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

Posted 2023-01-04 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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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

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
　　元旦没来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及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与顾颉刚等朋友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又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喜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料，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考中了。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一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且，“此次选举总统，止十七人，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遂自称全国公举，真可笑煞人也”。
　　从1月1日到2月12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两套历法，同时也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交织的时光，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否则“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终不能抱定主见”，所谓主见，便是君主立宪。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美国虽号共和，却接近立宪专制，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国，“虽日君主立宪，实最有共和之精神”。
　　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因为他的家乡陕西，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只有南北实现和平，陕事才能平复。即使回不去清华，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
　　叶圣陶则最激进。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认为连“优待清室条件”都大可不必：“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日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不肯让位，那就打呗!
　　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那时真是年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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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历史民国初年白朗起义

　　当袁世凯寄希望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时候，他的左右就拼命宣扬，他是安定中国的唯一人物，于是袁世凯也有了今日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但就在这时，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支反袁的武装力量，它没有什么来历，它的出现就像传说，像演义，也像是神话，这就是民国初年昙花一现，却轰动中外的白朗军。

　　白朗军的首领就是白朗，白朗是谁呢？其实大家都莫衷一是，据传，白朗是河南省宝丰县人，时年三十七八岁，家境富有、好读小说，特别仰慕宋江的为人，曾经从军，之后落草当了大王，自称为中国扶汉军大都督。

　　当时，河南和湖北交界地区是个贫困欠收的地方，由于人们衣食两缺，所以易于铤而走险，白朗军的组成和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就很顺利。民国二年秋天，白朗军开始出现，随后声势越来越大，在河南安徽等地一路攻城陷池，最后逼迫袁世凯不得不调用北洋军的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任河南都督，责成他驰赴信阳督师。

　　随着白朗的势大，袁世凯捕狼赏格也步步上升，逐渐由５０００元提高到了１２万元。白朗军的战斗力是由何而来呢？白朗的布告宣称，政府军的月饷仅四两，白朗军却以十两月饷相诱，白朗军一天能走一百二十里，官军却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这么看来官兵虽然一直在追狼，但是实际上却是在摆队相送。

　　袁世凯政府对这支行踪飘忽、出没无常的匪军是大为惶惑，竟无中生有地夸大白朗军的声势，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依照袁政府前后公布的战报，大约已经击毙匪一百万人，而白朗本人更不知被袁军击毙了多少次。

　　但是和大多数民间起义的军队一样，由于缺乏政治主张、组织准备和军事素养，白朗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行军，使得部队过分疲惫，等它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回河南老家的时候，一路上的围追堵截，已经把它变成是强弩之末，白朗军的兵士们一回家乡，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而此时追兵也赶到了，曾经威势赫赫的传说中的英雄豪杰白朗，最终率领了五十余名护卫，与官军死战不敌，兵败身死。

　　民国初年，一段传奇般的绿林故事到此也就画上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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