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为何最终放弃博古而投靠毛泽东?

Posted 2023-01-04 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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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为何最终放弃博古而投靠毛泽东?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战役失败博洛发生冲突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向广昌作堡垒推进。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张、毛的意见，李德、博古根本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并亲赴前线直接指挥，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4月10日至28日，红军部队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在4月28日撤离。广昌战役的失败，完全是李德、博古推行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结果。约在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他们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
　　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捺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据理力争。张闻天越讲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争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古找张闻天交谈给“提示”
　　博、洛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事实上，军委的大多数同志都是赞成张闻天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事后，或许是博古意识到这样对待张闻天不好，或许是李德对博古有所批评，博古曾找张闻天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无意于将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因此对这种提示没有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张闻天呢！
　　张闻天同毛泽东逐步接近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张闻天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即毛泽东同张闻天之间，却逐步接近以至互相信任和合作。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时去国外，在20年代两人未见过面。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总的说来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张闻天在文章中、在会议上也是采取这种态度的。张闻天的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是当时以“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势所必致的，但他同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嫌隙。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与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闻天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多起来。这时，张闻天同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例如，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等策略上，他们就都是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的。
　　人事变动成为历史契机
　　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并开始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路线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经过这次全会，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只当选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一定的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在延安整风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张闻天内心有这种感觉，行动上还是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从1934年2月起，他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张闻天同毛泽东在思想上、感情上逐渐接近起来。
放弃毛泽东

中国历史遵义曙光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与会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 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博古首先把反 “围剿” 的失败归结为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自己和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辩解。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作自我批评和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 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和退出苏区时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一系列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人事调整：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常委作了分工，由张闻天代博古负总责。长征途中，成立了由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上来，在极端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会议，是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标志，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张闻天为何最终放弃博古而投靠毛泽东?

张闻天为何最终放弃博古而投靠毛泽东?

中国历史 遵义曙光

中国历史遵义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