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漩涡中的新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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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漩涡中的新旧党
哲宗朝,无论是元v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f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v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v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v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v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v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章被贬出朝廷。 章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绍圣元年(1094),章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绍圣四年,章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v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v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哲宗像章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类元v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动一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此外,章在贬逐元v党人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而刘安世贬逐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不幸为苏轼所言中。政治
新旧夹缝中的张元和
张家四姐妹 一 记得许多年前,老师给我们讲莎士比亚的《奥瑟罗》。老师说,为什么那些勇敢叛逆的新女性婚后却成为温顺的旧女性呢? 其实不独文艺复兴时期的女子如此,民国时期的女子许多亦是如此。其实变革的时代种种思潮交织,人们的选择很难简单划分成新旧两种。 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大姐张元和也算是这样一位女性。 青年时期,她不顾世俗眼光,与一位奇女子凌海霞过从甚密,然后她以名门闺秀身份下嫁昆曲演员顾传玠,不可谓不叛逆。婚后她成为一位贤妻良母,这一切,是那么水到渠成,我们并不感觉她形象有多分裂。 十五彩衣年,承欢慈母前。 不没能等到十五岁,张元和就已经失去了承欢慈母的机会。十四岁那年,她的母亲陆英去世。陆英21岁嫁到张家,36岁去世,死因是生第14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 不过,这也许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频繁的生育、繁琐的家事也许早已损耗了陆英的身体。 张家是个大家族,「 ”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我们叫她老太太;又有大大(母亲)的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奶奶;中有我父亲、叔叔、姑姑们;下有我们姐弟。还有管事的、教书的、门房、花匠、厨子、打杂的男女工人们。”身为张家的主母,陆英「 ”样样事到周到妥帖,从不失礼”。 张家还饱受子嗣单薄的困扰。陆英的丈夫张武龄正是因为大房男丁凋零才从五房过继来。陆英进门后,生子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偏偏她的长子姗姗来迟。她怀了8胎,生下4个女儿后,才生下长子张宗和,随后又生下次子、三子、四子和五子。16年内她怀了14胎,活下了9个孩子。 陆英这一生大约是旧式女子的楷模,也是人人称羨的对象。她性格温厚和平,伺候婆婆、丈夫尽心尽力,处理家务事事妥贴。上苍也似乎格外厚待她,婆婆慈爱,丈夫温和,儿女双全。 只可惜,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 陆英过早离开人世,留下了9个孩子。一年后,张武龄娶了韦均一。 生母去世,继母入门,作为最年长的孩子,张元和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弟弟妹妹们也许还懵懵懂懂,及笄之年的张元和已经开始思考自己乃至女人的命运了。 这也与元和的家庭教育有关。 元和五岁那年,父亲张武龄将家从合肥搬到上海,十岁那年,又搬到苏州。孟母三迁为教育,张父何尝不是如此?相对封闭保守的合肥张家难免落入旧式封建家庭的藩篱,子弟们也容易染上吸毒、赌博等旧式纨绔的毛病。他开办乐益女中,推动女子教育,对女儿们的教育也绝不含糊。家里的书籍与报纸孩子们都可以自由翻看。这样的家庭里,张元和接触了新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 可张元和也是在祖母和母亲的教导下背着《女儿经》长大的。她的母亲便是那孝敬公婆、顺从夫婿、处家和睦勤俭的完美旧式女子。对母亲的孺慕与崇拜想必在张元和心中构建了理想女性的神话。 生母的死亡与继母的入门打破了这个神话。事事完美的母亲透支了健康。生母葬礼后不久,张家便开始操持新妇入门的事宜。这并非父亲无情,是大家庭形势使然。 无论多么贤惠能干,旧式大家庭中的女性不过是墙上的皮,去了一层,还有一层。 继母韦均一是一位新式女性。她从上海爱国女校文科毕业后在乐益女中做教员,在长辈的牵线下嫁给了比自己大10岁的张武龄。9个孩子的继母,大家庭的种种烦难,纵使丈夫温和,孩子们守礼,婚姻生活也绝不容易。 无论是生母还是继母,婚姻于她们究竟是幸福还是牢笼呢? 正是那年,张元和认识了凌海霞。 这是位奇女子,她与张元和的相识相知,不早不晚,恰恰是最合适的时机。 元和生母过世,与继母相处又颇多别扭,凌海霞的出现既填补了张元和情感慰藉的需求;更展示了女性的另一种生存可能:脱离婚姻,只为自己而活。 凌海霞当时三十岁,立志不婚,在乐益女中做舍监。她对张元和情有独钟,那时元和身体不太好,她「 ”日夜照料她的汤药”,她认元和为干妹,让元和喊自己的兄长凌宴池为干兄。这种有所逾越的亲密让世人讶异,周围的同事也有所侧目,身为校长和后母的韦均一也有耳闻。 韦均一没有续聘凌海霞。 张元和中学毕业后升入大夏大学深造,凌海霞也在此担任女生指导。元和大学毕业后,凌海霞在海门创办女子学校,聘请张元和到海门任教。这一去就是四年。直到1935年,张元和因要照顾突然患病的小妹张充和,返回苏州。那一年,张元和28岁。 15岁相识,28岁离开,张元和生命中,凌海霞的这份感情不可谓不重。不过张元和大概给不了凌想要的情,凌也没有活成张元和所渴慕的样子。 离开是必然的事情。她已经长大,不再是许多年前那痛失母亲无助的孩子。 张元和与丈夫顾传玠 二 1937年「 ”八一三”上海危急时,允和写信催促元和尽快来四川与家人团聚,元和举棋不定:「 ”我现在是去四川还是到上海一时决定不了,上海有一个人对我很好,我也对他好,但这件事是不大可能的事。” 看似冷静生疏地称呼对方为「 ”一个人”,其实已经情根深种。这个人便是她日后的丈夫昆曲名伶顾传玠。 他俩的相识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不过互生情愫却是元和29岁那年。他俩的相识相爱相守都离不开他们所挚爱的昆曲。 张元和是大家闺秀,算是从票友戏迷起步,进而沉浸于昆曲;顾传玠是昆曲演员,对昆曲他既深爱又逃离。 他因昆曲而名满天下,也因昆曲被看成低贱的戏子伶人;他表演出神入化,却也入戏太深透支健康;他热爱昆曲,却也预感它的衰落。种种情结,诸多纠葛,让他离开舞台。他读大学、投资股票、卖过烟草、开过中药店。 虽然当时小报上狗血标题「 ”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不乏嘲讽,张元和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虽然顾传玠的诸多尝试大多失败,经济不算特别宽裕,夫妻之间总是和睦的。 1940年5月,张元和生了一个女儿。顾传玠非常疼爱,以双玉为名,取名顾珏。顾珏18个月大的时候,张元和流产,前来看望的凌海霞表示代为照看顾珏一段时间。 孰料这代为照料变成了强行收养,后来孩子被改名凌宏,她管凌海霞叫「 ”爹爹”。顾传玠对此当然是反对的,张元和也是心痛的,可对凌海霞的这一举措,她最终还是让步了。 1949年初顾传玠带着妻儿去台湾,凌海霞却没有带着顾珏一同前往台湾,母女自此天各一方。 1980年张元和才在美国与女儿重逢,彼时,顾传玠和凌海霞都已经去世多年。 张元和是贤妻。丈夫在世的时候她默默地支持和陪伴;丈夫故去后,她制作丈夫的传记,创办曲社,弘扬昆曲。「 ”一谈到顾传玠,她总是坚持照着固定的脚本来讲,从来不被扰乱。她提到顾传玠时,多半与昆曲相关。” 这般贤惠温柔,大概不完全是因为旧式女子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她对顾传玠在昆曲成就上的仰望吧。 夫妻多年,如果有什么抱愧的,大约便是他们那被凌海霞强行收养的女儿。这也许是她青春叛逆时光留下的因果吧。 2003年9月张元和病逝于美国,享年96岁。她是最后的大家闺秀,还是新式女子? 无论如何,那些曾经的勇敢与叛逆,温柔与顺从,多情与无情,到头来,都付与时间的洪流。 作者:刘洋风,高校教师,文艺学博士,写作爱好者。 相关参考
张家四姐妹一记得许多年前,老师给我们讲莎士比亚的《奥瑟罗》。老师说,为什么那些勇敢叛逆的新女性婚后却成为温顺的旧女性呢?其实不独文艺复兴时期的女子如此,民国时期的女子许多亦是如此。其实变革的时代种种思
...堂,走上了悲惨的贬谪之路。这一切,都源于宋朝时期的新旧党争,也由于他的恩师苏轼。新旧党争是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一场党争,简而言之,就是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变法,而大名鼎鼎的苏轼就因为反对变法,被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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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1873-1909)历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907年内召为军机大臣。“政治家”的生涯,应该是他的本分。不过,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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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唐朝女子最幸福,其实有点误解。除了几个身在政治漩涡中的公主后妃,留名千古的唐朝女子并不多,那几个标明女诗人的徐惠、上官婉儿、薛涛、李冶无论文名还是影响力都远不如前世后代的女子,实在有点辜负了那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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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才识兼备的李鸿章在落日帝国里,却是一生秋风糊裱匠。清另一重臣曾国藩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曾国藩家书》,李鸿章除了落得个千古骂名,还留下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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