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宗教学体系初成

Posted 2023-01-04 神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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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宗教学体系初成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战争不断;南朝内部赋税、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贪污腐化，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朝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佛教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宣称人死灵魂不灭，根据在生的善、恶，或入天堂极乐世界，或入地狱受各种痛苦;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来世”。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因此，他们极力提倡佛教，到处兴建佛寺，铸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就有480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僧众以百万计。

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450――515年）。《梁书・范缜传》：缜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祖琢之，官至中书郎;父蒙，曾为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弱冠，拜当时的名儒刘为师。他卓越不群，勤奋好学，深受刘赏识。“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由于“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朝廷所重，一直怀才不遇，穷困潦倒，25岁就白了头。35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累迁至尚书殿中郎。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于是研究汉魏以来，特别是杨泉、何承天等人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永明七年（489年），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他的意思是：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范缜乃以问答形式，著《神灭论》，论述其理。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又说，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

他又举例说：精神就像锋利，形体就像是刀刃。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从而，他作出了形与神关系的正确论断。

形神关系问题，是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范缜关于“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一元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论敌提出：木与人既都是质，但是“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岂不是死人与活人都有知？”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范缜解释说：人与木、生人与死人虽然都是质体，但是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觉是人生的属性，无知是木和死人的属性属，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论敌又提出：既然生人之形有知。那么，“死者之形骸，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此，死人也应有知，有灵魂。范缜辩解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有如“荣木变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即是说，由生人变死人，荣木变枯木，是一种质变，不能等同。“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而生者必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有渐，物之理也。”就是说，人由生到死，树由荣变枯，是自然一定变化的规律，生与死，荣与枯，两者既不同质，也不能反变和循环。这些有关物质的属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知”（感性）与“虑”，（理性）认识上，论敌们问道：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范答：“皆是神之分也。”又问：“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虑，手等亦应虑也？”范答：“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即是说，认识分为知、虑两个阶段，手等只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他认为：“是非之虑，心器所主，”而“五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论敌们又问：“虑体无本”（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范答：“苟无本于我形，而可编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由此可见，他发展了认识论。只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他把人类思维的器官错误的以为是心。

范缜在《神灭论》最后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由于迷信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之故，“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馨于隋游，货殚于泥木。……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

《南史・范缜传》载言：此论一出，朝野震动，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诂难之。但是，都无法难倒范缜。于是子良心生一计，以中书郎为诱饵，派王融去劝说范缜放弃神灭论，缜大笑道：“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这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他对范缜的神灭论感到极度不安。取代萧齐后不久，即发动和组织对范缜的围剿。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指责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并对缜挑衅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

据《弘明集》记载：天监六年（507年），他亲自组织朝贵64人，先后写出75篇文章，围攻范缜的《神灭论》。其中有尚书令沈约的《形神论》、《神不灭论》，东宫舍人曹思文的《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等，光禄大夫萧琛的《难〈神灭论〉》等，这些文章都拿不出驳倒《神灭论》的有力论据;

而辅国将军韦睿等人的文章更出其右，他们只是按梁武帝的旨意，用“异端”、“外道”、“妨政”等大帽子去企图压服范缜，这当然也毫无用处，曹思文后来在上奏中也承认：“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梁武帝无奈，最后只得以范缜“灭圣”、“乖理”等钦定罪名，来结束这场辩论。

范缜的《神灭论》为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因而对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观不敢公开反对;其次，他没有揭露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最后，他还把形体分为“圣人之神”和“凡人之神”。这些，都是受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结果。因此，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藏族的宗教文化

藏族宗教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范围广大，特别是自从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之后，以佛教为主要特色的藏族宗教文化得到蓬勃发展。

而宗教文化又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文化体系，其中既包含精神性文化、行为性文化、实体性文化，又具有艺术、科学的因素。

因此，从整体上研究或掌握藏族宗教文化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探讨藏族宗教文化，不仅是一门学术性很强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件趣味性很浓的身心体验。

以藏传佛教为例，它拥有久享盛名的佛教大百科——《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此外尚有丰富的原始资料（包括当今世界上最珍贵的贝叶经），以及各类专著。

总之，藏文书籍，卷帙浩繁，分门别类，就数量之多和内容之富而言，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仅次于汉族。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雪域高原扎根、开花、结果，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长历史。

佛教文化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反映了人类对生活的体验、理解和愿望，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吸收并消化了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

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佛教文化仍不失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环。

佛教自公元七世纪中叶正式传入雪域高原，特别在藏传佛教形成并得到蓬勃发展之后，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历算、法律、科学、医学、建筑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可以说，藏传佛教不仅构成了藏族人民生活和文化的精华，而且给青藏高原带来了高度的精神文明。

比如佛教未传入青藏高原之前，藏族地区普遍盛行古老而传统的苯波教，而苯波教信奉万物有灵，主要以牺牲各类动物来举行宗教仪式，现在看来，确实带有浓重的野蛮性质。

在这种宗教理念之下，藏族人具有一种尚武精神，因而给当时的周边民族地区造成一种战争的恐怖气氛。

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其藏传佛教的形成，藏族人将以前那种带有野蛮、残忍性质的生活方式改变为相对文明、理性的生活方式，开始注重融洽、安详、和平的社会生活，以慈悲、施舍、忍让等合乎藏传佛教伦理道德的品行作为精神上的最高追求目的。

可以肯定的是藏传佛教丰富并推动了藏族文化的全面发展，首先藏文文献就是随着公元七世纪中叶吞米·桑布札制定藏语文字、翻译佛经而开始出现的，特别在元明清时期，藏族地区相继出现了许多著名印经院，如四川的德格印经院，西藏的纳塘印经院、拉萨印经院，甘肃的拉卜楞寺印经院、卓尼印经院，青海的塔尔寺印经院，等等。

这些印经院的产生为藏族文献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断发展，藏文文献可称得上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总数已不可计数，其内容遍及宗教、哲学、伦理、道德、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考古、天文、历算、医学、建筑、舞蹈、音乐、饮食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为研究藏族文化以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依据。

藏传佛教极大地发展和提高了藏民族的哲学思想水准，因为藏传佛教中的哲学思想最为丰富、精深，包括人生哲学、宇宙哲学、认识论哲学，都具有独到的见解。

在藏族文学方面，藏传佛教的贡献及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藏族高僧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从小就得到良好的学习环境，一面修习佛法，一面学习藏族文化。

所以，每位藏族高僧首先是一位佛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甚至是艺术家。

例如萨迦班智达就是藏族高僧中的典型人物，他著有《萨迦格言》》、《入声明论》》、《声明概要》》、《声律花束》、《语词藏》、《乐论》、《智慧焕发论》、《入智慧论》、《智者入门》、《修辞学·智者口饰》、《戏剧·善行》、《佛像身量合》、《工巧论》、《相地》、《教历》《医术概要》《“口剑论”要义》、《文字组合》、《“幼童入辨析论”概论》和《正理宝藏》等名著。

这些作品几乎涉及藏族所有学科，而且其内容既是文化论述、又表现佛教义理。

藏传佛教为推动藏族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更为突出，对此，藏族人民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藏族地区的上万座寺院，以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以及不拘一格的绘画雕塑形式，个个显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寺内供奉的各种神像和艺术雕刻品，更令人目不暇接。

其中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俨如天宫一般，屹立在青藏高原，特别是它以独有的艺术魅力，像一块磁铁般地吸引着国内外的观光旅游者。

所以，藏族建筑绘画以及工艺美术享有很高的地位，并闻名于世。

但值得说明的是，在藏族地区没有一样建筑、绘画、雕塑以及雕刻是非宗教意义的，而且藏族家家户户都不能没有宗教艺术作品。

可见，藏传佛教将藏族人民熏陶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艺术审美观的民族。

目前，以藏传佛教寺院为主的宗教圣地，已成为藏族地区繁荣文化、发展旅游、搞活经济的重要支柱以及第三产业的主要内容之一。

此外，藏传佛教还促进了藏族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藏族人民的文化娱乐活动，诸如舞蹈、音乐、节日等无不与藏传佛教紧密相连。

同时，藏传佛教也给藏族社会带来不少消极因素。

因为长期以来，藏族社会以宗教为中心，特别是佛教在藏族社会中立足之后，其宗教气氛更加浓厚。

近代以来，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文化渗透到了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宗教为中心的文化领域，被认为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禁区。

藏传佛教不但囊括了藏族的整个思想领域，而且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如护教主义盛行、保守思想统治了文化市场。

这不仅造成了藏族社会对外界先进科技文化的普遍无知，而且导致藏族人对自己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盲目偏爱。

很少有人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或评估自己的传统文化，信徒们只有信仰、继承的选择，而没有探讨、革新的机会。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揭示传统历史文化有助于了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的现实。

藏族传统历史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