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训示外国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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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雍正皇帝训示外国传教士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目录

1、雍正皇帝训示外国传教士

2、外国来的传教士汤若望为何一度被处以死刑

雍正皇帝训示外国传教士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相当频繁。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达三十多万,拥有教堂三百座以上。雍正元年(1723年),在福建省福安县,有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们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使男女混杂,败坏风气。此事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并最终诏令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雍正帝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上奏呼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为此,1727年7月21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这番讲话非常有意思,现摘录如下:
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像父皇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尔等提出的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
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驱逐出境了。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先皇(指康熙)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州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d),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人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你看,雍正给人的印象,俨然一位无神论者。尽管他的语气显得和蔼可亲,但柔中带刚、刚柔相济之中所流露出的毅然决然,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雍正如此坚定地驱逐这些传教士,仅仅因为他们的所做所为一如雍正所说是“欺骗小民”的“荒唐”事吗?或者说,如果仅仅因为某些传教士“敛聚地方民财”的不法行为,何至于把所有的传教士都驱逐呢? 国_学_参_考
分析雍正的讲话,我们会感到,雍正的话里,有很多弦外之音。也就是说,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原来,在康熙的晚年,因为选择接班人问题,皇子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夺位之争。一些传教士卷入其中,并支持雍正的政敌允K,现在,雍正上台了,能不趁机收拾他们吗?再一个原因就是,在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在这个“礼尚往来”关乎国家尊严的问题上,雍正当然也不会含糊,他下令的这场驱逐行动,也可以说是康熙后期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继续。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也很关键,那就是基督教宣传人人平等,对君权提出了挑战,而且,这一思想被一些民间秘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这可是属于意识形态里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涉及到政权的稳定,对此雍正帝当然要予以打击和取缔。
显然,在这个时候,雍正接见传教士,可谓正当其时;雍正的讲话无疑就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它表明了清朝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趣的是,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如果你再回过头来看,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这些复杂的原因在雍正的讲话里,其实若隐若现地都有所流露,而且,你越品,就越觉得他的话越好玩儿。
那么,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不过,这种对待所有传教士“一刀切”的做法,到鸦片战争前,一直被雍正帝的子孙们所承袭,客观上无疑也加剧了清朝社会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这就难免有些矫枉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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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来的传教士汤若望为何一度被处以死刑

在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成熟,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除了传统的商贸往来之外,也出现了很多的西方传教士的身影。而汤若望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员。可以说他是继最早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利玛窦之外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于1592年出生在德国科隆。他受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卓越功绩所影响而决心成为像他们那样胸怀远大理想的人。于是在1618年乘上轮船,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他在促进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基督教传播,以及推广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引起了朝廷中某些保守官员的不满和反对,最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康熙历狱,又被称为汤若望案。

康熙五年,也就是公元1666年,当时的新安卫官生,同时也是穆斯林信徒的杨光先向康熙皇帝上书,认为汤若望等人编纂的《天学传概》十分不合理,尤其是对书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是犹太人”这一点非常不满,是侮辱先祖的行为,因次以“为官叛国”和“妖言惑众”等罪名指控这些传教士。经过官员们的审理之后,决定将汤若望一干人等判处死刑。此时却出现了很多异象:天空出现彗星,随后又发生了大地震。在一系列怪事的推动下,汤若望等人最终被赦免出狱。但是直到康熙帝亲自处理政事的时候才决定平反此案。

这一案件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文化交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可看出儒道之学在当时的中国根深蒂固的影响。

汤若望墓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和封闭守旧的时期。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上已经有赶超东方的趋势。但是因为东方因为人口稠密和财富众多的特点,仍然让西方人流连忘返。在这种情况下,大批西方人前赴后继地来到瑰丽富饶的东方以求梦寐以求的珍宝。而西方的传教士们也是大规模登陆中国,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字道未,于1592年出生在德国著名城市科隆。从小就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对天主教抱有很浓厚的兴趣。曾先后就读于由耶稣会创办的三王冕中学和罗马著名的德意志学院。在这些知名学府的学习过程中,汤若望不但学到了很多科学文化知识,也对于天主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当他在学校的图书馆中看到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东方的活动之后,便深受鼓舞。于是便在1618年跟随航船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的四十七年时间里,汤若望一方面进行传教活动,另一方面也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他还曾经替明朝修订过历法,也对中国制造火炮等武器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说在中国,汤若望所带来的知识是深受当时的皇帝和朝廷器重的。

而当汤若望在1666年病逝于自己的住所之后,当时的皇帝康熙帝甚至还为此专门发布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可见他在中国的地位之高。而他的墓就在现今的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三塔寺内的北京市委党校之中,和他一起被安葬在这里的还有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和南怀仁。

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功绩将永远被我们所铭记,他们的名字也必将被我们代代传颂下去。

汤若望后代

在中国的明清时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出于快速扩张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当时的交通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因此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在这些来自西方的人中,除了商人之外,传教士也是其中人数比较庞大的一支。这些传教士除了进行传教活动之外,他们同事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汤若望便是这些传教士中的佼佼者。

汤若望出生在德国著名城市科隆,因为全家都是忠诚的天主教徒的关系,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天主教的氛围影响,立志要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的传播者,把教义传播到世界各地。后来当他在学习过程中看到了利玛窦这些人在东方进行的传教活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深受鼓舞,于是便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从此他便扎根在了中国,整整经历四十七年的时间直到去世。他在修订历法和火炮等我去的制造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还留下了《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作,对于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

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汤若望始终恪守作为一名天主教的职责,把毕生的时间都用在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方面,而他的个人生活则是非常清贫简单。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后代,自始至终陪伴他的都是作为传教者的责任和义务,殚精竭虑,丝毫不敢有任何的懈怠。

正史因为有像汤若望这样杰出的传教士的努力和奋斗,才会使得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能够顺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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