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灭佛简介 唐武宗灭佛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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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灭佛简介 唐武宗灭佛怎么回事
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世称会昌法难。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时间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影响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祆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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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唐朝短暂中兴的灭佛皇帝 唐武宗李炎简介
唐朝第十六位皇帝:唐武宗即李炎。本名瀍,临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弟。武宗在位时,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武宗崇信道教,于会昌五年下令拆毁佛寺,没收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在位6年,终年33岁。武宗生于元和九年(814)六月十一日,本名李瀍(chán),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武宗即位的过程,正是文宗即位的重演。
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敬宗皇帝的儿子晋王普为嗣,不幸的是晋王普于太和二年(828)六月5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皇太子的名号。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文宗的杨妃不满意太子永,一直谋求废掉他,因为朝廷上阻力重重没有成功,但太子永在开成三年(838)十月暴死,使此事划上了句号。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赐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从此文宗也抑郁成疾。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成美为太子,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一病不起了。
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为贪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他们假传圣旨,将文宗的五弟颍王瀍立为皇太弟,从十六宅迎入宫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驾崩之后,颍王柩前即位,这就是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这年,已是27岁。多年来他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王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与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武宗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付,度过难关。
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大开杀戒。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在开成五年(840)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
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的性命。仇士良等人因有拥立之功,在朝廷上很是跋扈,他们见皇帝十分信任李德裕,便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却被武宗巧妙地化解了。会昌三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武宗也就顺水推舟,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士良在手下宦官送他退居私邸时,曾经对这些人有过一段绝妙的表白。仇士良说:“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一句话吗?”众人唯唯诺诺。他说:“天子不可令闲暇,一有闲暇必定读圣贤之书,见儒学之臣,就会听到大臣的劝谏,天子就会因此而智深虑远,就会减少玩乐、放弃游幸而专心理政,我等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而权力就会变轻了。为诸君考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广殖财货,多养鹰马,每日以打球狩猎声色迷惑天子心志,越是极尽侈靡,就越会使天子喜悦,他就越不知道停息。这样一来,天子必定排斥经术,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万机在手,恩泽权力还愁不牢固吗?”一席话,使众人心服口服。这也正是仇士良专权跋扈、恩礼不衰的经验之谈。只是,他的办法对武宗似乎不是很灵验。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武宗在位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就是灭佛。
武宗灭佛,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三武之厄”。
唐朝建国,以道教为国教,但是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他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
武宗灭佛,主要是因为道士赵归真等得到信任,宣扬佛道不能并存。武宗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当时的道士还散布舆论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他们解释说:“黑衣者,僧人也。”就是说僧侣将取代李唐国统。这样的情况下,武宗灭佛就理所当然了。据说,为了维护道教,天下不准使用独脚车,这是因为独脚车会碾破道中心,会引起道士心不安。为了防止黑气上升,以防止“黑衣天子”出世,武宗还禁止民间豢养黑色的猪、黑狗、黑驴、黑牛等。这些说法未必可信,但是反映了武宗大举灭佛时的心理状态。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武宗准许他试做,结果不能做成,就把他杀了。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武宗虽灭佛,自己成仙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他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们炼制的仙丹妙药,多次催促。道士赵归真告诉他,有一种仙药只有在吐蕃才能得到,请求前往采制。这实际上是赵归真找机会脱身。武宗没有放他走,答应派其他人去,还问他求仙到底用什么药,要他开具一个细目。赵归真无计可施,就给武宗开出了一个炼制仙药所需的用药清单:
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
这几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备齐的单子,武宗居然下令各地求购。
武宗由于服用所谓的仙丹妙药,身体受到极大损伤。药物作用之下,他开始变得容颜消瘦、性情乖张。赵归真告诉他这是在换骨,是正常情况,所以身边的人规劝他少服丹药,他也不听。对于长生的狂热追求使武宗难以自拔了。会昌六年(846)的新年朝会,由于武宗病重也没有举行。这时候,道士们依然编造鬼话欺骗他。他们告诉武宗,生病是因为皇帝的名字“瀍”从“水”,与唐朝崇尚土德不合。土胜水,“瀍”名被土德所克制,所以不利,应该改名为“炎”,炎从“火”,与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灾祸。然而,改名并没有给他带来鸿运,且病情日渐加重,旬日之间口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求觐见,也没有得到允许。
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后的12天,宫中就传出了武宗驾崩的消息。他的妃子王氏殉节自缢而死。武宗成为太宗、宪宗、穆宗、敬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
武宗之世,重用宰相李德裕平定了河东地区泽潞镇节度使刘稹的叛乱,成为这一时期常常为人称颂的政绩。不过,从宪宗元和时期延续下来的朝廷官员的朋党之争,仍然十分激烈。穆、敬、文、武诸朝,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牛李党争”。牛党一派以牛僧孺为首,主要成员有李宗闵、杨嗣复、李珏等;李党一派以李德裕为首,主要成员有郑覃等。牛李两党在出身上,前者重进士,后者重门第。在朝廷议政之际,两党成员往往互相攻击,意气用事,是非蜂起。他们之间似乎也没有原则性的政见分歧,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治的危机。文宗也曾经叹息:“去河北贼(指河北藩镇)易,去此朋党难。”不过,李德裕主张对藩镇武力讨伐,派兵戍守边境,支持武宗的治国理政,给当时的朝廷带来了一些新内容。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在武宗面前替牛党的杨嗣复、李珏求情,说明了李德裕的个人政治魅力。所以,李德裕在宣宗时期被罢贬到崖州(今海南琼山)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的说法。这一场历时达40年之久的党派之争,最终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告终结。然而,这一天的到来,已是宣宗大中年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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