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敌胆的中央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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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威震敌胆的中央特科

2、历史上有哪些名人

威震敌胆的中央特科

  成立中共中央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最初的酝酿是在廖仲恺遇刺事件之后。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遇刺身亡,而此前,没有任何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但为中共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工作,而亲自参与处理此事的周恩来更意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1926年,经周恩来建议,党中央派陈赓、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以培养党的公安保卫骨干力量。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广州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立即从上海迁至武汉。脱险后的周恩来冷静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前前后后,意识到必须吸取惨痛教训,建立与开展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已刻不容缓。不久,以周恩来为首的沪区特务委员会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首次展开了中共的秘密工作,他们认真检查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并将党组织转移到地下,及时整顿工人纠察队及营救被捕的人员。
  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了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作为中共中央在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负责人,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党在白区的活动是所谓“非法”的,只能采取更加隐蔽和秘密的方式进行斗争,党必须建立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机构。因此,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障党及组织的生存环境,有效地打击敌人、开展工作、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科)”。
  特务工作处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取得很大成果,周恩来曾如此评价: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9月21日,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撤销,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却为中央特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1月,在原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特别事务科(一说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在上海创建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中央特科先后设立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4个科,其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这是我党建立最早的保卫组织。22年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特务”这个名词的发明权是属于我们的,当年想不出适当的名词称呼这一部分工作,就叫作“特别事务科”。为了加强对中央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统一领导全党保卫、情报等工作。在周恩来和中央特委的领导下,中央特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针对许多同志初次参加秘密工作经验不足、纪律观念不强的状况,周恩来决定举办学习班。1928年春,中央特委开办了为期20天的秘密工作训练班,培训内容有如何开展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的斗争,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等。同时,还进行了秘密工作纪律训练。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向学员作了多次政治报告,陈赓、顾顺章讲授秘密工作技术和方法等课程。这期培训对于提高中央特科的战斗力、消除流氓无产者意识、培养革命纪律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1930年,周恩来又建议中央特委在上海卡德路专为中央特科行动科(又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训练科目更加具体化、技术化,如: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具体情况,熟悉敌人警宪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情况;学习射击、化装、破译密码、用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开镣铐技术等等。行动科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先后处决了叛徒何家兴、戴冰石、白鑫及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
  周恩来不但积极创建公安保卫工作机构、培养人才,而且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公安保卫技术手段,如筹建电台交通、提高侦察效率、打造无线电专业队伍等。1928年,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推荐了10名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和监听破译技术。其中,涂作潮等6人经考试获得了录取,学成回国后成为公安保卫战线的骨干,在白区隐蔽斗争和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下,1929年10月,中共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建立;12月,在香港建立了第二部电台。秘密电台的设立,对于保证中共中央同苏区、共产国际的联系及通报敌情,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联络的第一本密码,也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周恩来所从事的隐蔽战线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著名作家韩素音在一书中称赞道:“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周恩来“五四”时期所用笔名——编者注)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蒋介石则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周恩来除了直接领导和参与中央特科的工作活动外,还不断探索、总结秘密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情报和公安保卫工作的基本理论。
  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作原则和纪律。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深谙革命队伍必须要有革命政治信念的引领和指导,在领导中央特科期间,他始终贯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这是三条基本原则,也是特科工作的铁律,更是特科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要求和区别于流氓无产者恐怖行为的标志。为了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对敌斗争的能力,周恩来还经常在党内刊物《支部生活》上撰写一些短小精悍、极富战斗性的思想评论文章。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在《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指出,当时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制订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为有效侦获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秘密工作方法,使特科屡创战绩。如: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行动科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确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最主要的获取情报工作方法,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形成的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双重方式——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获取核心机密。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蒋介石企图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绝密情报,在危急关头使党的中央机关避免了后果不堪设想的毁灭性破坏。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周恩来研究并批准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反间人员——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蔽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党的情报侦察工作历史上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最早的成功典范。
  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培养一支坚强的队伍。在白色恐怖中,成功做好情报保卫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有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员。周恩来对进入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不仅严格考察其业务能力,并且经常教育他们要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自觉的纪律意识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当他发现个别人员有流氓习气,立即进行整顿,以纯洁队伍,并把一批经过长期训练和斗争考验、对党绝对忠诚的优秀同志补充进来。周恩来还坚持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特科举办训练班,他亲自为学员作政治报告,讲对敌斗争政策原则、秘密工作纪律,并对学员进行秘密技术的训练。他在组织“红队”队员学习时指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每个行动都要有组织地进行,都要考虑社会反映。通过训练,学员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他们既有着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勇于献身的政治素质,又具备特工人员的专业技能,成为党的秘密工作的骨干力量。
  周恩来为特科制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以及精心打造的特科精英队伍,使中央特科成为在其直接领导下的党的坚强战斗堡垒、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极强战斗力的党的地下组织,并取得了威震敌胆的光辉业绩。
周恩来特务中央

历史上有哪些名人

近代的:佟麟阁: 誓死坚守阵地的抗敌英雄

英勇抗日的爱国将领——赵登禹

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马本斋

战斗在日寇铁蹄下的女共产党员——张宗兰

智勇双全丧敌胆——包森

抗联英豪——李兆麟

抗日虎将荡气回肠——叶成焕

抗日怒火燃赤心——马耀南

冀中平原的“吕司令”:吕正操

陕西抗日名将许权中

“绝不给中华民族丢脸!”——刘老庄连

坚如磐石抗日心——魏大光

抗日赤心日月可鉴——许亨植

“打仗数第一”——陈锡联

抗日壮士英气冲天——董天知

侠肝义胆破“围剿”——曹亚范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

铁骨铮铮抗日到底——夏云杰

出奇制胜大将风范——粟裕

爆破英雄马立训

夜袭战斗常胜英雄——桂干生

宁死不屈的八女投江

冉庄地道战组织者——张森林

宁死不屈的抗日英雄——赵尚志

文武兼备一代英才——彭雪枫

“太行浩气传千古”——左权

钢铁战士——杨靖宇

“甘将热血沃中华”——赵一曼

一、 酒圣杜康

“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的记载。

杜康沟里的泉水“隐隐喷出,至冬不竭,流四里许入白水河,乡民谓此水至今有酒味”。

相传杜康正是取些水造酒,有文字为证:“他邑酒,足滋酒;白之酒独医病。

故饮之终日,而无沉湎之患;服之终身而得气血之和。

邻里百里许,多沽酒于白。

先泽之遗,本地独得其身,至今遗址槽沿存,此其明验也。”

杜康生卒

于白水,是白水人民的骄傲。

杜康酒酿出了淳厚的风土人情,酿出了古老的白水文化。

明清、民国年间,白水烧锅千家,酒坊四乡。

三国时,曹操吟咏出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绝唱:唐朝诗人杜甫写出了“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杜酒劳频劝”的优美诗句:晚唐诗人皮日休亦有“滴滴连有声,空凝杜康语”的佳句传颂,浓香的杜康酒将黄土高原的淳朴和热烈展现得淋淳尽致。

二、文圣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

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鲁国人。

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发愤为学,博学多能。

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

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

他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

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他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

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

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

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

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

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他才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三、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四、诗圣杜甫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

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

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

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

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

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

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

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

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五、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

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219年。

张仲景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

明代《李濂医史》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

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唐宋以后将《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金匮”为医经。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人类医药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他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并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六、武圣关羽

关羽,字云长,东汉末期蜀国大将,重义气,精武艺,后人称其为“关圣”、“关帝”。

关羽生前除曹操奏请汉献帝封其为汉寿亭侯外,正式官职为襄阳太守、都督荆州事务。

刘备封赐的爵位先为荡寇将军,后为前将军,列蜀汉“五虎上将”之首。

在其殁后的41年,即三国蜀景耀三年(260,正好是其诞辰100周年),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穆侯。

然而,从南北朝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关羽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祟封有增无减,“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祀无垠,关羽名扬海内外,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关羽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著于世。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需要这样的典型人物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守护神,因而无比地夸张、渲染其忠、义、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象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七、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

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

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

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

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

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

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

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

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

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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