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为什么会选择定都于雁门关外的平城

Posted 2023-01-04 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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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王朝为什么会选择定都于雁门关外的平城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北。曾经强盛一时，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前秦帝国轰然倒塌，构成前秦民族马赛克的各个族群纷纷自立，互相攻伐，中国北方再次陷入混战。386年春，鲜卑拓跋部领袖拓跋恢复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开始征伐周边各族群政权，到398年正月，北魏道武帝拓跋占据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就是在这一年七月，拓跋宣布“迁都平城”，并且营建宫殿，设立宗庙和社稷坛等礼制机构。在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平城一直作为北魏的首都，并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张，成为统治北跨大漠，南界淮汉，东达辽水，西抵焉耆这一广大帝国的中心。而这，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正是改变这座城市命运，最终使其成为辽金二代的西京、明清两朝的边防重镇的关键性事件。

那么，北魏为什么要选择平城作为都城？

秦汉以来，平城虽然因为汉高祖的白登之围而比较有名，但就其地位而言，不过是边郡雁门所辖一县，汉代的郡设太守、都尉各一名，而边疆地区军事形势严峻，往往设置多名都尉，驻扎在要冲，以方位为别，平城就是雁门郡的东部都尉所在，军事地位比一般的县重要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根据今天的考古发掘，汉平城县就在今大同市的操场城，城址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600米，与边疆地区普通城址规模相仿。

在定都平城的398年，北魏的统治范围内，并不乏名都大邑，最著名的，莫过于河北名城——邺城，这里是曹操的霸府所在，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后赵、前燕等诸多政权的都城。而且，就在这年正月，拓跋专门到了邺城，巡游宫殿，有定都之意。但几天之后，他突然匆匆离开邺城回到代北。几个月后，确定平城为首都。

和平城所在的代北相比，邺城有着很大的优势。它所在的漳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而且早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就开凿渠道，建造起发达的灌溉系统，是当时著名的粮食产区。而且，邺城在华北平原中部，是太行山东麓大路的枢纽，也是曹操建立起来的漕运体系的中心。这样，邺城就能聚集起大批的粮食，以供养日益庞大的皇室、贵族、官员、军队、奴仆、百工等作为都城必备的消费人口。

而平城所在的代北地区，气候寒冷干旱，降水稀少，土质相对贫瘠，在汉代就不是重要的农业区。汉末的战乱迫使当地汉人逃离家乡，农耕传统中断，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平城地处山西高原北部，与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隔着高峻的太行山，地势崎岖，拓跋从邺城返回代北时，特地派兵卒万人开凿山路，可见运输的不便，这样从中原运输物资接济首都也变得非常艰难。何况，经过曹操、石虎、慕容y等人的历代修建，邺城城池和宫殿都非常完整豪华，难怪拓跋有定都之意。

那么，为什么拓跋还要把首都定在平城呢？

首先，这是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战争形势决定的。

北魏的核心力量，是以拓跋部为首联合诸多部族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团结勇悍，战斗力强，但毕竟人数稀少，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当地的汉人等各族豪强对北魏政府也心存疑虑，如果定都于此，势必会让拓跋集团的人口劣势暴露无遗。415年，代北连年霜旱，很多居民饿死，有些官员建议迁都邺城，大臣崔浩、周澹认为这样会让中原人看出鲜卑人的虚实，影响北魏国本，从而阻止了迁都。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北魏统治集团的发展阶段。道武帝拓跋幼年被前秦迁徙到内地，汉文化水平比较高，但就整个拓跋部来说，其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不甚发达的阶段，部落联盟的色彩浓重，一直到道武帝去世的时候，还存在着兄终弟及的继承法，皇权仍有待强化。在经济形态上，畜牧和狩猎是其主要生产方式。北魏初年，国家财政、贵族财产往往会用牲畜来计算，比如道武帝时，王建因战功受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就能说明问题。太武帝本人更是以牧民自居，曾当众说：“国人本着羊皮F，何用绵帛？”

狩猎经济也是如此，拓跋鲜卑原本就是一个狩猎民族，《魏书?序纪》追溯其祖先事迹时说：“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狩猎，同时也是游牧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而且，狩猎活动兼具军事演习的色彩，也有很大的娱乐功能，所以，北魏定都平城以后，狩猎经济与活动依然活跃，上自君主、贵族，下到平民的田猎活动史不绝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牧民和猎手，拥有大量牲畜财产的拓跋鲜卑统治集团成员，自然不适应中原的气候和环境（事实上，在拓跋攻打位于河北平原的后燕时，过半士兵和牲畜患病死亡），要凝聚拓跋人的力量，统治人口远超己方的中原地区，拓跋只能选择与拓跋人故乡条件接近的代北地区。

第二，平城的优势

地理学上谈到城市的区位优势，分为不同位置尺度，选择代北地区为畿辅，这是平城定都的大位置条件。但是，当拓跋部族进入代北地区，将其作为“畿内之田”经营的时候，面临着两汉雁门、代郡几十个郡县故城，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平城？

从战略意义和城市基础来看，马邑城（今朔州）是西汉初年韩国的首都，周边土地相对肥沃，其财富曾引起匈奴单于垂涎，是汉武帝“马邑之谋”的诱饵。代郡城（今河北蔚县代王城），是战国时期代戎的首都，西汉代国也曾建都于此，其地临近飞狐道，是沟通大同盆地与华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善无城（今右玉古城）先后为两汉雁门郡与定襄郡的治所，规模宏大。[编者按：作者曾撰文《一座边防要塞、贸易重镇是怎么沦为衰败古城的？》，介绍右玉古城。可参看“相关新闻”。]高柳城（今阳高）曾为两汉之际军阀卢芳盘踞之地，东汉代郡的治所，这四座城市的规模都大于平城，代郡城的周长甚至是平城的三倍左右，很难想象平城这样一个普通县城会最终脱颖而出。

《魏书》中的一个故事给了我们线索：

孝文帝为何选择废内朝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第五代皇帝献文帝的长子拓跋宏于皇兴元年出生在当时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皇兴五年尚为幼儿的他便登基即位，成为北魏第六代皇帝，是为孝文帝。

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给予孝文帝极高的评价：“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这段评语可以说是十分贴合史实的。孝文帝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屈指可数的明君。

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那么，孝文帝都做了哪些事情？他在位期间进行了各种改革，实际上涉及“官僚制度改革（废除内朝）”、“国家祭祀改革”、“胡族、汉族家世的确定（分定姓族）”、“改变风俗和习惯”、“首创均田制”、“封爵制度改革”、“宗庙制度改革”、“确立北魏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性”等多个方面。一言以蔽之，这些改革可概括为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下面我们按顺序进行具体的分析，看看这些改革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首先是“官僚制度改革”。简单地说，即北魏废除了此前一直沿用的鲜卑式官僚制度，全面采用中国式的官僚制度。如前所述，北魏从建国之初便存在着一个称为“内朝”的组织。与之类似的组织，也可见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北方民族，其中蒙古、元代存在的称为“怯薛”的组织，与北魏的内朝及包括内朝各官员的称谓在内，都极为相似。

也就是说，内朝是根植于鲜卑传统的一种非汉族的政治组织，北魏的政治由内朝和外朝（处于内朝以外，根据中国式律令制原则，执行各项政策的行政组织）共同运作。

这样的双重结构在北魏建国后直到孝文帝时期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沿用，其原因可归结为北魏是非汉族所建立的政权，以及北魏由于自身急速扩大、疲于应对统治区内各地出现的状况，而未能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废除内朝的原因

孝文帝废除了具有这种背景的内朝。在孝文帝断然推进改革的时候，经过建国以来的变迁，北魏内朝已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内朝的成员中，已经有不少汉人担任文官职务，由于擅长文书处理的汉人官僚的大量进入，内朝逐渐丧失了这一组织被鲜卑等非汉民族占据的实质。

另外，由于北魏控制下的领土急速扩张，王朝需要处理的事态日趋复杂且分布广阔，内朝机构逐渐膨胀。原本由皇帝近侍构成的内朝，出现了很多带有各种具体职务的官职，这些官职的设置逐渐加强了对整套行政体系的监察。

这种变化趋势使得内朝与负责行政执行的外朝之间出现了许多摩擦，结果降低了行政效率。

到了孝文帝亲政时，有两条克服这种困境的道路可供他选择。其一是对此前的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极力抵制采用中原的各种制度和任用汉人，复归或强化非汉国家的制度。其二是废除鲜卑式的国家制度，全面采用中原的各项制度，以此谋求国家制度的一元化。

结果是，孝文帝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废除了之前堪称统治中国的基础的内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