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的商业活跃吗

Posted 2023-01-04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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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的商业活跃吗

南朝的商业活动比较活跃。

南朝贵族、官僚大都经商，连皇帝也在宫中学做生意。宋少帝刘义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买。齐东昏侯萧宝卷，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贵妃）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判决。宋、齐、梁、陈各代，贵族、官僚经商的事都很普遍，南齐豫章王萧嶷为荆州刺使时，曾禁二千石官长不与人为市，既然发出这样的禁令，可见高官经商的不少。同时，这样的禁令是否有效也是大可怀疑的。萧梁时，所任广州刺史都经商致富，甚至经城门过一下便可获钱巨万，即史书所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陈朝时的官僚徐度，也恒使僮仆屠酤为事。宋朝的官僚向靖，治身俭约，不营室宇，无园田商货之业，时人称之。看来，南朝官僚不经商已成罕事了。

除了官僚经营商业以外，民间商业也有一定发展。《宋书》的作者沈约曾说：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浸而流广。《北史》魏诸宗室列传里也曾说：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可见民间商贩也很多。既然有民间商业，就不会没有富商大贾。宋时来往益州的大商人很多，有资财至数百万的。但官府限制大商人只能作一定数量的交易。（费）谦等限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能有资本至数百万，自然是大商人了。

国内交易可以由民间经营，但南北互市和对外通商则全部掌握在官府手中，一般商人不能插手。当时，南朝和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等国都有贸易往来。

南朝的商业城市最大的是京师建康。梁时城内有二十八万户，若平均以每户五口计算，可达一百四十多万人。这里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安、洛阳）。建康以外最大的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江陵。这里与成都一带有密切的商业往来，著名的川马和蜀锦，都是经此转运到江南各地的。此外，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今江苏丹徒）、广陵、吴郡、会稽、余杭，北境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襄阳，南境的广州也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广州更是海上贸易的中心。

由于南朝商业比较繁荣，货币需要量增加，曾多次铸钱。但南朝政治腐败，无论官铸或私铸的钱币质量都很差。如刘宋末年，私铸之风大盛，钱币的质量坏到极点。有一种轻小无轮廓的钱叫作耒子。更小的叫鹅眼钱，既小且薄，一千文钱堆起来尚不到三寸。另有所谓缳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十万钱还不盈一掬，可算是古代最坏的钱币了。

自两晋以至南北朝，金银的使用又比较盛行，尤其是白银。金银的形式最普通的是饼或锭（或铤），另外也还铸成钱形。关于饼的重量，有说为一斤，但大概不是定制。锭或铤的出现，至迟在南北朝时候。银钱出现最早的记载在北朝；金钱出现最早的记载在南朝齐末或梁初。金银钱，大概是受了拜占庭的金币和波斯银币的影响而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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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禅让”是做戏吗

南朝四代，宋齐梁陈，朝代更迭很有特点，不是刀光剑影杀出血路夺了人家的江山，而都是通过貌似温情脉脉的“禅让”来荣登宝座的。用现在的话说，特“和谐”。不过，禅让在南朝的轮番上演，虽然少了些血雨腥风，却充斥着更多的狡诈与阴谋，实际上还是篡权夺位。因为要打禅让的旗号，所以必须把顺天应人的戏做足，“劝进”于是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是主要环节。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晋恭帝很聪明，知道东晋气数已尽，皇帝早就是军阀的傀儡，所以刘裕让人将写好的禅位诏书拿给他抄的时候，他欣然命笔，没有丝毫犹豫。按说这事儿就算结了，刘裕应该满心欢喜地圆他的皇帝梦去了。

可是不，刘裕一定要“奉表陈让”，说自己德行浅、功劳小，当不起这个大位。这时候，晋恭帝早已知趣地搬出皇宫去了，这个陈让表自然不能送达。数百名大臣联袂上表劝进也不行，刘裕硬是把架子端着。这个时候，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亮相了，他就是太史令骆达。魏晋以后，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天文历法。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很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往往抱有主观神秘的态度，所以太史令颇有些像现在的仙婆神汉，要太史令来证明刘裕代晋是上天的旨意，显然是太合适不过了。

骆达一条条地陈述着，大臣们静静地听着，刘裕不动声色地看着。不外乎太白经天异姓兴、五虹见天圣人出、黑龙登天大人受命一类的星象符谶记录。有意思的是，骆达还玩起了数字游戏，说什么东汉建武至建安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四十六年而禅晋，而晋自泰始至今正好一百五十六年，都有个“六”字，可见刘宋受禅是上天的安排。骆达叨咕完了几十条天降附瑞的记录后，群臣齐声附和，刘裕看到压轴戏已经唱罢，这才应允了。在我们很多没有心机的人看来，刘裕这样太造作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会惹人非议。其实不然。他不仅是把戏做给群臣看，通过这样一种仪式来观察众人的忠诚度，而且是把戏做给天下人看，让所有臣民都知道，我刘裕当皇帝是受到老天爷的支持的。所以，后来齐代宋、梁代齐、陈代梁的时候，这出大戏都演得有板有眼，如出一辙。更有意思的是，连压轴戏的主演和戏词儿都一成不变，直接剽窃自刘裕大导演的禅让剧本。齐高帝萧道成受禅时就是这样。

先是宋朝王公大臣登门陈请，后是太史令文建陈天符瑞，依然是东汉一百九十六年禅魏，魏四十六年禅晋，晋一百五十六年禅宋，而宋自永初立国至今已六十年，又是逢“六”。如此一来，结论自然是“天意”。其实，在篡位者的心里，皇帝这个宝座是非我莫属的，有没有太史令的数字游戏，都不会影响到大局。之所以让群臣粉墨登场、联袂劝进，不过是不得不走的一个过场而已。既然是走过场，表演是否出彩，场面是否感人，乃至戏词儿是否剽窃，也就无关紧要了。太史令的数字游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禅让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样板。其实质不过是实力派野心家们将力不从心的傀儡皇帝们从龙椅上揪下来后，为自己取而代之而上演的一幕幕荒诞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