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八路军”诞生史

Posted 2023-01-04 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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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八路军”诞生史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8月25日，中革军委亦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
　　红军改编，是抗战初期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一大标志性事件。不过，这场改编背后，其实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复杂背景。西安事变前，两党公开打、秘密谈，一直没有结果国共两党之间关于“改编”的谈判，至晚可以追溯到1936年1月。
　　当时，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曾受蒋介石指派，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两党恢复合作、共同抗日等问题有所磋商。稍早一些时候，1935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下“总之，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等语；在更早的7月份和10月份，蒋还曾多次指派孔祥熙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试探中、苏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具体方式。
　　在1936年1月3日邓文仪与潘汉年的谈判中，国民政府开出的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是：
　　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
　　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
　　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稍后，陈立夫、曾养甫、谌小岑等人，均先后奉命与延安就合作事宜进行接触。延安方面此时虽与张学良方面达成统战，正在酝酿“西北大联合计划”，认为南京方面要求红军开往外蒙边境，是想要“导火日苏战争”，但原则上也并不反对两党进行接触。故谈判虽然艰难，但至1936年夏秋，也终于逐渐进入了两党高层接洽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虽然两党就“合作抗日”事宜始终没有中断秘密接触，但公开的军事冲突也同样始终存在。而且，秘密谈判的条件也常常因公开交战的结果而有所变化。如1936年10月，因红军之西路军在“宁夏战役”惨败，国民政府提出的合作条件也变得更加苛刻，不但要求“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也只能“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而在11月胡宗南的一个整旅被歼后，陈立夫亦带来了新的合作条件：红军可保留至3万人。简言之，秘密合作谈判与公开武力冲突并存的状况，自1935年底开始，大约持续了一年有余，二者互相牵制也互相促成；直至“西安事变”爆发，这种双线并存的情况才被打破。
　　1938年春，八路军长城插箭岭战斗阵地指挥所事变后，蒋介石改换策略，企图成立新党加入共产国际。“西安事变”后，关于国共合作，国民政府方面有了新的考虑。这种考虑就是：如何通过与延安的合作，更多地争取苏联的支持。所以，在1937年3月26日，蒋介石竟对周恩来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的惊人话语。据《周恩来传》：“他（蒋介石）这次谈话中着重的主题是：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他这样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譬如红军的改编后的人数，蒋介石表示“都是细节，容易解决”。蒋不谈“两党合作”，而要求共产党“同他个人合作”，究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蒋介石此时正在谋划另设“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取代丧失了号召力的国民党——陈立夫曾建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前面冠以“中国国民党”字样，结果被蒋痛骂：“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由此不难看出蒋对“国民党”号召力的悲观判断。
　　其二，蒋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将中共纳入以自己为领袖的新党之中的方式，变相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并进而使这一新党，取代中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1937年6月4日，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再次面谈。据周恩来的汇报总结，蒋在会谈中的主要意见是：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
　　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
　　对于蒋介石取消中共独立性的用心，延安方面看得非常清楚。其应对原则是：不反对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该组织必须“不干涉两党之内部事务，两党均保留各自组织之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之自由权。”
　　与此同时，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也陷入了僵持，6月8日与周恩来商谈后，蒋在日记中写下了分歧的焦点：“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帅，此不能允许，应严拒之。”稍后，七七事变爆发。但因为蒋一度判断日本无意全面侵华，故仍坚持不放宽改编条件，要求改编后的红军“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总指挥部。
　　对此，延安方面的判断是：“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作为应对，延安方面曾决心不管蒋同意与否，“立即自动地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并预判蒋不至于因此就宣布两党合作谈判破裂。
　　不过，这种极端情形并未出现。因七七事变的演化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中日之间进入大战状态，蒋也终于不得不放下完全控制红军的企图，于8月18日正式发表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八路军”遂得以正式诞生。
　　只是，蒋变相“合并”中共的企图仍在——1938年2月10日，蒋仍在游说周恩来：“竭诚盼望各党各派能够合而为一，并且为实现这个举国一致的新党起见，虽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名义亦可以取消。”但保持党的独立性，是延安方面的一贯原则，蒋的这种企图，终于在1939年4月彻底破灭。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下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诞生八路

鲜为人知的八路军裁军，毛泽东拍板精减20余万

　　1941年底中共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的意见，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拉开大规模精兵简政的序幕。其中，决定“精兵”20余万，占当时总兵力57万的一半。
　　“精兵简政”曾被疑动机不良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从1940年开始，在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人，在提案中建议实行“精兵简政主义”。李鼎铭等人的提案出台后，引起参议会的争论。有些参议员觉得，在抗日救国的危急关头，我们实施精兵简政，就等于束手就擒。许多人不能理解，个别人甚至认为李鼎铭是党外人士，怀疑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动机不良。但大多数议员认为该提案切中了边区的要害，以165票（到会议员209人）的绝大多数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
　　这份提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把提案的主要内容抄录到笔记本上，重要部分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批注：“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全军57万缩至20余万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
　　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后，全军各部队迅速作出反应。在这之后，中共中央还多次发表“精兵简政”的指示。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电报中强调，应“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电报中指出：“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勉强维持，必难持久……”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重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精简。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57万缩至20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将“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之一，排在首位的“对敌斗争”之后，成为抗日根据地的第二项大政策。
　　大批人员送入学校学习
　　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后，八路军总直属队于1942年1月12日制定《精兵简政中人员紧缩的具体办法》，要求“必须深入传达精兵简政的意义，要经过上课讨论等方式，使每个人员均具有正确的了解”。1942年在八路军的三大主力师中，贺龙的120师人数由35000人缩减至27000人；陈光担任代师长的第115师及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仅三大机关就由1万人精简为3500人；刘邓的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和各军分区，由原来420个单位减至269个单位，人员也精简了1/3。
　　八路军总直属队在《精兵简政中人员紧缩的具体办法》中，还规定了精简人员的去向：“大批人员送入学校学习，长期培养，提高文化与科学知识，创造八路军的知识分子。年青力壮的战士与事务人员，充实战斗部队。部分青年投入生产事业，学艺实习，半工半读，增加根据地的生产。不能继续在军队工作的，本地人给予优待，遣其归家；外地的由政府设法安置。”
　　通过精兵简政，陕甘宁边区出现“兵精粮足以胜敌，政简负轻而安民”的好局面。
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