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流血周

Posted 2023-01-04 历史

篇首语：能够说服别人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你始终坚持在做的事。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五月流血周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五月流血周

2、中共人物传周逸群人物传,周逸群生平事迹,周逸群评价

五月流血周

流血

中共人物传周逸群人物传,周逸群生平事迹,周逸群评价

周逸群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九三一年五月，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周逸群，字立风，乳名铜生，曾化名易穹、一穹、左应龙，祖籍湖北蒲圻县，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诞生于贵州铜仁县城大公馆路(今共同路十三号)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母早年去世，由房叔周志炳抚育教养。一九○六年进入周志炳办的城南小学读书，一九一四年毕业，考入贵阳南明中学。中学期间，他目睹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在铜仁设立“福音堂”进行文化侵略，十分愤怒，曾带领同学，用石头砸了“福音堂”的玻璃窗。一九一八年中学毕业后，周逸群回到铜仁，在周志炳等组织的教育会充当会计。

一九一九年春，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周逸群东渡日本，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有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报，把人类出现第一个劳工专政国家的喜讯，写信告诉亲戚朋友，明确指出：要想达到大同世界，就得照苏俄那样办。

一九二三年春，周逸群从日本回到上海。翌年五月，周逸群联合在上海的贵州进步青年李侠公等，组织了贵州青年社，并创办《贵州青年》旬刊。他亲自为《贵州青年》撰写创刊宣言： “我们对于政治，主张： (一) 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 (二) 唤起民众的阶级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 (三)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在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社会方面，主张： (一)打破一切虚伪的不平等的制度;(二) 唤起青年向上的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 (三) 促进 ‘互助’ 、‘团结’ 的美德，以训练团结生活。文化方面，主张： (一) 积极灌输新思潮，以唤起青年的知识欲; (二)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得着 ‘人的生活’ ; (三) 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的旧权威的黑暗势力; (四) 促醒教育根本的注意。”

创刊号发表了周逸群以黔铁笔名撰写的《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批评“狭隘的嫉滇主义”观点，指出：贵州人切不可因为恨唐继尧的滇军而欢迎直系的势力袁祖铭回黔驱滇。贵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对抗着为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人不能让任何反动势力侵入贵州。

周逸群在《贵州青年》上还发表了《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等许多文章。在《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一文中，他揭露了西南军阀刘湘、袁祖铭等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分析了他们的政治动向，指出“西南降北的军阀，可分两派： (一) 精神附北派; (二) 实质附北派”。无论哪一派，都是一丘之貉，“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一律加以攻击”。不过在和他们斗争时，对黔军要将广大士兵、进步军官同反动军官加以区别。对前者，希望他们觉醒，对后者，则“毫无疑义地加以攻击”。

《贵州青年》一问世，就得到了《中国青年》编辑肖楚女的重视和称赞。在《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新刊批评》栏内，肖楚女介绍了《贵州青年》，称赞它的政治主张，说它“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前途底光明而办的”，并充分肯定了在第一期刊登的周逸群的文章。肖楚女赞叹道： “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

《贵州青年》一共出版了十二期，是当时贵州最受青年欢迎的进步刊物。

一九二四年，周逸群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军人的先锋

一九二四年秋，周逸群从上海到广州，见到了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的李侠公。周逸群写下“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的诗句，表达投笔从戎的志向。同年十月，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

到军校后，周逸群孜孜不倦地攻读革命理论书刊和军事技术，并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及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领导下，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年底，周逸群、蒋先云和李劳工等共产党员，以列宁创办的《火星报》为旗帜，组织了火星社，吸收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受党影响的革命学生参加，协助党、团组织，在宣传革命理论、贯彻三大政策和团结进步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周逸群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常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透彻地阐明各种问题，使听者心悦诚服。与他相处的群众认为他“鼓动能力强，长于言辞”①。一九二五年初，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选举第二届执行委员时，火星社动员当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参加竞选活动，结果周逸群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主持日常工作。而当时身居校长要职的蒋介石，在这次选举中却落了选 (后在党代表廖仲恺推荐下才作为执委，任纠察委员) 。

黄埔军校建校初期，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军校内部成分复杂。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周恩来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支持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教职员及学生中，组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 。周逸群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青军会”先后出版了《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兵友必读》等刊物和小册子，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宣传革命理论和政策，激发革命军人迅速觉悟，深受广大革命军人的欢迎。

“青军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军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周逸群等组织会员踊跃参加第一次东征。他们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组织政治宣传队，印发《青年军人联合会东征宣言》五万份，其他宣传品数十万份，鼓舞士兵同仇敌忾，杀敌立功。在平定杨 (希闵) 、刘 (震寰) 叛乱的战役中，周逸群印发《兵友必读》小册子，号召滇军中的士兵，“不为杨、刘利用，以免危害革命政府。”①在战役进入最紧急时刻，“青军会”下令滇桂军中的“青军会”会员脱离滇桂军。命令下达后，脱离者近百人。周逸群后来总结工作时指出：由于“滇桂军受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宣传，其内部士兵已无斗志”，“士不用命，相率响义”，所以，革命军能在一星期之内，将叛军“完全歼灭之”②。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企图以广东大学为阵地，进行反共活动。周逸群闻讯十分气愤，在《中国军人》上以《呜呼，广东大学! 》为题撰文，揭露西山会议派的阴谋，批判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实质，同时指出：如果他们愿意 “从新改造”，将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

五卅运动爆发后，周逸群在《外祸与内忧》一文中指出，五卅惨案，使人们认清了中国民族革命中两个对立的战团，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以及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而劳动者的“不妥协精神，实远在各阶级之上”; “最有组织、最富于革命性”的工农群众，是“民主革命之主干”; 工人阶级具有“领袖各阶级的资格”。针对国民党右派散布的“打倒帝国主义是共产党的主张”，当前的斗争是“共产与反共产的斗争”等论调，周逸群指出：帝国主义是五卅运动中直接“屠杀中国革命群众的刽子手”，而中国的大大小小军阀，都是帝国主义豢养的“鹰犬”、“打手”，没有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决不能生存，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达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目的。据此，他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革命党就是生来与帝国主义作对的” ，如果否定这点还算什么革命党员呢?高唱所谓“共产与反共产”的斗争，只不过“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罢了”①。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性的反奉 (奉系军阀张作霖) 倒段 (军阀段祺瑞) 运动。周逸群代表 “青军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东省、广州市工、农、商、学各革命团体，联合组织领导了广东反段大示威。十二月二十日，十万示威群众在广州市东较场，分成 “工农商界”、“军政界”、“学界”三部分召开大会，周逸群担任军政界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对北方倒段运动议决案》、《拥护罢工工人与香港交涉议决案》和《对林森邹鲁议决案》等六项决议。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周逸群、王一飞等邀请鲍罗廷、张太雷参加“青军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向外发展组织问题，拟定了计划，并再次要求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均应一致行动。不久，在广东的湘军(第二军)、滇军 (第三军) 、粤军 (第四、五军) 和第六军都建立了“青军会”组织。到一九二六年底，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当时编辑《中国青年》的张秋人在《广州的青年革命军》一文中，热情赞扬他们的工作，称誉他们“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要把他们底主义精神和纪律，传到中国各军队中，要使中国各军队都变为革命军，共同肩负起反帝反军阀的任务。”恽代英在为这篇文章所加的长篇按语中，对“青军会”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希望全国热心于军事运动的青年以他们为榜样，“把党与主义公开的或是秘密地输入军队中间去”，全国的军队“都可以变成象广州一样的革命军”①。

“青军会”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发展迅速，影响深远，引起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恐惧与仇恨。一九二五年四月，蒋介石安插在军校的亲信王柏龄和缪斌等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军会”相对抗，故意刁难“青军会”领导人，并用种种卑劣手法制造摩擦，寻衅肇事，甚至组织暗杀队，妄图谋害周逸群等。周逸群通过《中国军人》等刊物，揭露他们打着孙文主义的招牌，进行叛卖活动的伎俩; 痛斥他们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恶意中伤。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借口“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违背“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周逸群等根据党的指示，为顾全大局，于四月十日发表了“青军会” 自行解散的宣言，义正词严地肯定了“青军会”在团结革命军人，宣传三大政策及讨伐陈炯明、平定杨刘叛乱，联合工农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青军会” 自行解散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周逸群到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任宣传科中校科长。他与政训部秘书张其雄，协助周恩来工作，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投身北伐战争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周逸群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宣传队长。九月，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周逸群在长沙培训了宣传队员后，率领宣传队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工作，路过常德时，遇到了任九军一师师长的贺龙。他们两人早有接触。周逸群在黄埔军校时，经常将《向导》和《中国青年》、《中国军人》等刊物，寄给铜仁的亲友。其时，贺龙部驻扎铜仁，贺龙从周逸群亲友处借读了这些刊物。当周逸群回铜仁探亲时，贺龙又通过他的亲戚严仁珊的介绍，与周逸群见过面。正当贺龙向往革命，渴望直接听到共产党的主张的关键时刻，周逸群来到了一师，贺龙喜出望外。他对周逸群说： “我想党、盼党，你来得多好啊! ”①再三要求周逸群留一师工作，帮助他改造部队。周逸群请示党，得到了同意后，接受了贺龙的要求，留在一师任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十分理解贺龙渴求真理的急切心情，当晚便同贺龙促膝谈心。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北伐的意义、任务以及革命的前景，直至深夜十二点钟。贺龙聚精会神的听着，毫无倦意，还不断地赞许说：人才，人才，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啊!

次日黄昏，周逸群又同贺龙交谈。他从马、恩、列、斯的革命生涯，谈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从十月革命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对贺龙教育启发很大。贺龙后来回忆说： “第三天，我就和周逸群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他答复我：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改造部队靠广东派干部来是不可能的，要自己找一部分学生，并从部队中选派一部分干部进行学习训练，培养改造部队的干部。”①贺龙完全同意周逸群的意见，旋即在湖南澧州开办第一师政治讲习所，让周逸群担任所长。周逸群一方面通过常德地方党组织，推荐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学习; 一方面在部队中选拔连以上的干部培训，以充实一师的政治工作力量。接着，他又在军内建立政治工作机关，配备政工人员，积极发展党员，使党的影响日益扩大。该师参谋长陈图南极力反对贺龙同共产党的交往，处处与周逸群作对，并指使在部队握有实权的侄子陈策勋闹事。贺龙采取果断措施，就地处决了陈图南，打击了一师的反动势力。在周逸群、贺龙的共同努力下，部队更加倾向革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无间。后来，贺龙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这是我第三次，也是真正的一次接近共产党”②。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贺龙率部从湘西出发，连克湖北公安、沙市、宜昌等地，胜利到达武汉。这时部队已脱离第九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周逸群仍任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师从武汉出发，参加向河南的北伐。他们强渡沙河，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屡建战功。逍遥镇一役，全歼敌军，生擒敌军长，沉重打击了奉系张作霖，震惊全国。

六月，贺龙奉命把部队带回武汉，并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军政治部主任。原部编成第一、二两师; 党又通过周逸群，吸收了大批工农革命分子、两湖农运干部、黄埔军校和农讲所的学生作军事骨干，组成第三师，由周逸群兼任师长、徐特立任党代表。党组织还把在湖南等地被反动派追捕而来武汉的工农革命骨干和汉口部分工农革命武装，编入了二十军，加强了共产党在二十军的政治力量。

南昌起义立战功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左右，贺龙、周逸群率领二十军由武汉出发，在武穴乘船直达九江，随后又到南昌。七月底，周恩来代表党的前敌委员会，向贺龙传达南昌起义的计划，得到贺龙的热烈支持。周恩来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派刘伯承到贺龙指挥部与周逸群等一起，协助制定武装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开始后，二十军指挥部进攻敌总指挥部的战斗极为激烈。周逸群和贺龙、刘伯承一起亲临火线指挥。敌总指挥部是由朱培德从云南带来的精锐部队——警卫团防守，与我二十军指挥部只一街之隔，街西有一高达十多米的鼓楼，要接近敌人，必须先通过鼓楼下的门洞。当我军发起进攻时，敌依托有利地形，以密集炮火封锁门洞，使我军进攻受挫。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等奋不顾身地指挥战士，迎着弹雨，爬上鼓楼旁的屋顶，架起云梯登上鼓楼，占领了制高点，然后居高临下，用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压缩到总指挥部内，经三小时激战，消灭了敌警卫团。

起义中，周逸群还指挥三师教导团和第六团，英勇机智地消灭敌第九军七十九团、八十团的有生力量。教导团同第六团驻地与敌仅一墙之隔。战斗打响前，我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到敌后，包围了敌人。起义信号一响，部队由正门冲入，有的翻墙跃进敌人院内，顿时杀声一片。正在酣睡的敌七十九团官兵，大部连衣服还未穿好就当了俘虏; 敌八十团亦大部被我歼灭。

五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开始南征。途中，二十军经临川、广昌至壬田市，粉碎了敌人的阻截，于八月十九日胜利占领了瑞金县。就在这戎马倥偬的时刻，周逸群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瑞金县一所学校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在著名的会昌战役中，周逸群率领第三师教导团、第六团和第二师第五团担任佯攻。他指挥部队同主力紧密配合，迅速取得了歼敌钱大钧部的胜利。接着，南征军又绕道闽西，顺韩江而下，攻占了广东的潮州、汕头，周逸群奉命带兵扼守潮州，并兼任潮、汕卫戍司令。

南征路上，周逸群在他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中，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师设党委，“师委之下，每团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组”。他还经常开党员会议，“请恩来作报告”，“虽在行军作战之时，党务尚未停顿”，“二十军中以第三师党务最为发展，在潮汕时，全师 (党员) 达五百余人”①。

到潮汕不久，敌桂系军黄旭初部围攻潮州。由于我军兵力分散，敌我兵力悬殊，以致战斗失利，部队受损、失散。周逸群根据党的指示离开潮州，乘轮船去上海。当他挟一张烂席子摸到货舱躺下休息时，被会昌战役中负了重伤，此时也在货舱里隐蔽的陈赓发现。爱开玩笑的陈赓用手里的报纸把脸遮住，说： “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①周逸群一听，吓了一跳，可他马上就听出了是陈赓的声音，两个人一阵欢笑，结伴一起到上海找党。

战斗在湘鄂边

周逸群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又遇见了取道香港来到上海的贺龙。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重逢，分外兴奋，互相倾诉革命衷情，交换下步行动的设想。此时，党中央准备送贺龙赴苏联学习军事，贺龙却想回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他将此心情向周逸群诉说后，周逸群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作了汇报。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组织以郭亮为书记，周逸群、贺龙、柳克明、徐特立为委员的湘西北特委，领导开辟湘鄂边区的斗争。周恩来亲自同周逸群、贺龙谈话，布置开展武装斗争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周逸群、贺龙、卢冬生、史庶元、张海涛等七人，肩负党的重托，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和两支手枪，在汉口谢弄北里十七号同湖北省委书记郭亮接上了关系。

这时，湖北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的旧历年关暴动，要他们参加。周逸群、贺龙同省委研究商定，乘腊月二十三日晚上“祭灶”放鞭炮时举动暴动。不料，在腊月二十二日，我党的一个地下印刷厂被敌人破坏，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起义不能如期举行。于是省委决定他们立即撤离武汉。由于徐特立、柳克明尚未离沪，郭亮主持省委工作不能前往湘鄂边，乃组织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湘鄂边前委。周逸群、贺龙等化装避开了敌人的搜捕，并通过了敌人的严密封锁，登上事先租好的轮船，离开了武汉。

周逸群、贺龙等途经洪湖边上的观音洲时，用“拜客”名义，闯进巡江团防驻地，缴了几条枪。一月下旬，在监利县境内的反嘴(今三洲公社东风窝子) 与贺锦斋领导的部队会合。贺锦斋在南昌起义时任二十军第一师师长，潮汕失败后，受党中央之命来洪湖，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革命武装。此时，正当旧历年关，周逸群了解到附近有四家土豪，便借“拜年”之名，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分子，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穷人，并出布告，贴标语，扩大影响。周围群众纷纷说： “共产党又闹起来了! ”

南昌起义后曾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过科长的张天辉，听到打土豪、出布告的消息，前来找自己的队伍，在监利县的下车湾，见到了周逸群和贺龙。周逸群等通过他找到了石首县委负责人，继而又与沔阳、监利、华容等县县委和鄂中特委负责人邓赤中等取得了联系。湘鄂边前委决定暂时在荆江两岸开展工作。

这时，荆江两岸的敌正规军，带政治性的土匪、团防武装，正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动气焰嚣张。周逸群、贺龙召开湘鄂边前委与鄂中特委、各县县委的联席会议，根据湖北省委关于开展年关斗争的指示，决定集中肖仁鹄、李兆龙、贺锦斋等率领的武装共三百余人，组成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由贺锦斋任军长，周逸群等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坚决反击反革命的猖狂活动，准备在湘鄂边前委统一领导下，在监利、石首、华容等县发动群众，用“镰刀”、“斧头”为暗号举行暴动，杀土劣、焚田契，铲除贪官污吏，消灭土匪团防，组织农民协会或农民自卫军。在群众的支持下，这支队伍首先将盘踞在下车湾一带的大匪首张烟灰诱骗上门，给以突然袭击，迫使其缴械投降; 接着又歼灭了从沙市下来，妄图收编贺锦斋部的一股反动武装，拔除了团防据点，还搞掉了华容砖桥的土匪文大哥的队伍。

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工农革命军从砖桥回到下车湾，周逸群又召开了特委与各县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斗争经验，决定“已在群众中暴露的党员隐藏下来”①，部队集中力量打击沿江土匪。下车湾会议后，经过短时间的战斗，消灭了沿江土匪，攻克了监利的上车湾、朱河镇，石首的调弦口、藕池，华容的砖桥、长岗庙等地，革命军亦发展到五六百人，编为三个大队，分别由滕树云、史庶元、肖仁鹄负责。接着，沔阳、汉川、潜江、公安、南县等地农民纷纷行动，剿灭豪绅，实行暴动，打击了土匪、团防的反动气焰，使敌军“不敢出地区一步”②。

年关斗争获得初步胜利后，特委与监利县委听说监利县城守敌防务空虚，遂决定攻取监利县城。然而，由于对敌情侦察不准确，加上敌门炳岳的一个旅在战斗前进驻城内，革命军又缺乏攻坚的装备和训练，因而战斗失利，两位大队长负伤。贺龙、周逸群乃及时下令撤出战斗，部队退回石首。周逸群、贺龙在石首焦山河召开会议，作出了前委前往湘鄂边地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决定。会后，周逸群、贺龙将现有武装留鄂西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地方党组织，相机消灭敌人，只率贺锦斋、卢冬生等十余人去湘西。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周逸群、贺龙等十余人，从焦山河出发，过江穿湖，翻山越岭，经澧县、石门、慈利，于三月上旬到达湘鄂边的桑植县洪家关。洪家关是贺龙的故乡，这里自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从早到晚乱抓人，一杀二绑三关闭，地上鲜血流成渠，狱中冤囚挤破壁。”①人们迫切盼望跳出这痛苦的深渊。周逸群和贺龙的到来，增添了群众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正如贺锦斋当年留下来的一首诗中所记述的：“大地乌云遮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②果然回故乡。”

湘鄂边环境艰苦，经济落后，工作千头万绪。周逸群、贺龙、贺锦斋、卢冬生等认为，只要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斗争就能胜利。在磋商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时，周逸群听取大家意见后说：山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要把民众发动起来，首先要大造革命舆论，做好宣传工作。贺龙等回顾党领导农民组织梭标队，开展群众斗争的情况后，也深感唤起群众觉悟，自觉参加革命是一条重要的经验，都赞同周逸群的意见。于是决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周逸群自已经常在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边干活，边交谈。有一次，他得知一位乡亲春耕买牛缺钱时，就卖掉自己的大衣、手表，予以帮助。他还给大家讲历史故事，说明穷人要翻身，中国要富强，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希望，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革命胜利后的美好前景。

周逸群、贺龙等前委领导人，分析了桑植县八个乡的情况，认为贺龙的亲族和旧部属可以争取一部分。于是，前委派贺龙找他们做工作，要他们停止火并，跟共产党干革命。经过教育，以前在贺龙部当过营长的王炳南、李云卿，带着队伍参加了革命。贺龙的大姐贺英，也将自己掌握的部分枪枝支援了贺龙。周逸群代表党组织表示感谢。

经过周逸群、贺龙等的努力，创建革命军工作的局面打开了，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迅速发展起来。到这一年的三月底，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千多人的工农革命军，由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党代表。工农革命军组成后，在贺龙、周逸群指挥下，胜利地进占了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革命红旗飘扬在湘鄂边万山丛中。

四月初，湘鄂边前委正准备整编队伍，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时，国民党第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倾巢出动，向桑植县城和洪家关发动了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又刚刚建立，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和改造，经过双集桥、梨树垭两次激战，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士兵大部失散，周逸群和贺龙亦被冲散。贺龙转移到桑植、鹤峰边界的红土坪一带，收集打散的部队，于七月将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继续在湘鄂边坚持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根地。

在洪湖艰难创业

周逸群在湘西同贺龙失散后，历尽艰辛，于一九二八年五月，辗转来到石首。不久，即同石首、监利县委和特委取得联系，和他们一起，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提出集中各地武装，避实就虚，向洪湖方向游击，打开以洪湖为中心的斗争局面的主张，各县领导表示赞同。于是集中监利、沔阳、石首、华容等县游击队，以沔中敌人据点峰口镇 (属今洪湖县)为突破口，进行了战斗部署。五月二十日，游击队同仇敌忾，一举攻克峰口，缴获了枪枝和银元，并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一批土豪劣绅，没收和分发了土劣财物、粮食，当地群众欢欣鼓舞。

峰口战役胜利后，周逸群等考虑到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从峰口撤出。当时，部分同志思想不通，周逸群乃召开干部会，讲解主动撤出峰口的策略思想，并拿着一个茶杯和一个铜盆说： “铜盆好比洪湖，峰口只不过是茶杯。”他将铜盆盖住茶杯，接着又说： “只要我们占住洪湖，峰口就一定是我们的。”①这种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大家豁然开朗。游击队遂在周逸群率领下，转移到洪湖沿岸活动。敌军闻讯，即纠集监、沔团防，对革命武装取包围的态势。当敌逼进沔西时，周逸群极力主张游击队经江陵，向敌人力量较弱的荆门、当阳、远安一带游击。但鄂中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地方观念严重，拒绝周逸群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坚持监沔游击队不离开家乡的主张。结果，周逸群不得不率领石首、华容等地游击队返回石首，而坚守沔西一隅的鄂中特委领导的武装，后在强敌围攻下，几乎丧失殆尽。

五月底，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张计储等领导同志大部牺牲。周逸群得悉，立即赶到沙市，组织鄂西临时特委，挑起了特委领导的重担，并将特委机关迁往宜昌。接着，周逸群写信给党中央和周恩来，汇报鄂西、鄂中地区的情况，并就有关特委领导及工作中的问题向中央请示。七月中旬，省委派人到宜昌，正式组成了以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段德昌等为委员的鄂西特委。周逸群主持的鄂西特委，根据当时形势，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他在特委会议上指出：有的地区在以“赤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的盲动主义思想影响下，不顾主客观条件，采取不断暴动的方针，不停顿地冒险进攻和无目的地烧杀，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特别是部分负责人，只“迷信武力”，“幻想特委由赤色区域调武装”来消灭团防，却“不相信群众力量，不从斗争中去锻炼群众、武装群众”①。他还指出：由于党员大多数是农民，浓厚的地域观念严重“影响工作，其结果有分家的危险”②。为扭转这种局面，周逸群提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克服“左”倾盲动主义残余和地方主义观念，恢复整顿党与群众组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工作方针上。特委决定游击队分散活动，逐步推进，停止错误的烧杀政策，深入发动群众，相机消灭敌人。

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在恢复与整顿鄂西党组织的过程中，逐步改组了各县县委，并抓了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吸收新党员等项工作。特委还决定将整顿后的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党员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开展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调到别处工作，便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特委要求各县县委制定能“兑现”的斗争计划，切切实实地发动群众，把农村与城市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周逸群和鄂西特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以纵横交错的港汉、茂密的芦林为依托，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九二八年秋，特委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已扩展到二十三个县，东自监利、沔阳，西迄巴东、兴山、秭归、桑植、鹤峰，南抵石首、华容，北到长阳、荆门。各县党组织、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都有较大的恢复，如沔阳县，就组织了二十八个党支部，七十个党小组，三十二个农民协会，会员达两千人。

一九二八年八、九月间，周逸群奔赴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各军联席会议。会议期间，他结合井冈山和其他割据地区的经验，对鄂西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鄂西地区一般城市党和群众组织“一天天缩小”，但在农村，在游击战争发动起来的地方，党群组织都比较容易发展，党员工作都很积极，党的纪律都比较好，党组织能够起战斗堡垒作用，群众则成千成万的起来参加革命，农民协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乡村中的政权机关”①。报告中还指出：鄂西土地革命仅停留在“没收大劣绅地主之土地，而未能分配” ，这是严重错误。特委决定并已通知各县，在条件允许的“一乡一村亦实行分配土地”①。周逸群虽然在报告中没有提出分配土地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但他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显然是比较明确和坚定的。

当鄂西地区革命力量复苏，形势好转时，敌人又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加紧了“清乡”，党群组织再一次蒙受摧残。万涛被捕，鄂中特委、沔阳县委机关遭受破坏，负责同志邓赤中等不幸牺牲，少数不坚定分子弃职潜逃。在此严重关头，周逸群从实际情况出发，切实地领导了反“清乡”斗争。他组织游击队与赤卫队密切配合，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斗争; 发动组织城市职工运动，以各种群众团体名义，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动员各阶层人民起来向反动派作斗争，以削弱和牵制敌人进攻游击队的力量。

周逸群在领导鄂西地区工作的同时，又负担鄂中地区的领导工作。他亲自向鄂中地区基层党组织传达党中央指示，部署从速恢复工作的有关事宜。这时，由于湖北省委机关亦被破坏，得不到省委的具体指示，更增加了工作的困难。但周逸群排除万难，将鄂西和鄂中地区及南 (县) 、安 (乡) 一带共三十余县的工作统一于鄂西特委领导之下。经过艰苦奋战，到一九二八年冬，鄂西、鄂中地区的游击武装得到了相当的发展，除邹资生领导的游击队外，还有段德昌、彭国材等率领的在洪湖活动的游击队，段玉林等领导的石首游击队。至此，在洪湖湖畔的瞿家湾、柳集、剅口，白露湖附近的沙岗，华容和石首交界的东山等地，形成了几块比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为尔后武装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和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托和基础。

创建湘鄂西苏区

一九二九年三月初，鄂西特委为贯彻党的“六大”决议和中央其他指示精神，在江陵沙岗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周逸群等以“六大”决议精神，总结鄂西特委前段工作，作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组织”、“健全地方党部”、“彻底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对城市工人运动和农村经济斗争的领导等决定①。会议还着重研究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健全了鄂西特委的领导机构，分发了“六大”制定的中国革命的十大政纲和土地政纲。

周逸群十分关心湘鄂边地区的斗争。会后，立即写信给以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前委，向他们传达“六大”决议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介绍鄂西工作的经验。正渴望得到上级党组织指示的贺龙等，收到周逸群的信后十分高兴。湘鄂西前委和贺龙所部红四军指战员，在“六大”精神鼓舞下，英勇奋战，于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创建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

三月下旬，蒋桂军阀战争爆发，桂系在湘鄂西地区的大部驻军调到作战前线。根据这一新的情况，特委把江陵、石首等地的游击武装编为游击大队，在周逸群直接指挥下，采取“集中指挥，分散游击”的原则，运用从实战中总结的“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出奇制胜，重创敌军，短短十五天内就在江陵、监利、石首三县打了二十一个胜仗，接着又攻占了石首县城，消灭了监利县五处“常练队”，击毙了反动“铲共团”头目李生灿及其参谋长等人，摧毁了洪湖西南地区的反动巢穴，解除了游击队的后顾之忧。周逸群在谈到这支游击队的特点时说，它虽“不如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分军队作基础”，但“士兵的成分完全是农民自愿军”，“干部多半是由实际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所以颇能接近群众”①。由于与群众关系密切，群众常自动为游击队解决食宿、救护伤员、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游击队依靠群众在荆江两岸，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不久，就扩编为两个游击大队，下辖五个中队，在机动灵活地消灭地主豪绅武装的同时，还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展农会、工会等群众组织。据一九二九年四月统计，江陵、石首、监利一带工农会员，共达四万余人。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游击队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为及时培训骨干，一九二九年七月末，特委集中了江、监、石、沔、汉 (川)五县的八十名基层干部，在监利剅口举办训练班。周逸群亲自讲课，并反复向学员宣讲“打仗靠群众，种田靠群众，什么都靠群众”②的道理，启发教育学员树立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观点。周逸群以身作则，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为学员树立了榜样。有一次他来到训练班后，发了疟疾，房东张再望老大爷望着疾病缠身、冷颤不止的周逸群，心里十分难受，就取出棉衣执意要周逸群穿上。这件棉衣在战斗中丢失，周逸群一直挂在心上。一九三○年夏，他在监利县朱河镇特地做了一件新棉袄，请警卫员专程送到剅口张大爷手里，并亲自写信表示感谢。周逸群牺牲后，张大爷常常对着这件舍不得穿的棉袄，怀念“周同志”。这件棉袄被他珍重的保存到解放以后。

训练班学员结业后，编入部队，充实了基层领导骨干。这时，游击队正式编为红军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人枪约千余，驰骋在洪湖、白露湖、长江与汉水之间。一九二九年夏天，江、监、石、沔等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区乡红色政权。农民协会、赤卫队、妇女会等组织日益壮大，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

湘鄂西苏区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烧毁了地主豪绅的契约，废除了一切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采取了活跃农村经济的政策措施。苏维埃和农民协会的权威日益增高，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为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了充分准备。

周逸群通过一年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对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更为明确，一九二九年八月，他在向中央写的《鄂西农村工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在游击队和红军建设方面，报告强调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规定“县委负责人得参加军事会议，而县委会议军事负责人亦得参加”，以密切和协调党政军关系。在游击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军需账目公开，士兵伙食由士兵代表负责管理等制度，并建立由士兵轮流担任的巡查队，以监督官兵，维护军纪。游击队和红军还注意发扬军事民主，每次作战后，先由指挥员报告战斗经过，再开展互相批评，最后由一人做结论。通过群众性的总结，“增进官兵作战技术”。

在战略战术方面，报告肯定了“集中指挥，分散游击”的原则，指出在敌人内部发生冲突时，红军发展是可能的。若在军阀和民团联合“清乡”时，红军发展的可能性就较小了。这时，红军“应采取保存实力的原则，避免与敌人正面的冲突，埋伏在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后方，使敌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

在群众工作方面，报告指出： “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掩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时，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展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基础，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亦不易包围”。

在经济工作方面，制定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允许正当营业，苏维埃政府收取一定的税额，使其有利可图，但反对牟取暴利和放高利贷。监利县汪家桥商人见苏维埃不没收他们的钱财，将信将疑，心情不安地推出代表，表示愿意捐出五百元作红军军饷，还深恐红军“嫌少了”。可是，当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拒绝了捐款，诚恳地向他们解释了党对中小商人的政策后，他们“非常满意”，而且到处宣传党的政策和言而有信的作风，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报告还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

周逸群在这篇报告中总结的创建湘鄂西苏区的经验是正确的，与毛泽东、朱德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是基本一致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党中央决定周逸群(化名左应龙)担任湖北省委委员、鄂西特委书记。

洪湖的革命火焰，大大震惊了敌人。一九二九年秋末，敌人以大于游击队十余倍的兵力，猖狂进攻苏区，富农也趁机反水。鄂西游击总队在周逸群、段德昌指挥下，避敌锋芒，运用“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同时，改变了过去对敌兵捉一个杀一个的办法，采取了“投降受赏，来去自愿”的政策。在同敌人斗争中，洪湖人民以“刀口对刀口，枪尖对枪尖，有我就无你”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配合红军与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到这年冬季，终于打破了敌人的“会剿”计划。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周逸群主持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鄂西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以及农民运动、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职工运动、军事问题、经济问题等十二项决议。会议选举了新的特委，周逸群继续担任特委书记。

会后，根据中央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以段德昌为师长的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下设两个纵队，共约五六千人。

一九三○年二月，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两个纵队会师于监利县汪家桥。周逸群在会师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将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①，军长孙德清 (不久因病离职，由邝继勋继任) ，政委周逸群，并成立了红六军前敌委员会。周逸群等领导红六军整顿了军内党的组织，坚持在纵队设政治部。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继续发扬政治、经济、军事民主。这支武装没有旧式军队的恶习，阶级觉悟较高，刻苦耐劳，很能接近群众，作战勇猛顽强，善于夜战。“各县的群众几乎无有一处不是欢迎红军的”②。群众自觉地为红军准备服装、草鞋，“民众团体常常有酒肉洋钱慰劳”③。红六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西革命武装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适应了从游击战到较大规模的游击性运动战转变的需要。

红六军成立后，连战告捷，根据地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加强苏区的建设。为此，周逸群和特委于一九三○年四月，领导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西五县联县政府，组成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周逸群任主席。联县政府设秘书处和土地、财经、水利、军事、文化等部，统一领导各县苏维埃的工作。此后，在联县政府所属的石首、潜江县城和藕池、文塔等城镇及大江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农村内，取消了苛捐杂税，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开始了减租减息或土地革命，文教卫生工作也相应开展。

在这期间，以周逸群为首的鄂西特委，对地处边远、交通闭塞的巴 (东) 、兴 (山) 、归 (秭归) 地区及鄂北、鄂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十分关心，想尽办法向他们传达“六大”的决议及特委指示。根据这些指示，巴兴归县委建立了红军，成立了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后称苏维埃) ，鄂北、鄂西北部分地区，也建立了革命武装、苏维埃政权或农民协会。

巩固发展湘鄂西苏区

一九三○年夏，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进攻计划。湖北省委也作出了集中红军进攻武汉等中心城市的军事部署，要求各地特委执行。湘鄂西苏区的党组织和周逸群，在中央军事部特派员柳克明参加下，制定了《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这个《大纲》决定，红军首先夺取公安，实现红六军与红四军会师，继而再攻荆 (州) 沙 (市) ，完成鄂西暴动，然后配合全省红军进攻武汉，实现湖北省的首先胜利。这次“左”倾错误对湘鄂西的军事工作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不久，周逸群就在实践中逐渐提高了认识，对“左”的错误的部署进行了纠正和抵制。

一九三○年五、六月间，党中央要求红四、六军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根据中央决定，红六军由系马口、蔡甸向西，回师监利，渡江南下，攻克公安，于七月四日与湘鄂西前委率领东下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七月中旬，两军前委在普济观召开联席会议，按照中央指示进行了合编，贺龙任红二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军团总政委和前委书记，孙德清任军团参谋长，柳克明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全军万余人。此时，各苏区都组织了县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地方武装，基本上建立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者相结合的人民革命武装体制。

红二军团成立后，在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和苏区发展方向时，前委、周逸群同特委周小康①和柳克明之间发生了分歧。后者错误地认为“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沙市市面恐慌已极”，“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异常高涨”，因而力主红二军团在攻取荆、沙，“完成地方暴动”②后，进攻武汉。周逸群、贺龙等则主张先攻取监利县城，肃清苏区内的反动地方武装，打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后再向外发展。红二军团渡江进攻监利，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未能攻克，转至普济观召开军事会议，周逸群、贺龙被柳克明等斥为“右倾”，再次否定了他们的正确意见。柳克明还以中央代表资格，坚决主张攻取沙市、武汉。红二军团按此决定，先取荆门沙洋。但进攻沙市时，因敌防守坚固而失败。柳克明尚未从中吸取教训，又按湖北省总行动委员会的指示，命红二军团东进，向武汉进逼，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的红军，实现夺取湖北全省政权的任务。

当时，监、沔地区的“白极会”反动头目，煽动反革命暴乱。周逸群和贺龙等提出集中主力红军镇压叛乱，拔除苏区内敌人据点的行动方案。可是，柳克明等却不同意这个正确意见，只派了部分兵力镇压“白极会”，令主力北上，进攻岳口，东进武汉。攻克岳口后，敌军勾结“白极会”进行疯狂反扑，红军被迫撤出，返回沔阳府场休整。休整后，红二军团前委乃坚决采取了集中兵力，一面镇压“白极会”反动头目，一面依靠地方政府，争取受蒙骗的群众，从而平息了“白极会”的暴乱。至九月上旬，拔除了苏区内大部分敌人的据点，终于使被分割成若干块的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

九月中旬，党中央派邓中夏来到洪湖，接任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职务。邓中夏到职后，于九月二十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要求二军团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并主持讨论了红军的作战部署。根据大家的意见，会议作出先攻监利县城，再向江南发展，以巩固洪湖为中心的苏区的决定。监利县城攻克后，邓中夏在前委与特委的联席会议上，将鄂西特委改组为湘鄂西特委，并自任书记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调往地方工作，因邓中夏要随军行动，由周逸群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兼任联县政府主席。

邓中夏等为贯彻中央关于配合一、三军团打长沙的决定，将地方武装几乎全部编入红二军团。二军团南下至监利朱河镇，接到中央停止待命的指示，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上收复沔城，肃清东荆河以北，襄河以南地区的反动武装。红二军团在周逸群等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连克沔城、里仁口、彭家场等地。在峰口稍事休整后，于十月渡江南下。红二军团南下后，又在周逸群等湘鄂西特委和各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游击队、赤卫队的积极配合下，连克南县、华容、公安、藕池等地，扩大了江南苏区。至此，洪湖苏区已据有七座县城及广大农村，纵横数百里，横跨洪湖和洞庭湖两大水网地带。但红二军团在邓中夏坚持下，未能采取巩固地向外发展的方针，而是错误地继续向南进攻，招致了以后的严重失误。

一九三○年十月，湘鄂西特委根据原前委和原特委联席会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召开了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土地革命、保护工农等法令，并将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管辖三十余县。这些决议和法令虽在个别问题上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不仅明确抵制了“左” 倾政策，而且还纠正了过去土地工作中的错误，规定“土地国有，此时只是宣传口号，而不是实行口号。所以土地不禁止买卖”①。对待富农问题上，会议认为现阶段只应反对“富农的半封建半地主性”，规定“没收富农所余出佃的一部分土地”②; 对中农，除一般规定“不动中农的土地”外，还将中农分为“富裕的中农”和“非富裕的中农”，富裕中农不能与富农“同等看待”，而在分配土地有余时，“可分一部分给非富裕中农”①。会后，特委整顿和健全了县、区、乡各级政权组织，制定了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批地方干部，发动农民斗豪绅、批湖霸、废旧债、烧田契、分配土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把封建地主权力打得落花流水，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上，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先后建立了鄂西人民银行，统一货币; 开办了一些服务于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制盐厂; 兴办了学校、医院; 出版了宣传刊物。总之，湘鄂西苏区的建设有了全面发展。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九三○年十一月初，红二军团在邓中夏领导下，远离南县、华容、安乡苏区，进攻津市、临澧、常德等地。当时，周逸群和其他特委成员，多次写信向邓中夏提出：二军团应回南县、华容、安乡与公安一线，“波浪式的向外推进”②，但未被接受。十二月初，二军团遇敌重兵围攻，被迫撤至松滋杨林寺一带。周逸群等再次建议二军团速回南、华、安，以便“有阵地地向前进攻，有后方地向外扩大。”③军团内贺龙、段德昌也极力支持特委的意见。邓中夏不仅不接受这一正确意见，反而将段德昌调回洪湖，任联县政府赤卫总队队长。十二月中旬，敌突袭杨林寺，二军团遭到重大伤亡，被迫向五峰、鹤峰一带转移。

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一年春，敌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徐源泉集结五个师七个旅的兵力，乘二军团远离洪湖苏区之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两次“围剿”。洪湖苏区除部分地方武装外，仅有三百多人的红军，要打破敌人的“围剿”，十分困难。特委和周逸群带领苏区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特委一面把从杨林寺被敌冲散后返回苏区的部分红军队伍编为新六军; 一面领导群众组织赤色警卫队、赤色教育队和赤色守备队等地方武装，并将新六军与赤色警卫队统一编为江左军与江右军，分别由段德昌与段玉林指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当敌集中“围剿”江左时，江左军避开敌锋，转入江右，寻机歼敌; 在江左则依靠群众断敌交通，扰敌后方，袭击敌军。在敌人重点进攻江南时，特委决定抽调干部开辟洞庭特区，作为坚持江南斗争的依托。段德昌则率新六军移师潜江、石首、监利、沔阳边界。周逸群带领部分干部和武装，冒着严寒、弹雨，来到洞庭特区委员会，集结武装和江右军一起坚持斗争，终于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在反“围剿”斗争期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党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苏区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来苏区后，全盘否定了前段湘鄂西党组织领导军民所建立的革命业绩。

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反“围剿”斗争胜利前夕，周逸群由洞庭特区返回江北，途经岳阳县贾家凉亭时，遭敌伏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五岁。

作者附记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中央档案馆有关文件和文中已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

1. 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载《星火燎原》第1集。

2.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3. 《洪湖枪声》 (杨秀山根据贺龙谈话整理)，载《长江文艺》1978年第8期。

4. 许光达：《红六军历史材料》 (1947年)，未刊稿。

5. 许光达遗作：《洪湖红色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载1978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6. 谷志标：《湘西再起》，载《回忆贺龙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7.杨光华、宋一平、谢威、张德、杨嘉瑞、韩俊、周立英等的回忆材料和访问记录。

注释

①转引自肖楚女: 《新刊批评》,见《中国青年》第36期,1924年7月出版。

①韩俊老人口述。

①周逸群: 《总理逝世后之中国青年军人运动》,见《中国军人》第9期,1926年3月出版。

②周逸群: 《外祸与内忧》,见《中国军人》第7期,1925年11月出版。

①周逸群: 《外祸与内忧》。

①见《中国青年》第74期,1925年5月出版。

①谷志标: 《三次寻找党,忠心鉴日月》,见1979年6月9日《光明日报》。

①王敏昭:《八一访问贺龙将军》,见1951年8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余秋里: 《英雄业绩与世长存》,见197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①《周逸群的报告》,见1927年《中央通讯》第7期。

①陈赓: 《从南昌到汕头》,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77—78页。

①②1928年5月《施元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①贺锦斋: 《随常兄回桑植原籍有感》,见《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②贺龙上唇留有胡子,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胡子。

①唐承德: 《洞庭洒热血,洪湖照丹心》,载《贵州青年》1979年第4期。

①②《周逸群给中央信》 (1928年8月22日)。

①《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8月8日)。

①《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9月19日)。

①《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1929年3月16日) 。

①周逸群: 《鄂西农村工作》 (1929年8月) 。

②唐承德: 《洞庭洒热血,洪湖照丹心》。

①②③《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 (1930年6月)。

①1930年7月鄂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周小康当选为特委书记。

②《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 (1930年8月10日)。

①② 《土地问题决议案》 (1930年10月)。

①《土地革命法》 (1930年10月)第9条。

②③《湘鄂西省委对邓中夏同志的决议》 (1931年12月9日)。

五月流血周

五月流血周

中共人物传 周逸群人物传,周逸群生平事迹,周逸群评价

中共人物传周逸群人物传,周逸群生平事迹,周逸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