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价卖官 荒淫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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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标价卖官 荒淫无度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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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价卖官 荒淫无度
中国的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当时蝗灾大疫，皇府准许百姓交纳粟米千石者晋爵位一级。汉文帝时也卖过官爵，目的也是为了刺激农业生产，解决财政危机。汉灵帝的卖官，绝非为了江山社稷，而是饱一人之私囊。皇帝卖官，公然标价，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这种前所未有的荒唐行为早已为汉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荣登大宝
永康元年（167）十二月，三十六岁的汉桓帝刘志病逝，膝下无子。桓帝先后有过三位皇后，第一位皇后梁莹是权臣梁冀的妹妹，她自己无子，还仗着母家势大害死了不少怀孕的宫人。第二位皇后邓猛，因为和桓帝宠爱的郭贵人闹矛盾而被废黜；第三位皇后名叫窦妙，是汉章帝窦皇后的同族。三位皇后，包括后宫无数嫔妃，都没能生下儿子，桓帝因此相信了方士们的胡话，服用春药，夜夜欢娱，结果不但毫无成效，还把自己身体给搞坏了。等到桓帝去世，皇后窦妙升格为窦太后，临朝称制，择定解渎亭侯刘宏继位，就是汉灵帝。
汉灵帝继位时也没有成年，年仅十二岁，在这种情况下，太后临朝，外戚辅佐已经成为惯例。于是窦太后任命其父亲、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执掌朝政，而此前罢免的太尉陈蕃也被重新起用，任为太傅。陈蕃、窦武通过不懈努力，逐渐解除了各地对党人的禁锢，党人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比如李膺等甚至重新得以入朝为官。但在宦官们的压力下，朝廷并未能下达正式的诏命解除党禁——更大的风暴开始酝酿。
宫中开市，皇帝卖官
皇帝在宫中开市场，作出这样的荒唐行为在历史上不只汉灵帝一个。南朝齐代的东昏侯萧宝卷也是一个热衷此行的皇帝。为什么堂堂九五之尊，会热爱这种贩夫走卒的卑贱行当呢？汉灵帝登基之时，才十二岁，只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根本不懂得如何执掌政权。而且当时窦太后临朝，外戚势力如日中天，黄门宦官和外戚之间的斗争激烈，年幼的皇帝夹在中间，根本无力作为。所以他便只得从其他活动中寻找乐趣。
汉灵帝先是在后宫仿造街市，街上买卖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奇珍异宝。宫女和嫔妃们扮成做买卖的商贩和游人，甚至还有表演杂技的、卖唱的，简直是一个微型的市井社会。汉灵帝每天游走其间，一会儿去酒肆里喝酒听曲，一会儿去集市上和店主磨牙斗嘴，乐此不疲。据史书记载，他还用驴子驾车，亲自执鞭在集市上游逛。结果这一荒唐的行为传入民间，还引发了一股效仿的浪潮，京城的驴价瞬间翻了好几番。
这种过家家式的买卖游戏虽然有趣，但是玩久了也就腻了，而且也不能带来实际收益，不能满足汉灵帝敛财的需要。于是他便又突发奇想，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公开叫卖官职爵位的交易所。
各种官位的价格不等，大体上是按照官吏的年俸来计算的，比如一个年俸两千石的官位，标价一般是两千万钱，大致来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而且标价并非一口价，而是像今天的拍卖会一样，求官的人可以出价竞争，最终出价最高的人中标上任。官员上任之前，先要交纳1／3到1／4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他在拿到俸禄之前，必须先预付大约25年的收入。这等高额的买官费，一般的富户豪绅也是支付不起的。但是一旦买了官，上了任，官员们必然会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最终受害的还是穷苦的百姓。所以卖官活动从光和元年（178）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9），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使得东汉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灭亡。
中平二年（185）三月，有个叫崔烈的人来官市买官。他不是一般的富户，而是出生在官宦世家，是名门之后。那他为什么还要来买官呢？因为他野心很大，不满足于一般朝臣，而是想位及三公。崔烈来到京城，通过灵帝身边的亲信，花了五百万钱买下了司徒一职。等到册拜之日，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等候册封。这时候，贪婪的汉灵帝竟然觉得自己卖亏了，颇有悔意，要不是身边的中常侍提醒，他恐怕还要出尔反尔。崔烈做了司徒之后，外界舆论纷纷，他的儿子受不了别人飞短流长，便对父亲说：“你还是不要做司徒了，别人都说你这个官有铜臭味”，结果崔烈不以为然，反而教训了儿子一通。据说“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同是卖官，汉文帝借此刺激了农业生产，并为国家积累了财富。而汉灵帝则是窃国之财中饱私囊，致使吏治腐败，纲纪混乱。
汉灵帝
晚清"纳赀"成士人出仕出路 朝廷明码标价卖官
晚清"纳赀"成士人出仕出路 朝廷明码标价卖官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本站网www.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一书是晚清著名学者、词人谭献的师友书信集。我一看到“复堂”，就感到亲切，并有“久违了”之感。《复堂词话》是我初学诗词时熟读论著之一。五六十年前，它与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冯煦的《蒿庵词话》合在一起，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
谭献的学术视野很开阔，在经学、史学、诸子、校勘诸方面均有涉猎，而且有所发现。谭献一生功名仅至举人，数次会试都未能踏入进士的门槛，后来通过“纳赀”（通俗地说就是买官，但这是朝廷明码标价出卖的，并非私下买卖的）做了几任县一级的官员。其官位不高，但交际却很广泛，与他往来的虽然没有什么高官显宦，但硕儒名流确实不少。这与谭献的生活环境（江浙一带宋代以来就是文人渊薮）以及他的谦卑好学、为人随和有关。因此才有那么多名士与之书信往来，积存下大量的“手札”。
所谓“手札”，就是亲笔书信。清代科举注重书法，有意进取的文人都要花大量时间与精力练习书法，留下的手迹大多楚楚可观。把朋友之间往来的书信保存下来，装成册页随时翻看，既忆及友情，又欣赏书法。前辈耆宿黄炎培先生的书信手迹极为秀美，听说毛主席晚年常常躺在床上翻阅黄先生的早年信札。
“手札”是座宝库，不同的读者从中会有不同的发现。爱好书法的读者可以一见清代士人不是为了应付科举只会写“方大圆光”台阁体的字，书信中大多是行书或行草，不少如行云流水，美不胜收，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对于经学、儒学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看到谭献在这些方面的思考。从往来的书信中可以感觉到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流传、繁荣是与西学东渐有关的。西学之来不是冲垮了儒学，而是启发了儒学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再度兴起。关心世情民风的读者从中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前面说到的“纳赀”就是“买官”，但这与读者熟悉的买官不是一回事，那是当时文士的一条出路。读书做官是古代通例，有些读书人有了一定的功名，如进了学，成了秀才，或再高一些成为贡生，甚至中举，有了这些功名一般还当不上官，如果再中了进士才能名正言顺地做官。但考中进士谈何容易？三年一科，每科中进士者一二百人，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人。全国的读书人按照这个比例来算，每年出仕者一个省只有几个人。许多读书人一辈子一事无成。
另外，晚清国家多事，战乱频仍，打仗需要钱，而清代年收入不过三四千万两银子，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果包括《南京条约》赔款就花了二千多万两，清代祖制又是“永不加赋”，这些钱到哪里去找？无非是开源节流，而开源中就有一条是“纳赀”为官（名声好听，不是卖，而是对于为朝廷做贡献者的回报），朝廷划出一些官职可以卖给一些特定的人。这遂成为一些读书人的出路。
谭献是“纳赀”为官的，名臣张荫桓也是，龚自珍因为书法不好，久考不中，也“纳赀”为内阁中书（后来又中进士了）。晚清的士人做官又多了两条路，即“纳赀”与“从军”。社会对于“纳赀”者并不歧视。“手札”中第一封信就是当时浙江巡抚杨昌F的，同治十三年久考不中的谭献已经四十三岁，决意“纳赀”为官，可是钱不够，作为顶头长官的杨昌F（湖南人，功名仅至秀才，追随曾国藩等从军立功而为高官）从旁听说谭献经济困难，便送来二百两银子和这封信。信中称他为“仲修仁弟大人足下”，告诉他官场拥堵，人情险恶，不能凭性情做官行事，临行以“智圆行方，胆大心小”八字为赠。他的老师杭州知府薛时雨是安徽人，谭献也是到安徽做县官，也在信中告诉他，安徽远不及杭州繁华，特别是经战乱之后，日常很枯寂，了无生趣，但东西便宜，要他安于寂寞，认真做事，不要在“出处”（出仕与退隐）再兜圈子了，盼望他把这一任官好好当完。我们从这些书信劝诫与勉励中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纳赀”为官已经成为士人出仕的正当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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