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苦心经营的“被皇帝”

Posted 2023-01-04 天子

篇首语：秤砣虽小，能压千斤。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宋太祖苦心经营的“被皇帝”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宋太祖苦心经营的“被皇帝”

　　与前代那些好勇斗狠崇拜武功的暴力君王不同，宋太祖虽然是武将出身，却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宋太祖没有搞“狡兔死，走狗烹”，而是杯酒释兵权，和诸位老兄弟共享富贵。即便是对那些后周的皇室、遗臣，宋太祖也能够善加抚慰。整个夺权过程，除了后周大臣韩通一人抵抗被杀之外，几乎就是兵不血刃的实现了政权交替。就其仁德来说，确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而在整场兵变当中，赵匡胤花费心思最多的不是如何攻城略地，而是如何扮演好一个万般无奈“被皇帝”的角色。　　　　以当时赵匡胤的地位和影响力，完全有能力直接发动一场暴力政变，但是，用屠刀换来的政权有太多的弊端。血腥只能换来血腥，而不是赵匡胤所期待的长远的和平。赵匡胤和主要智囊赵普思考了很久，最后选择了在建隆元年的正月下手。　　　　下手之前，赵匡胤在京城中散布了两个传言。一个是契丹人和北汉人趁着周世宗去世，在正月大举进犯后周边境的镇州、定州等地。一个是“点检作天子”。第一个传言让京城百姓官员人心惶惶，尤其是后周的那些掌权者们。当时，后周皇帝柴宗训不过只有八岁，由皇太后符氏垂帘听政。但是，柴宗训的生母符皇后早已经去世，此时在位的乃是符皇后不足二十岁的妹妹。周世宗的意思，当然是希望小姨子能够好好照顾外甥。只是，现在的符太后入宫不过是几个月，对朝中那些派系斗争还没有搞清楚，更不要说处理这样的突发事件了。符太后只能把一切都交托给宰相范质和王溥二人。　　　　范质、王溥二人知道军情紧急，赶紧招呼担任太尉、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议事。赵匡胤在周世宗即位之初就追随左右，在周世宗去世的前六个月被提拔为殿前都点检，成为后周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周世宗对赵匡胤如此信任，自然，范质和王溥对赵匡胤也没有多心。当赵匡胤提出，自己可以带兵出战，但此次敌军攻势强劲，若要成功，必须调派更多的兵马，赵匡胤要求全国兵马的指挥权。两位宰相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赵匡胤的要求。第一个传言，目的已经达到。　　　　第二个传言，赵匡胤控制的比较好。史料记载“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宴然不知”。都城百姓人人都在议论，大军出发之日就会作乱，策动点检做天子。百姓很是恐慌，纷纷远走他方，躲避战乱，可皇宫之中竟然不知。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赵匡胤的保密工作做的好，只是在市井散步传言。官府就是想查，也查不到赵匡胤身上。另一个，就是军中朝中，有许多人对新皇帝都没有足够的归属感。就算是听到了留言，也隐瞒不报。毕竟赵匡胤势力强大，谁也不愿意做那个出头鸟。可是，范质、王溥两位宰相为什么也没有反应呢？一者可能是两人警觉心不高，这个“点检作天子”的传言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去年军中就有流传，因此周世宗罢黜了当时担任点检的张永德将军。二者，范质、王溥还要借重赵匡胤带兵平定变乱，在外敌未清除之前，不能动手。　　　　总之，赵匡胤这两个传言成功使其夺取了兵权，控制了舆论。当后来赵匡胤真的称帝做了天子，老百姓就会觉得，是天命所归，对赵匡胤废帝也就少了许多非议。　　　　赵匡胤先让担任副都点检的慕容延钊率领前军快速赶往镇州，自己在第二天率领大军前进。慕容延钊和赵匡胤的关系比较微妙，作为军中的二把手，慕容延钊在整个陈桥兵变事件中几乎就没有参与，当赵匡胤称帝的消息传到慕容延钊处是，慕容延钊也没有很高兴，只是“从命”，听从命令而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赵匡胤把慕容延钊先调走，而留下的，则都是自己的心腹。　　　　第二天大军出发，走得很慢，到了晚上才走到陈桥驿。大军不走了。史料记载，晚上，赵匡胤在大帐中呼呼大睡，什么事情也没做。可事实是，赵匡胤早就和赵普等人商量好了，如何策动，如何安排，如何处理突发事件等等。　　　　一开始，是有个叫做苗训的军官，此人在军中惯有神算之名，苗训在士兵当中散布流言，仔细看看今天的太阳下面仿佛还有一个太阳。这表示什么呢？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天上有两个太阳，就是人间要有新的帝王了。这种神神道道的话在民间极有市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军上下都在议论天有二日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新皇帝是谁呢？人们就联想起之前大家所说的“点检作天子”，原来新皇帝就是我们的太尉、点检赵匡胤啊。　　　　那些普通士兵自然不知道，一切都是赵普的安排。军中那些将领自然不同，他们知道所谓天命，所谓异相，不过都是用来糊弄人的。要想说服这些将领们，赵匡胤用的是另一招。　　　　赵匡胤的亲信都押衙李处耘把将领们召集起来，告诉大家，现在皇帝年幼，皇太后听政，我们辛辛苦苦卖命有谁知道？但是都太尉大人就不一样了，他带兵多年，对大家都像是兄弟一样。如果他能够做皇帝，那大家都可以一生富贵了。在推举太尉大人做天子之后，我们再北征，那也为时不晚。大家一听，纷纷赞同。这些人本就是赵匡胤一手提拔的将领，此时无论是从感情，还是从大局看，都只会选择跟随。于是大家一起去找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由赵光义带着去找赵普。大家都明白，赵匡胤最听赵普的话，只要他出面，赵匡胤一听会听从。　　　　众将见到了赵普，赵普先是假意训斥大家，大家怎么能够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要是点检大人知道了一定会怪罪你们的。一些人听到这些话，就走散开去。可李处耘知道赵普不过是做做样子，于是再次怂恿大家来见赵普。李处耘还拔出刀来说，以往，军中只要有人稍微有举事作乱的言语，就会被抄家灭门。现在我们已经聚集在一起商议立点检做天子，如果点检不肯出头，那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绝对不能答应。李处耘这么一说，所有将领明白，此时就是不反也晚了。大家都嚷嚷一定要举事。　　　　看看大家的情绪都被调动的差不多了，赵普说话也有些松动了。赵普表示，事情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夺取政权，建立新朝的事情，不仅仅要天命，还要有人心。为了赢取人心，恳请诸位将领严格约束部下，不得枉杀百姓。一旦都城发生动乱，不但不能够成功，外敌也会入侵，那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众将一听，赵普答应了，都很开心。　　　　于是，赵普分派各路将领，谁负责前面开路，谁负责最后防守，在都城之后谁负责监控朝中后周死党，谁负责进攻皇宫等等。一切分派完毕，赵普派人传唤大将石守鑫、王审琦率军赶来。这两个将军平日和赵匡胤关系最好，把他们调来，主要是用来以防万一。　　　　一切布置妥当，天亮了。　　　　赵匡胤还在睡觉，忽然听到几万人一起高呼“点检作天子”，被吵醒了。这时候，赵普率领诸将进入大帐，告诉赵匡胤，大家要立太尉做天子。赵匡胤还睡眼朦胧着呢，看到大家拥进来很是吃惊，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大家拥到议事厅，被人披上了一件象征皇帝的黄袍。众将全部都下跪，高呼“万岁”。赵匡胤坚决推辞，自己无才无德什么的。大家哪里答应，再三邀请。看赵匡胤不同意，赵普示意，大家又把赵匡胤扶上马，逼着前行。大军已经集结，所有人都已经被告知，必须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见到赵匡胤前来，一起下拜，再呼“万岁”。　　　　赵匡胤看到推辞不掉，就告诉众将：“你们这些人啊，自己贪图富贵，却立我作天子。如果你们能够听从我的命令，我就做。如果不能听从，我就不敢做。”众将听后，都下马说：“誓死效命！”这时候，赵匡胤就交代，现在的柴宗训，乃是我们的少主，那些公卿大臣，都是自己的同僚，你们这些人可不能欺负。最近几十年改朝换代，都会放纵军队劫掠官民，我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如果可以做到，事后我必定重赏；如果不能做到，别怪我事后翻脸无情，诛灭满门。众将听后，都再次表态，绝对服从。　　　　看看自己的戏也演得差不多了，赵匡胤下令，大军掉头，夺取京城！就在当天，赵匡胤率军回京，除了后周大臣韩通被杀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官员被杀。赵匡胤的军队果然军纪严明，没有侵扰百姓，第二天就恢复了集市。　　　　赵匡胤之所以要苦心经营“被皇帝”，估计有两个考虑。一个是以此来约束众将。看赵普对众将的要求，再看赵匡胤的要求，就可以明白。赵匡胤不想新政权有太多的血腥。但之前赵匡胤和众将之间只是上下级关系，可之后却是君臣关系。赵匡胤一再推辞，就是要让大家一再请求，然后明白，是你们要我来做这个皇帝，那就要绝对听从我的命令。第二个，历代以来，废立皇帝都被看成弑君。虽然有的朝代，比如汉魏晋之间，也会搞什么禅让，但明眼人根本不会被骗。看曹丕夺取汉献帝的宝座，都要三推四让，就更不要说周世宗一手提拔的赵匡胤要废帝自立了。赵匡胤唯有一再强调自己是被逼无奈，才能勉强洗刷自己背信弃义，以下犯上的污名。
皇帝太祖

咸丰帝一意孤行，桂良的苦心经营将化为泡影

英国专使额尔金在清方的一再请求下，也认为英国公使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并非上策。他于1858年10月30日致函桂良，宣称若《天津条约》能得到严格的遵守，若英国公使次年至北京换约能得到适当的接待，他将提请英国政府考虑，英国公使不常驻北京，而是定期或有事随时前往北京。额尔金的答复距咸丰帝的期望十分遥远，他只是提出了须得到本国政府认可的个人意见，而且也封绝了桂良的口，即不得再议修改条约。桂良在咸丰帝的严旨催令下，于11月15日上奏，含混其词，“驻京一节，说至再三，方肯不长行居住”。桂良并没有说明额尔金的先决条件，也没有将额尔金的信件上呈。咸丰帝对此仍是十分不满，谕旨中称：“若仍准其随时往来，岂能日久相安？”并让桂良明确告诉英、法使节：“若至天津，我兵即先开炮。” 桂良 >额尔金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咸丰帝一直在发怒，不停地要求桂良消弭“四事”。桂良并没有与英国等国商议更改条约，而是不停地在笔墨上与咸丰帝周旋。“公使驻京”消弭后，咸丰帝的要求改为消除公使“随时进京”，又随着英、法公使进京换约期限的临近，咸丰帝的要求又变为在上海换约。尽管桂良此期不停地挨骂，但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咸丰帝色厉内荏，已经退缩。1859年1月29日，咸丰帝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头衔也从“管理五口通商事务”改为“办理各国事务”。3月19日，桂良终于将额尔金的条件和盘托出。 >咸丰帝见此底牌，只得再让步，同意英、法使节进京，但提出条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驻。”他还要求桂良尽可能在上海换约。而4月22日桂良奏请将《天津条约》的批准文本发下，以便新任英、法公使到上海时可以在上海互换；咸丰帝却宣布：“如‘四事’说明，另立专条，该夷肯在上海换约，即迅速驰奏，再将条约发去。”直到此时，他仍没有放弃修改《天津条约》。 >1859年6月6日，英国公使卜鲁斯(F.W.A.Bruce)到达上海，7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到达上海。英、法使节坚持进京换约，拒绝与桂良会晤。15日，英、法公使乘船北上。25日，英、法使节强入大沽，战事重起。 >大沽口炮台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谢敏）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