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敌人辩护

Posted 2023-01-04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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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敌人辩护

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正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要知道，在此之前，被囚禁起来的英国上尉和士兵，甚至都找不到几个像样的人肯替他们辩护。
　　这一年，又矮又胖的亚当斯35岁，距离他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还有将近30年时间。在一个英国国旗正被四处焚烧、征税员被人浇上桐油示众的城市，这个决定并不轻松。而他后来的表现也确凿无疑地显示出：他既对英国士兵的所作所为没有好感，也不希望通过此事讨好英国人而谋得什么利益。
　　既然如此，我便只能从他那让人印象深刻的辩护中寻找他的动机。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的如下辩词：“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叫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远是理智的。”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尽管根据记载，他为这个官司忙活了将近一年，却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代理费。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法律的公义并不为民意所左右，这是亚当斯辩词中的精义。愤怒的波士顿市民并没有让他放弃信仰――事实上，他对于民意的狂暴始终保持警惕。此前，看到反对印花税的人们砸毁英国官员的房子并抢劫财产时，他就表达过自己的恐惧。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作为美国的第一任副总统，坚决反对过火的暴行。
　　法国发生的暴行让他相信：“在民主政体中无限制地滥用权力，就像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一样暴虐、残忍。”而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砍掉脑袋后，他对一名英国记者说，人类最终会发现，假如大多数人失去控制，他们和不受约束的暴君一样，会变得专制残暴。
　　在很长时间里，亚当斯并没有太好的名声。有人注意到，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建筑物或纪念碑上，教科书也只是将他一带而过。与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人民权利的维护者杰斐逊相比，他保守、固执，刻意与激进者保持距离。而这些特质，都体现在他为几名英国士兵所作的辩护中。
　　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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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

汉朝历史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

《史记》第001讲。

了解司马迁的人都知道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那么此事的缘由是怎么样的呢？司马迁为什么为李陵辩护呢？

司马迁

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原因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只是提了一句，并没有说得很具体。不过在《汉书·司马迁传》里，却有很大的篇幅。具体的内容在他写给好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相信很多人都在中学的课本上学到过。这封信的收件人任安，当时牵涉到了“戾太子谋反案”。汉武帝晚年昏聩，宠信奸臣江充，江充跟太子有矛盾，屡屡陷害太子。太子为自保而杀江充，结果被人误以为要谋反；汉武帝震怒，太子和他的儿子也在逃亡路上被围捕的官吏所杀。后来武帝得知实情，内心崩溃，不但下令要处死跟江充有关联的人，还迁怒于那些太子曾经求救过但没有施以援手的人。任安当时作为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虽然收到了太子要求发兵的命令，可处在观望状态，按兵未动，被汉武帝认为“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司马迁在他临刑前，给他写了这封著名的书信。

任安

在信中，司马迁详细地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替李陵辩护。司马迁这样评价李陵：“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从这段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和李陵关系一般，顶多是平时打过照面，并没有深交。但司马迁给李陵的评价是全方位的，认为他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对待亲朋好友，都很有风度；对待国家，也心存报国之志。司马迁甚至用了“国士”这个词，认为李陵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足见评价非常之高。

李陵为什么会战败呢？这还要说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宠臣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率领三万人马攻击匈奴右贤王，战争的主要地点在祁连山和天山附近，还让李陵的五千步兵作为袭扰部队，牵制匈奴兵力。不过非常不巧的是，李广利的三万大军没有碰到匈奴主力，倒是李陵的五千步兵遭到了匈奴主力部队八万人的合围。李陵充分发挥弓弩兵的特长，机动作战，但无奈匈奴的兵力太多，在歼灭、击伤敌军万余人的情况下，自己的兵马也损失过半、几乎弹尽粮绝。而李广利的主力部队，迟迟没能赶过来救援不过即便如此，李陵都没有想着投降，他的部队又坚持作战八天“白刃战”，在离汉朝要塞居延（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17千米处）不到百里的地方，再次被匈奴合围。这次，还是没有人来救他（汉武帝推说是当时的将军路博德的“狡诈”，导致自己判断失误，可武帝非但没有将他治罪，还在第二年继续派他出击匈奴，明显是想把李陵的五千兵马当做诱饵）。最终，他选择了投降，剩余部队只有四百余人逃了回去。李陵投降匈奴之后，匈奴单于非常高兴，还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他。可以想象，匈奴对李陵这样一个勇敢作战、战术高超的人，内心里是充满敬畏的。

李广利

李陵投降之后，武帝震怒，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司马迁作为当朝史官，出于自身职责，向武帝进言。他认为李陵能坚持作战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才投降，肯定是有所图，委婉表达了李陵可能是诈降的推测。但汉武帝正在气头上，觉得司马迁替李陵说话，动机不纯，是想借李陵之功讽刺贰师将军，有“诬上”的嫌疑，下令对他施以腐刑。司马迁一片忠心，跟李陵一样得不到汉武帝的理解。这还没有算完，李陵在匈奴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汉武帝也想明白了，还派了公孙敖（依附于李广利的将军，对李陵肯定也不会有好感）深入匈奴腹地，前去接应，想要接李陵回国。怎奈听到了李陵正在替匈奴练兵的谣言（其实是另一个汉朝的降将李绪），在贰师将军等人的附和之下，李陵的假投降变成了真投降，汉武帝仅凭公孙敖的道听途说，就痛下杀手，下令对李陵“夷三族”。李陵下定决心留在匈奴，单于还让他做了右校王，掌管坚昆部落。即使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替他平反，遣人来迎接他，他也没有再回去。

司马迁在给任安的信里，还留下了那段经典的名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也是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忍受奇耻大辱，完成《史记》的重要原因。

都说“伴君如伴虎”，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可晚年昏聩，对外穷兵黩武，对内重用奸臣，可以说他所在的时代，也是西汉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李陵之所以遭遇汉武帝的不公正对待，还跟他的祖父飞将军李广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以后还会讲到。司马迁受牵连，纯粹是因为说到了武帝的痛处，正是因为武帝这种拿李陵当诱饵的行为没能成功，才导致汉军五千精锐几乎全部命丧匈奴之手，武帝非但不念李陵杀伤万余人的功劳，还希望他能“杀身成仁”，可谓险恶之至。司马迁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情，却触怒了武帝，归根结底还是武帝本人后期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心里在作祟。

为敌人辩护

为敌人辩护

汉朝历史 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

汉朝历史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