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有哪些例子

Posted 2023-01-04 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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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字狱有哪些例子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在封建社会中，以清朝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什么是文字狱?文字狱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大的像几十本的专着、诗文集，小的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抄别人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说文字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以巩固封建独裁统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x《明史》案。庄廷x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一部朱着《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桢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庄廷x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对满人有攻击之辞。公元1663年，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x已死，结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南浔镇有个大富翁朱佑明，和吴之荣有私仇，吴嫁祸于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此外，牵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刻工、列名书中的人等等，有的罢官充军，有的处死，这个案子一共处死七十余人。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审，判罪极重，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则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都有罪，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有关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没有牵连的也犯了“失察”罪。总之，一个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发的人，如庄案中的吴之荣，本来是一个罢官知县，竟被起用，一帆风顺，官至右佥都，朱佑明的财产，也都归他所有。从此形成以检举揭发作为猎官敲门砖，有仇隙的利用文字狱来陷人于死地的恶劣风气。
　　康熙时的另一次着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狱，又称戴名世狱。戴名世着有《南山集》，书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多人，但康熙帝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
　　雍正时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着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以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获罪后，查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在狱中死去，被戮尸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公元1729年以毁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更指出《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结果没有处死谢济世，饶他一命，罚他去当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宽大了。
　　陆生写了《通鉴论》十七篇被参，罪名是“非议朝政”。雍正帝因为《通鉴论》中对君王专制有所攻击，十分恼怒，大骂陆生“狂肆逆恶”，为“天下所不容”，把他杀死。
　　到了乾隆时，文字狱可以说达到极峰。不仅次数频繁，处理也极为严酷。篇书行文，稍有不当，即被指摘获罪。
　　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诗狱，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过大极为忌恨，于是兴起胡中藻狱，借题发挥以打击鄂、张朋党。胡中藻着有《坚磨生诗钞》，乾隆指摘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又：“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公元1778年，有徐述夔狱。徐述夔着有《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及校对人都处死。着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公元1779年，又有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冯王孙着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语，说他想反清复明，凌迟处死，子坐死，家属发遣为奴。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结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石卓槐着《芥园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凌迟处死，家属发遣为奴。祝庭铮着《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开棺戮尸，孙五人坐斩。cctop.
　　乾隆朝的文字狱极为频繁，不胜枚举。其中大都是牵强附会，任意解释，其荒谬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如山西王尔扬，为李范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学无术的地方官见了大惊，认为大逆不道。他们一方面想争取多搞几个，染红自己的顶子；一方面也确实怕朝廷说他们“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丢官，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赶忙上奏朝廷，准备再兴大狱。其实“皇考”意即“先父”，古文里常这样使用，并无悖逆的意思。乾隆也觉得这样就兴狱问罪，去抓一个乡下的土老头儿，不值得一干。所以把地方官训斥一通，算是了事。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清朝的文字狱可算是达于极峰。这一封建专制独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无声处，隐伏着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大兴文字狱这种加深臣民不满，对朝廷产生巨大离心力的严酷政策，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例子清朝

乾隆从清朝文字狱的“另类”胡中藻案中获得了哪些利益

季我努学社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传播历史知识胡中藻（？—1775年），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六年（1741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督湖南学政。由于其著作《坚磨生诗钞》中被指有暗辱清廷及乾隆帝，因而被处斩。乾隆帝与清朝以往的文字狱不同的是，如《南山集》案、吕留良案、《明史》案，胡中藻案完全是由清廷中央朋党倾轧所导致的。雍正皇帝在临终时，任张廷玉、鄂尔泰等为顾命大臣，以辅佐乾隆帝，二人虽同为顾命大臣，但素来不和，各级官员也以二人为首成鄂、张两派，由此朋党之轧不断，此后二人在“改土归流”、“御史仲永檀弹劾案”等事中激烈交锋。朋党历来为帝王所深恶痛绝，如雍正时期的年羹尧、隆科多，皆因结党而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乾隆帝对以二人为首的朋党也是十分痛恶。胡中藻为鄂尔泰门生，时鄂尔泰都湖南学政，且与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交往密切，为抑制鄂、张朋党，警醒官员，乾隆二十年（1775年），以密旨形式让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期间所出一切之试题及诗文全部严查，同时命陕甘总督刘统勋彻查鄂昌。至三月，乾隆又召集诸臣，指出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中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有辱蔑大清之意，斥其为“实非人类中所应有”，而胡中藻由于为鄂尔泰门生，平日自称为“记出西林第一门”，而西林觉罗为鄂尔泰姓氏简称，被乾隆斥为“攀援门户，恬不知耻”。随后借题发挥，为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作序且出资赞助印刻的礼部侍郎张泰开也被“部议夺官治罪”，而鄂尔泰之侄鄂昌的诗作《塞上吟》中成蒙古为胡人，因此斥鄂昌忘祖纯属满洲“败类”。鄂尔泰至此，一切罪议得当，胡中藻被判处凌迟，但乾隆为显示其仁厚，将其凌迟改为处斩，鄂昌也被赐自尽。鄂尔泰因为胡中藻之师因此也被治罪，其虽于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也未能摆脱罪责，其灵位从贤良祠中撤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史贻直因为其子求甘肃布政司一职，曾写信给鄂昌，被人告发，罢官勒令回籍。而后，乾隆严告众臣，“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文字狱通过胡中藻一案，乾隆成功起到了打击了朝中的朋党，同时也稳固了清廷的中央统治的稳定性。参考文献： [1]《清高宗实录》 [2]张友鸾.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J].炎黄春秋,2005(06):76-78. [3]杨乾坤：《中国古代文字狱》华兴春秋小编：施祺别毕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