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利请愿书到光荣革命

Posted 2023-01-04 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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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利请愿书到光荣革命

1688年8月，荷兰执政威廉接到一封由英国密使送来的邀请信，该信由当时英国的七位政治要人共同起草，包括英国议会中“辉格”、“托利”两党的领袖人物及宗教界代表。在这封信中，七位政要要求威廉率军队前来英国，取代当时在位的国王詹姆士二世，“帮助捍卫英国人的自由”。威廉于当年11月5日率军在英格兰西部的托尔湾登陆，得到了诸多贵族政要的拥护。
　　威廉进入伦敦后，下令让各地区选出代表到伦敦开会，这次会议后来成了新一届的议会。会议宣布詹姆士擅自离开值守，背弃了国王的职责，因此已经自动退位。“辉格”、“托利”两党达成一致，由议会宣布新国王临朝，威廉和妻子玛丽共同登上了英国的王位。此前，议会发布了一项《权利法案》作为新国王登基的条件，其中明文规定了英国臣民所享有的种种权利，如只有议会才有权征税、臣民可以自由地请愿、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以及议会应当定期召开等等。从此《权利法案》成为英国宪政中最为重要的奠基性文件之一，为现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这便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当年的政治精英们得以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行动确立了议会的主权，并成功阻断了英国再次退回到君主专制的可能。
　　宪政危机
　　1603年，詹姆士一世继位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士在其统治时期就与议会发生过多次冲突。詹姆士病逝，其子查理一世继位。他在继位的第二年就因为下议院拒绝增加国王的税收并试图弹劾其宠臣白金汉公爵而将议会解散，并继而通过强行借贷来解决财政问题。到了1628年，国家财政面临枯竭，查理一世只得再次召开议会。在这次会议上，下议院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权利请愿书》，要求未经议会的批准不得开征新税，未经法庭的审判不得逮捕臣民，不得剥夺未经法庭判决为有罪者的财产，以及不得让士兵强占民房等等。
　　查理一世迫于财政困难接受了这些要求，但到了第二年议会复会的时候，其又表示了反悔。而议会则再次对查理的专横征税表示了抗议。查理派传令兵去宣布议会解散，而下院议员们则将议场大门反锁，在匆忙中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这样写道：任何人如果企图改变国家的宗教信仰、或是企图不经过下院的同意就开征税务，他们就成了国家的敌人，就应该被全民族所打倒。由此，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已经达致最高潮。
　　最终，查理一世还是解散了议会，从1629年开始实行了11年的专制统治。在此期间，查理完全是凭着各种强制手段来征收钱财。这样一来，英国人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经由几个世纪的斗争和努力而建立的议会制度、以及由此而确立的“王在法下”（King under the law）和“王在议会”（King in the parliament）的宪政原则都已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到了1637年，查理的统治已经很不得人心，一颗火种就可能引发燎原大火。
　　英国内战
　　1639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爆发战争。查理不得不于1640年4月重新召开英格兰议会，要议会同意筹集军费。此时的英格兰已经有11年没有召开议会了。因此议会一召开，便立即对查理的统治提出诸多责难，而拒不讨论征税问题。查理一怒之下又解散了只存在了三周的议会。
　　随着战争的持续，英方的经费越来越难以为继。迫于内外的压力，查理只得于该年11月再次召开议会。此届议会召开后立即开始了对查理一世个人统治的系统清理。国王的权力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1641年10月，爱尔兰发生叛乱，议会在是否同意由国王任命军官前往镇压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查理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642年1月率兵进入议会，企图逮捕议会反对派的领袖。五位领袖事先得到消息，躲进伦敦城，伦敦市民也自发武装起来阻止查理进城捕人。查理意识到他在首都已经失去支持，便带领着那些支持他的贵族和议员们离开伦敦，向北方撤退。其后他在诺丁汉建立大本营，指称议会造反，应当予以征讨，由此挑起了英国内战。
　　内战初期，议会军处于弱势。1644年7月马斯顿荒原大捷之后，战争出现了转折。在这场战役中担任议会军总指挥的，便是此后主导了英国政坛的奥利弗・克伦威尔。1645年6月14日，议会军在纳斯比附近大败王军，在内战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1646年6月，查理一世向苏格兰军队投降，内战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苏格兰军队于1647年1月将查理一世移交给英国议会，议会便开始着手与国王展开议和谈判。议会提出《纽卡斯尔建议》，要求将长老教立为国教，并希望能控制陆海军的指挥权。虽然查理并不准备接受议会的这一建议，但当时的军队却对这些谈判疑虑重重。因为如果将长老教设为国教，就意味着对反对实行宗教划一的独立教派的排挤与镇压，而“独立派”又恰恰构成了军队的主体。
　　6月，军队把国王控制起来，关在军中，并于8月进驻伦敦，驱逐了11名议会领袖，直接登上英国政治舞台，扮演起主要角色来了。查理一世于当年11月出逃。第二年7月，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帮助国王复位，内战于是再次爆发。
　　战争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苏格兰军队被打退，王党叛乱也被扑灭。英国军队回师伦敦之后，出于对议会与国王勾结的报复，普莱得上校于1648年12月6日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议会，驱逐了大约140名长老派议员。此后，议会中只剩下90名左右的议员了，并且全都是所谓的“独立派”，史称“残缺议会”。不久之后，议会成立特别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以叛国罪处死。
　　历史启示
　　此后，英国又经历了克伦威尔的军事统治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1688年的“光荣革命”便是当年的政治精英们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行动驱逐了当时在位的国王詹姆士二世，迎来了信奉新教、政治上也更为开明的威廉和玛丽。
　　但在此之前却也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一场“流血”的革命，即英国内战。一旦暴力机器开动起来，便自有它的逻辑――武力革命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及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而这一结局却并不有助于人们实现当初维护“自由权利”的革命理想。于是人们看到，革命是以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利开始的；但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自身的权利，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的军事强力集团。革命以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最终却不得不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历史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甚至在很多方面今不如昔，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和悲哀。
　　即便是以保守谨慎著称的英国人，也同样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历史错误。但他们却记取了历史的教训，从而得以避免再次重复同样的错误。为了阻挡专制的趋势，英国人曾拿起武器，捍卫他们“自古就有的自由”；而到了1688年，同样是为了“捍卫自由”，则是七位贵族领袖在密室谋划，邀请一位外国君主前来干预。这使得英国人远离了历史恶性循环的可怕漩涡。
　　英国17世纪的这段历史亦值得后世统治者们镜鉴。世界近现代化的趋势就是一个民权崛起、特权消退的过程，自由和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当人民面对专制暴政的时候，即便是使用武力来捍卫自由，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事实上，自《大宪章》以来英国人就一直是这样做的。捍卫基本的自由权利本就是革命的合法性之所在，革命的最终目标便是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不仅没有主动开启应有的变革，甚至在应该做出退让的时候仍不肯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暴力革命。可以说，正是查理一世的一意孤行，才终于把整个英格兰民族逼上了造反的道路，也最终导致了其人头落地的个人悲剧。正如著名英国史专家钱乘旦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变革的方式不只革命一种，只有当其他道路都被堵死的时候，革命才成为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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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光荣革命

让人垂头丧气的特殊请愿

　1970年7月，我们被从农村招工到筹建中的一家三线水泥厂。因厂区的芦席棚子都已人满为患，我们这批知识青年中的男生就被分到远离厂区50里开外的矿山，因为那里还有三个半芦席棚子可容纳我们这108个“和尚”。
　　两辆卡车将我们拖到了荒无人烟的矿山。举目四望，怪石嶙峋的山上只有我们这几座孤零零的芦席棚，没有水（饮用水要到山下二里外的小溪沟去挑），没有电，也没有床（只在夹着石块的青草地上铺上一张大芦席作为我们临时的床），吃饭则要走几里山路到山下一个临时的食堂。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这一帮子知识青年群情激奋了。因为我们被招工时，负责招工的干部曾向我们介绍是去一个很现代化的工厂，单身宿舍、床、医疗设施什么都有。
　　我们一下子感觉上当受骗了，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后，一致认为：要下山到厂部去请愿，要求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否则，我们宁愿退回农村。
　　第二天早上，除了留下几个人员照看行李外，其他人开始向厂区进发。由于拦不到车，我们决定走到厂区去。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头上缠一条毛巾，以抵挡夏天的骄阳和擦汗水，戏称自己是一支敌后武工队。最开始，我们一路上谈笑风生，有时还唱歌。可渐渐地，我们疲惫了，也饿了，但路上没有一家卖东西的小店。偶尔看见一块西瓜地，我们像饿狼一般扑过去，可是那瓜还没有成熟，我们也不管，便一人摘一个来吃，可惜，只能解渴，不能充饥，还留下了“鬼子进了村”的笑柄。
　　夕阳西斜时，我们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了厂区。可是厂里没有领导出面来接待我们，也没有人理睬我们。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了那位招我们来的干部，他见我们个个气得青筋直鼓，吓得发抖，赶紧掏出个小本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马上向领导汇报，保证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们见他处处赔小心的样子，不好动怒，便七嘴八舌地把我们的要求提了出来。那位干部一条条记了，说是即刻去找领导汇报，就一溜烟儿跑了。结果，我们再也没找到他的踪影。我们因刚到此地，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谁是领导，成了散兵游勇，只能各自想法解决吃饭的问题。
　　到了第三天傍晚，才有人通知我们到当地一个棉花仓库开会，说是有领导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以为总算要熬到头了，一个个强打起精神赶往开会地点。厂领导终于出面了，据说姓赵，是部队一个副军长，当时挂职于省国防工办副主任兼我们厂的总指挥。
　　赵副军长一开口就显出了军人的作风，雷火霹雳般训起我们来，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提到我们的条件。最后，他又严厉地补充道：“你们是怎么从矿山走下来的，再怎么走回去！至于你们说要求退回农村，要走你们自己走，户口我们是不给你们的！”
　　我们被训了个狗血喷头，没有一个人敢吭声。因为谁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伸头，就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户口卡在他们手上，我们只能面面相觑、垂头丧气。正不知怎么收场才好，那位招工的干部又出现了，讨好地对我们说：“我给你们找了辆汽车，你们可以坐汽车回矿山。现在不走，就只有走回去了！”我们一听，赶紧跟他走了出去，争先恐后地爬上汽车，回到了矿山。
　　这次下山请愿不仅没有给我们解决任何问题，相反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几天后，赵副军长给我们矿山派来一个姓阎的军代表，专门来管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知识青年。阎代表不苟言笑，总是阴沉着脸，好像他面对的都是阶级敌人。
　　阎代表到矿山来后，首先组织我们政治学习。他要我们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并把会不会背“老三篇”上升到对伟大领袖和对党的热不热爱、忠不忠诚的层面上。在那个时代，上升到这个层面就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当时在窝棚里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我们彼此找个对象，你拿着“红宝书”，让对方背给你听，然后反过来。有背错的地方，就相互提醒，学习的劲头比我们小学考初中时还要认真。只不过小时候是家长逼的，而当时是被政治压力逼的。
　　到了规定的时间，我们大部分都能将“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但有几个却指望阎代表以班为单位，集体背诵，好来个滥竽充数蒙混过关。可阎代表偏偏认真到要我们一个个上台去背，结果他们几个背得断断续续。阎代表当即就发了大火，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还让他们对着领袖像垂首认错、在领袖像前日夜诵背，不许吃喝拉撒，什么时候能通读背诵了，方才解放。
　　经过一个多月，无聊无趣的背诵阶段总算过去，然而阎代表又要我们来个灵魂深处的革命。在每天的政治学习会上，要我们轮流发言，深挖自己心灵深处和头脑中存留的“封资修”，并号召我们检举揭发同伴中的“封资修”，诱导我们写揭发材料送到他那里，并美其名曰：这是靠拢党组织的表现。我们人人自危，个个精神高度紧张，害怕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揭发出来而遭批判。当时有一个同伴爱理光头，结果被检举揭发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而遭批判。
　　阎代表还逐个找我们谈话，重点询问上次下山请愿是谁出的主意，谁带的头。我们都清楚，这个请愿的头，很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遭批判不说，甚至会坐牢。所以我们都说不知道，或说都是自发下山的。有的被逼急了，就把责任推到梁军的身上。梁军在跟我们上山请愿回来的第二天，就卷起铺盖下山了，临走时大大咧咧地宣布：“老子参军去！”阎代表便有意在大会上郑重宣布：梁军的户口档案在我们手上，他会乖乖回来的。
　　然而，让阎代表失望的是：梁军的师长父亲让自己的一个老上司某军军长直接安排梁军参了军，那位军长派人到厂里来取梁军的档案时，厂里只能乖乖地奉上。两个月后，梁军还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在部队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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