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爱”民国教育已普遍使用,曾现于北魏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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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简体字“爱”民国教育已普遍使用,曾现于北魏碑刻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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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爱”民国教育已普遍使用,曾现于北魏碑刻
“汉字简化后,H不见,畚扌模a不生,空空,I无麦,\\无车,无道,何奘祝w单翼,有无雨,_v无门,l里无郎,不能听也不能说”,同样是一个“爱”字,一说贬其内涵降级、美学凋零。而换一种解读,则为简化字“洗白”。发酵于互联网的这场文字游戏,反映了当下人们对繁简字体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为简体字正名的上述驳论的作者赵皓阳,在“知乎”与“豆瓣”上发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反对复兴繁体字”的考据帖。他代表了其中的一种声音——“我们是不是误读了简体字?是不是过度解读了繁体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所谓简体字“爱”,早在北魏和隋朝的碑刻里就有与今天相近的“无心”的写法,而且早在民国教育已普遍使用。从古至今,汉字由繁趋简的基本变化方向,本身是由文字的工具性特点决定的,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做的调整。
简体字代表文化的退步?
把“”简写成“爱”,的确没了“心”。简化字的第一宗罪,就是被人直指“文化内涵上的缺失”。然而,主观的判断并不能掩盖认识的不足。郭永秉认为,这种将字形、部首与涵义、外延简单联系起来解字的方法,“恐怕是没有经过客观的分析与考据。”
以“弃”字为例,郭永秉说,“”字在早期古文字中就有“”和“弃”两种繁简不同的写法。前一种繁体的写法,是两手将放在簸箕一类器物中的小孩子丢弃,后一个简化的写法,就是两手直接将小孩子丢弃。“简化的过程就是少了一个簸箕。一个簸箕能承载多少文化群?”郭永秉说,“如果承载了文化信息,为什么战国时期东方的一些国家,都不使用那种繁体写法,而直接使用与如今的简体字一脉相承的简化形式呢?”语言文字研究者认为,比一个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更珍贵的,是一个字的演变历程。
简繁共生共用,古已有之
如今人们常用的简体字“爱”,是1956年中国《汉字简化法案》推行的改革首创吗?在赵皓阳的“考据帖”中,深挖出了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前赤壁赋》里留下的相近字。郭永秉也认为,“爱”这个简化字的渊源远超人们的普遍认知,甚至早在隋代和北魏的碑刻里,就有与今天相近的“无心”的写法。
这些今天约定俗成的简体字,许多却是文字界的化石。例如“灯”与“”,始见于古代字书与韵书中,“灯”本来是与“”不同的另一个字,意义为火或火烈。到了元代,通俗文学抄本和刻本《京本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十种》《全相三国志平话》等都不约而同地以“灯”代“”。
现代所使用的简化字,许多是历史上曾经在各种时段、各种场合使用过的。据《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记载,现代简化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历代的“俗字”和“手头字”,即历代简体字;有一些来自于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竟还是“古本字”,比它们的繁体的“资格”还要老。
事实上,现存的许多古文物中都可以见到简体字的身影。有的字甚至出现在几千年前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如“虫从云气众”;《说文解字》保留的战国古文中也有“尔无礼”等。
有专家认为,从古至今,汉字形体的演变是一个简化与繁化并存的过程。由繁趋简的基本变化方向,本身是由文字的工具性特点决定的。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在赠给黄宗羲的诗注中云:“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这个“俗字”便是当时有所简化的汉字。
研究者更关注简体字“进化”中的问题
“记得李学勤先生说过,他们小时候学写字时,老师所教授的就是简化的‘爱’字,可见简体字在民国教育中早已普遍使用。”郭永秉说,很多有学问的人,反而不遗余力地去推动文字改革,简化汉字。即便是繁体字,在学术研究的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是一定必须的。裘锡圭先生所著《文字学概要》,也只在说明文字演变需要的时候才保留繁体字,其余一概用简体。如果说不可替代,只有在古籍整理出版、金石篆刻、书法艺术和文史学术研究等方面,有必要的时候。
相比于“繁简之争”,汉语言文字研究者更关注的是简体字的“进化”。“汉字简化存在的问题很多,特别是音同音近的‘一对多’的替代、简化字破坏汉字部件表音表意作用、为了简化字形打乱文字系统性等,造成了许多问题和麻烦,这些都是简化字的弊病。”郭永秉认为,如今攻击简化字的人,却很少去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问题,而是空洞地停留在传统文化的保留、道德争论等方面,这些都是对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并没有深刻透彻理解的结果。
从近代起争论不绝 汉字繁简之争
台湾媒体报道称,有网友发文表示,使用繁体字的其他地区开始渐渐接受简体字,未来台湾可能是唯一使用繁体字的。一些网友趁机鼓动将繁体字“申遗”。这让有关汉字繁简的争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网友发布的文章称,大陆之前出现过恢复繁体字的声音,不过都被否决,而香港虽然跟台湾一样仍使用繁体字,不过政府机关等都渐渐使用简体字,小学生也在接受简体字教育,预计不出20年香港就不会使用繁体字,到时候只有台湾在用,繁体字就变成“台湾文字”。有岛内民众认为,此举更显示台湾是不同的社会,还可以申遗,“台湾人马上就多出一种文字技能,竞争力UP!”不过也有人认为,“体、国、龟”等的繁体字真的太繁琐,而且不少台湾人日常生活中也用简体字。
事实上,马英九刚上台不久,台湾就开始推动繁体字申遗。但由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并没有权利单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请申遗。有关汉字的争论自近代以来便绵延不绝。及至今日,类似的争论仍然存在。只不过当下有关汉字争论的环境已和当年有所不同,因此也呈现出与近代不同的、另一种状态。
古代也有简体字
如果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汉字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全史·汉字史》中写道:“从殷周之古体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向着简易的方向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有研究指出,现存的汉魏以来陶器、碑刻、书帖上,简体字时有所见。例如,出土于敦煌的汉简中,就有简化的“书”;成文于南朝的《千字文》,也出现了简化的“汉”。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郭锐就曾表示,汉字自产生以来就大体有简体和繁体两个系统,同一个字可能有两种字体。宋元时期出现的大量“俗字”就是民间流行的简化字。当代编纂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就收集了1600多个“俗字”。不过,这些古代的简体字皆流行于民间,在当时并没有“合法地位”。
近代汉字繁简争论尤甚
到了近代,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国势衰微与西方文化的涌入,汉字的繁简之争渐起。晚清时,就已经出现了主张用万国新语替代汉语汉字的言论。这当然属于相对激进的言论。1909年,清末学者、后参与创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提出了看似“中庸”的办法。他曾在《教育杂志》上呼吁“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字”。
而晚清“国粹派”代表章太炎对汉字拼音化和用万国新语来替代汉语的言论反对甚力。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改进之法”,即在部首结构上“法古”。他还曾指出,为求汉字便于书写,应学习章草写法。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均遭到新文化派不同程度的批判。这其中,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人都曾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不过,钱玄同似乎更为实际一些。他曾说:“我现在是极端赞成的(中国废去汉字改用拼音)。但是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存心浮气的、乱七八糟把拼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在此基础上,简化字的相关书籍屡屡出现。1928年,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出版。1930年,刘复与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出版。1934年,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1936年,容庚《简体字典》、陈光尧《常用简字表》出版。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1表。
同一时期的国民政府也于1932年,由教育部公布并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193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又采用钱玄同《简体字谱》的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当时考虑到凝聚民心、抵御入侵的时局因素,南京政府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建议,于1936年通令收回了该字表。
而一直到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的1952年,蒋介石还曾再次提出汉字改革问题,但终未成形。
国家层面的汉字简化
事实上,从清末以至20世纪中期的汉字改革,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解放以后的情形也不例外。解放后,中国大陆政治的统一使得在国家层面进行汉字简化变得可行。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多次修订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字简化方案》,并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公布,以法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到1964年3月,从《简化字总表》看,其总数已经达到2238个。此次简化的汉字多被民众所接受,并沿用至今。与这次的成功相比,在1977年还曾有过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汉字简化。
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其中包含848个字。有报道总结这次简化的特点是“既减少了字的笔画,又精简了汉字的数量”。但随即便被周有光、胡愈之等人批评为“比例失调、难看之极,一味追求简单而失去了汉字的风貌”。1986年6月,这些字被废除。
繁简之争不绝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有这样的表述,“提倡使用简体字,妥善处理繁体字”。而后的“用简识繁”原则可以算做是对此处“妥善处理”的细化。不过,随着近年传统文化逐渐回归,关于汉字回归繁体的声音也不绝于耳。2008年全国两会上,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此后,几乎每一年的两会期间,与繁体字相关的问题都会被拿出来讨论一番。一直到今年,冯小刚、张国立等人还曾在两会期间呼吁适当恢复繁体字。这也再一次将汉字的繁简之争提出。该话题也总能借助网络形成讨论,而网友也持不同观点。有人说此举利于传承传统,也有人吐槽“考试答题,时间更加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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