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与黄金肉

Posted 2023-01-04 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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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与黄金肉

满人努尔哈赤在幼年时期因家道中衰，曾经流落辽宁抚顺等地方，在一个女真部落首领家当伙夫。当时，这位部落首领很讲究吃喝，每顿饭都要有八菜一汤，必不可少。有一次宴请宾客，他选定部落中一位善烹调的女仆司厨，由努尔哈赤做帮手。当女仆做完第七道菜时，突然晕倒。此时，外厅正等着叫上最后一道菜，帮手努尔哈赤见状，急中生智，忙将切好的里脊肉裹上蛋黄液，入油锅迅速颠炒后装盘送上，首领尝后，觉得味道与往不同，特别好吃，宴毕问起原因，侍者只好实情相告。首领听了很高兴，又传来努尔哈赤问这种菜叫什么名儿？努尔哈赤为讨吉利，答道："叫黄金肉。"自此，努尔哈赤在这首领家颇受欢迎。
后来，努尔哈赤发迹，成了清朝第一个老祖宗，于是，每届大典，必令先上黄金肉，并当众讲述这段故事。因此，清朝各个皇帝都把黄金肉奉为至上珍馐，以示不忘祖上恩典与赏赐。
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是因为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在池中沐浴，一只神鹊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的衣服上，有一个仙女爱不释手，把果子放进嘴里吞进腹中，从而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仙女告诉他，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就是努尔哈赤的祖先。
然而，在明朝、朝鲜的文献记载中，都说努尔哈赤姓"童"或"佟"。努尔哈赤曾作为明朝的建州卫官员，先后八次骑马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朝贡。明人或明清之际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记载，都说努尔哈赤姓"童"或"佟"。
黄金努尔哈赤

民国“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货币与税收情况

民国黄金十年黄金十年，又称南京十年，是指1927－1937年间建都于南京由中国国民党一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为近代中国较高水平。 货币政策 1927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修订《中央银行条例》为20条，由国民政府拨款2,000万元。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对中国金融改革贡献不少。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制度混乱情况。国府早于1927年北伐之后，在英美的支持下使用白银为抵押，开始筹备统一货币。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具体办法规定1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每银币1元（成色为0.88，总重为26.6971厘米）易银7钱1分5厘。上海的金融机构于3月10日一律改用银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币厂的新银元开始流通。在大萧条后期，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个半月，出口即达2亿元之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有见及此，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央行则随即出台新的货币政策，这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民间及中外银行所存白银和银元纷纷交给政府，半年之间，达国币8亿元。另一方面，纸币则逐渐代银元而为通货。银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约14亿元，自1935年11月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达14亿余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银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20分、10分、5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之铜质辅币，以完成十进新制，解决当时辅币混乱的状况。可惜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钞票支付内战军费，法币发行量急剧上升，最大面额高达六十亿元。这使得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间接掠夺了大量国民财富，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财政税收 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内战频繁和腐败大增缘故。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1938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年期间，仅占3.2-6%。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1929年占8.2%，1933年占14.3%，1941年占19.7%。就国民收入而论，国民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有限规模的现代经济部分，这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所借各种内债共达35亿6,700万元。偿债及军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偿债支出占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间，共偿还债款31亿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亿1,000余万元，外债6亿3,000万余元，赔款2亿8,000万余元。在1928举行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正式把产生国民收入的65%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放弃了对一种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国民政府在整理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预算度、推行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和废除厘金。废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但因时局动荡，延至1931年1月1日实行。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在废除苛捐杂税方面，国府1934年7月通饬各省废除苛捐杂税，至1937年的3年间，全国25省市共废除苛杂7,100多种，废除款额达6,700多万元。在推行直接税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暂行条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开征的为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这四点财政措施，足以纳中国财政于正轨。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3年之后才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