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名朝廷官员人头落地

Posted 2023-01-04 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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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名朝廷官员人头落地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了一件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多人，其中56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望。王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甘肃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份，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以抚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读书肆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趋之若鹜。
　　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以便于中饱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百多万两解往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王望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这样一来，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待？
　　王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合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望如此胆大妄为，也无不群起效尤。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望银18000余两，“馈送”蒋全迪6000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000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唐离奇，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望、蒋全迪各8000两银。麦当时手中无钱，应允冒办夏灾得银后，如数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大办“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且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两，除办公费4两外，再加2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王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两计，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虽然有一小部分是用来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想起不久前王望情愿捐银50万两(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倍)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的律文，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员斩刑，待秋审处决。
　　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万两以上、2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人分批解往北京。后这74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
　　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56人，免死发遣者46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人，这在清朝建立140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乾隆人头朝廷反腐

熊廷弼主张放弃辽东，袁崇焕只说了三个字，他便人头落地

作为明朝晚年非常著名的守边大臣，熊廷弼的大名是永远都绕不过去的。那个年代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主要原因就是太乱了。首先就是辽东这边出现的异常情况，满族的努尔哈赤逐渐在这跟时候崛起，他一方面向明朝朝廷称臣，一方面开始自己的雄霸之路。在收拾完女真内部的矛盾以后，他将矛头指向了大明王朝。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当时明朝的皇帝自然是预感到了什么，所以便派熊廷弼前去镇守辽东。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熊廷弼本人居然向朝廷建议，希望明朝主动放弃辽东，将兵力集中到山海关一带。这就等于是让出了很大一片土地和无数的老百姓。大明上下对此都提出了异议，不少人为了表示自己忠君爱国的思想，主动站出来辱骂熊廷弼，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槽点，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当时辱骂熊廷弼的人，可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当时边疆的战况，只是出于爱国的情怀以及想要表现自己爱国热情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那么熊廷弼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他是最有资格在这件事上发表建议的一个人，当时整个辽东的战况十分糟糕，原本以为不堪一击的努尔哈赤突然间便的十分强大，而且当时他已经团结了所有女真各部的势力，手里也有十多万人马了。这个时候要想解决这个人，是不现实的。主要原因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内部战斗力实在是太差了，常年没有打仗，士兵们根本就没有多少战斗能力。第二就是粮饷供应不足，这也不能怪明朝，这个时候的大明朝已经非常穷困了，钱都跑到了贪官污吏的手里。第三就是对手太强大，满族的骑兵在当时算是最强大的兵种，就连大炮都没办法收拾他们。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实实在在存在，熊廷弼认为必须要有所取舍。如果强行对辽东用兵这是没错的，但是需要消耗大量的钱财，而且兵员补充方面更是让人不寒而栗。这一点大明王朝现在还能做到吗？显然已经不能了，国家根本拖不起。在辽东平原上策马驰骋的话，又不是对方的对手，还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饷，怎么算都不划算。所以熊廷弼提出了这个大胆的建议，只能防守山海关，放弃整个辽东地区。这个时候孙承宗和他的爱徒袁崇焕对此却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简直就是卖国的行为。尤其是袁崇焕，他一口咬定，熊廷弼就是卖国贼。这三个字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他们都没有上过战场，都不清楚现实的辽东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结果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知，直接导致熊廷弼被斩了。而不久以后，袁崇焕信誓旦旦地告诉皇帝，自己去辽东，保证在三年之内能够收复整个辽东，可惜这个时间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他到了那里才知道，一切都不容易。不知道他在那个时候，对熊廷弼的建议表示赞同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