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大兴文字狱

Posted 2023-01-04 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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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大兴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一面开科取士，笼络汉族读书人，软化他们的抗清意识；一面用“文字狱”来打击、压制具有强烈抗清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击利益不同的政治异己分子。文字狱的受害者，多数是生员、秀才、举人、教师和官员。文字狱是封建时代的思想罪。由于作者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由于整个主题，触犯了统治者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甚至读者定罪，或者统治者捕风捉影，根据文章中似是而非的字句，强行解释为触犯他们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罗织罪名。这样制造出来的案件，叫文字狱。文字狱在古代就有，但是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中出现的最多，最严重，最残酷，大小案件数百起，因冤狱被杀头、抄家、充军、做苦役、做奴隶的人，不计其数。据说，有个书生写了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认为是讽刺满洲贵族的文明程度不高，就丢了脑袋。但开始大规模地制造文字狱，是在康熙帝时期，有两起大案。一个是庄廷x（lóｎｇ）的“明史案”。庄廷x是浙江归安县的财主，他花钱买得一部明代学者写的，没有出版过的书稿《列朝诸臣传》，写的是明朝历史。他找了几个人，帮他稍加修改，补充崇祯朝的事迹，改名为《明史》，刻版印行。书中有些话，是明朝人口气，如称明朝官员降清为“叛变”，直接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庄廷x死后，有人告发此事，被康熙帝钦定为最大的逆案，庄廷x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砍头，他的儿子被杀，家被抄，刻书、印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人，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有的官员因为处理不力，也被革职、处死，共杀害了七十多条人命。后来，安徽桐城有个读书人，叫戴名世，编了部《南山集》。集中有些文章，详细记叙南明永历皇帝抗清斗争的历史。这又触犯了清朝的忌讳。戴名世中了进士，做翰林院编修，被人揭发，定为“大逆不道”，遭凌迟处死（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割受刑者身体的肉，让他在极端痛苦中死亡），他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侄子，凡年满十六岁的，全部斩首，妇女送给满洲功臣做奴隶，受株连三百多人。这是第二桩大案。康熙帝去世后，继位的雍正帝残暴不压于康熙帝。他疑心很重，处理文字狱的手段更辣。江西考官查嗣庭，出的考试题是“维民所止”，是《诗经》中的一句诗，上句是“邦畿（ｊｉ）千里”，意思是，千里的国土，有人民在居住。但有人告发出题者别有用心，说：“维”是雍字去头，“止”是正字去头，这句话，暗示要杀雍正的头。雍正大怒，说：你要我的头，我先砍你的头！查嗣庭被关在监狱里病死，他儿子被杀，兄弟被充军。雍正朝最闻名的文字狱是吕留良和曾静案。吕留良是浙江学者，他有两句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表现了不屈服于清朝、怀念明朝的感情。他参加过抗清，失败后回家乡教书讲学。清朝逼他做官，他坚决拒绝，出家做了和尚。他的著作充满反清思想，但没有流传开来，所以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吕留良死后，湖南人曾静看到他的文章，非常喜欢，派人专程到浙江打听他的其他书稿，并且与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了联系。几个人进而商量推翻清朝的大事。他们认为最好找一位掌握兵权的汉人将领，领头造反，就可以成大事。当时，坐镇陕西、甘肃的清朝大将军岳钟琪，据说是宋朝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代，他们就将希望寄托在岳钟琪的身上。曾静派学生张熙上门去找岳钟琪，劝他学习他的祖先，将金人的后代清人赶出去。岳钟琪是个死心塌地的清朝臣子，他假装赞成造反的计划，引诱张熙说出全部人员和计划，然后就向雍正告密。曾静等当事人都被逮捕起来，由曾静供出，是吕留良的著作引起的密谋。雍正大怒，认为前面许多“谋反”大案，都是由于吕留良思想“流毒”引起的。下令将吕留良从坟墓中挖出来碎尸，还劈了棺材，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学生被满门抄斩。只有曾静没有被杀。雍正将曾静写的供词，批满了“圣喻”（皇帝的指示），刻印成书，叫《大义觉迷录》，发到全国，让大家认真阅读。他要用这作为“反面教材”，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反对大清朝是有罪的。他的手段，又超过康熙帝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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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雍正大兴文字狱

雍正终于当上了皇帝，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兴文字狱。严政雍正当上皇帝几年之内，就将皇权归于一身，不容外戚勋臣染指，加上密折制度使他在管理臣民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一扫康熙皇帝时的“宽仁”政治，而是实行自己的“严猛”统治。
对于雍正的严猛，有他本人的话为证。雍正在批奏折时写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合。”虽然他也讲了“宽”，但归根结底是要“严”。雍正即位之初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就是他君权至上思想的表露，这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而制造文字狱则是他对反对派极端报复的首选手段。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授书案，最终导致了耸人听闻的吕留良文字狱。
案发曾静，湖南秀才，经过仔细地思考，他觉得汉人出身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封疆大吏，认为借岳钟琪的势力反清是一件有可能的事。于是，曾静派张熙前去投书岳钟琪，而岳当时被朝臣同僚所诽谤，心中惶惧不安，正愁没有向雍正表明忠心的机会，便马上上奏雍正，同时对张熙动刑拷问。张熙则是“拷打昏厥，坚不吐口”，岳钟琪于是改变对策，礼待张熙，表示自己愿意与他联合反清。张熙信以为真，供出实情。
由此为线，雍正得知曾静等人为他定的十大罪状，即“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盛怒中的雍正沉住气，极力安抚岳钟琪。同时派刑部侍郎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审理曾静一案。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来源于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观点，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这件案子上了。
这案中涉及的人牵一挂五，拉三携四，他们的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牵涉的地域之广也无它可比。而雍正的大臣们认为“若非由内及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天下之言论为可信?”他们认为这些民间的传说来自官场，其本源必定在宫廷大内——就是雍正的对立面。结果是什么人都受到怀疑，就连流放的犯人也成了传播这些隐秘的嫌疑犯。由于曾静特别推崇吕留良，而吕留良是顺治十年即１６５３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即１６６６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
第二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因此名气很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因为吕留良这个坚定的立场，又因为他的理学家声望，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大有“穷穷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者甚众”之势。一个早就作古的顽固文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由不得雍正用猛刑对待吕留良一案。
雍正八年即１７３０年十二月刑部提出结案的议文，雍正将此议文交给各个省讨论，并下令焚尽吕留良的所有著书。雍正又命大学士米轼等人批驳吕留良的著书讲义、语录。猛刑雍正十年，这个案子才正式定案，判决将吕留良及其儿子、当时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吕留良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而将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斩首示众；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遣送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戍边士兵为奴，女的为军妓，男的为杂役。案中被牵连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人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为吕留良著作刻书印刷的人车鼎臣、车鼎贲，以及于吕留良交往人的，收藏吕留良书籍的人，均被处死。吕的门人有的被革去举人、监生、秀才功名的，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吕留良学生的学生，吕留良的同乡也丢官的丢官，丧命的丧命。当时引发此案的曾静，张熙二人一直在家候旨，还幻想着为雍正洗清罪名，被雍正重用，哪里想到雍正想都不想，便杀了这两个人。
莫谈国事由此开始文字狱一起接一起，许多人家的家规，只要有清、满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状。朝廷官员之间更是相互蓄积陷害、报复。父亲一句诗招来“戮尸枭示”的大祸，子女被流放边疆的事屡屡发生。刑部尚书的儿子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还有的拍马屁没拍到点上，反而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批曾静，赞雍正，不想被雍正误会了，而被说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
雍正

清廷大兴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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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 雍正大兴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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