冠绝。”从上述可知当时妇女对妆饰及服饰的重视。
耳饰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载：“（诸葛）恪尝献（孙）权马，先馅其耳。范慎时在坐，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诸葛恪用母为女穿耳附珠之事，说明自己残马耳非不仁之举，可见女人穿耳附珠在当时司空见惯。这种穿耳附珠的耳饰称“珥”。珥，又作。《释名》在解释时说：“，镇也。悬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此本出于蛮夷，蛮夷妇女轻浮好走，以此锤之也。今中国仿之也”。如果说对少数民族妇女来说，悬耳旁是为使其自重不妄听，那么当中原妇女仿效之后，其装饰意义显然大大加重。
南北朝马头鹿首金步摇
头饰
耳饰之外还有头饰。步摇即头饰之一种。《释名》说：“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以覆于首上，有垂珠，步则摇也。”《三国志・吴书・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工匠因缘偷盗，府藏为空。”假髻也为头饰的一种。《宋书・五行志》载：“晋海西公太和以来，大家妇女，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于木上，呼曰‘假头’。人欲借，名曰‘借头’，遂布天下”。假髻事先做好，可摘可戴，还能借人，类似今天的假发。钗镊也为此时期妇女的首饰。《太平御览》引《晋记》载：“王达妻卫氏，太安中为鲜卑所掠，路由章武台，留书并钗钏访其家”。同书又引《晋令》说：“六品下得服金钗以蔽髻”。又说：“女奴不得服银钗”。《宋书・明帝纪》载，泰始三年（公元467年），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南齐书・文安王皇后传》载：“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裳及首饰，而后床帷陈设故旧，钗镊十余枚。”同书《周盘龙传》载：“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镊二十枚，手敕曰：‘饷周公阿杜。’”南朝刘宋刘敬叔《异苑》说：“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盗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致讨执。东阳长山县吏李，义熙中遭事在郡，妇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白鱼跳落妇前。剖腹得所愿钗，夫事寻散”。梁汤僧济《渫井得金钗诗》说：
昔日倡家女，摘花落井边。摘花还自插，照井还自怜。窥窥终不罢，笑笑自成妍。宝钗于此落，从来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令何在，此物今空传。
诗人于井中得金钗，描述倡家女于井边自照落钗于井，非常生动。从“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传”二句看，倡女井边之态纯属诗人想象。但妇女以钗为饰并非想象，而是反映了当时妇女戴钗之俗。
魏晋南北朝时妇女的饰物除了首饰、耳饰外，还有钏，《太平御览》引祖台之《志怪》说：“建安中，河间太守刘照夫人卒于府。后太守至，梦见一好妇人，就为室家，持一双金与，太守不能名。妇人乃曰：‘此。者，其状如纽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丧，言有。开棺视夫人臂，果无复有焉。”此中，为戴在胳膊上的装饰，即钏。《南齐书・东昏侯纪》载：萧宝卷妃潘氏的服饰，“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魄钏一只，直百七十万”。
魏晋南北朝时的“禅让”是做戏吗？ 虚伪的禅让
南朝四代，宋齐梁陈，朝代更迭很有特点，不是刀光剑影杀出血路夺了人家的江山，而都是通过貌似温情脉脉的“禅让”来荣登宝座的。用现在的话说，特“和谐”。不过，禅让在南朝的轮番上演，虽然少了些血雨腥风，却充斥着更多的狡诈与阴谋，实际上还是篡权夺位。因为要打禅让的旗号，所以必须把顺天应人的戏做足，“劝进”于是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是主要环节。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晋恭帝很聪明，知道东晋气数已尽，皇帝早就是军阀的傀儡，所以刘裕让人将写好的禅位诏书拿给他抄的时候，他欣然命笔，没有丝毫犹豫。按说这事儿就算结了，刘裕应该满心欢喜地圆他的皇帝梦去了。
可是不，刘裕一定要“奉表陈让”，说自己德行浅、功劳小，当不起这个大位。这时候，晋恭帝早已知趣地搬出皇宫去了，这个陈让表自然不能送达。数百名大臣联袂上表劝进也不行，刘裕硬是把架子端着。这个时候，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亮相了，他就是太史令骆达。魏晋以后，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天文历法。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很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往往抱有主观神秘的态度，所以太史令颇有些像现在的仙婆神汉，要太史令来证明刘裕代晋是上天的旨意，显然是太合适不过了。
骆达一条条地陈述着，大臣们静静地听着，刘裕不动声色地看着。不外乎太白经天异姓兴、五虹见天圣人出、黑龙登天大人受命一类的星象符谶记录。有意思的是，骆达还玩起了数字游戏，说什么东汉建武至建安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四十六年而禅晋，而晋自泰始至今正好一百五十六年，都有个“六”字，可见刘宋受禅是上天的安排。骆达叨咕完了几十条天降附瑞的记录后，群臣齐声附和，刘裕看到压轴戏已经唱罢，这才应允了。在我们很多没有心机的人看来，刘裕这样太造作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会惹人非议。其实不然。他不仅是把戏做给群臣看，通过这样一种仪式来观察众人的忠诚度，而且是把戏做给天下人看，让所有臣民都知道，我刘裕当皇帝是受到老天爷的支持的。所以，后来齐代宋、梁代齐、陈代梁的时候，这出大戏都演得有板有眼，如出一辙。更有意思的是，连压轴戏的主演和戏词儿都一成不变，直接剽窃自刘裕大导演的禅让剧本。齐高帝萧道成受禅时就是这样。
先是宋朝王公大臣登门陈请，后是太史令文建陈天符瑞，依然是东汉一百九十六年禅魏，魏四十六年禅晋，晋一百五十六年禅宋，而宋自永初立国至今已六十年，又是逢“六”。如此一来，结论自然是“天意”。其实，在篡位者的心里，皇帝这个宝座是非我莫属的，有没有太史令的数字游戏，都不会影响到大局。之所以让群臣粉墨登场、联袂劝进，不过是不得不走的一个过场而已。既然是走过场，表演是否出彩，场面是否感人，乃至戏词儿是否剽窃，也就无关紧要了。太史令的数字游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禅让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样板。其实质不过是实力派野心家们将力不从心的傀儡皇帝们从龙椅上揪下来后，为自己取而代之而上演的一幕幕荒诞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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