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为人知日本当年从中国掠夺了多少东西

Posted 2023-01-04 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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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为人知日本当年从中国掠夺了多少东西

　　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华北的重要工业资源，可以说是举国上下，集军、政、经、文等各方力量进行掠夺。通过血腥的殖民统治和庞大严密的掠夺机构，把华北的巨量物资和财富变成其发动、扩大、维持侵略战争的经济动力，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掠夺煤炭12000万吨，铁矿石450万碑，铝钒土3000万吨，钨、锰、金矿21。2367万吨，棉花2000余万吨。。但实际掠夺和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此统计数据。以大同煤矿为例，日军即掠煤炭1400余万吨;为上述数字的1/8，在山西晋城一个县，日军仅生铁就掠运走50000吨;晋东南地区1941年以前日军抢劫羊毛295万吨。粮食掠夺量更为惊人。山西祁县抗战期间全县人口仅10余万，被掠夺粮食竟达7500万公斤……
　　另外，日军疯狂抓丁，不顾条件野蛮生产，对中国的人力资源掠夺和对民夫屠杀更加残酷。据1937年7月至1942年统计，被日军抓去当“劳工”的青壮年就有529万人。抗日战争期间大同矿区死亡6000余人。山西灵石富家滩煤矿，日军掠夺煤103万吨，而生产这些煤炭的矿工死亡竟超过10000人，也就是说，日军每劫掠100吨煤，就有一个中国人赔进了宝贵的生命。在日军侵占河南焦作的7年多时间内强盗般地掠夺煤炭500余万吨，屠杀矿工和其它群众数万人，烧毁房屋上万间。日山寺、妙乐寺等古迹也被日军破坏殆尽。
　　在北平，日军以“军管理”的方式，霸占了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清源制泥厂等企业。北平至华北各地以及其它地区的全部铁路设施，也均被日军夺为己有。其中包括11个铁路厂，200余台机车，4600余辆客货车。
　　日军还在金融方面进行掠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由日本侵略者操纵1937年2月12日成立)，总行设在北平、它大量发行无储备的不兑现的“联银卷”，依靠武力强迫华北人民使用，引起物价飞涨。初期发行这种伪卷，票面共有1元、5元、10元三种，后来由于发行额的加大，印刷速度跟不上，伪中联就增印50元、100元票面的大钞。1945年3月发行500元票面的大钞。同年5月又增发1000元票面的大钞。到日本投降时，竟出现了5000元票面的大钞。据伪中联总裁汪时璨供认，在其任职的时间里，共发行伪钞1238亿元。当时，在华北被日军殖民统治的人民只有1亿，平均每人占1238元。由此造成物价飞涨的速度极快。
　　在北平以玉米面计，1938年每市斤0.10元左右，1942年12月涨至每市斤1.05元，1944年8月中旬每斤涨到5元，日本投降前夕每斤竟狂涨到1000元至1400元。日伪在发行联银券的同时，极力排斥打击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1939年3月日伪颁布《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明令禁止法币在其占领区流通，强迫人们用手中的法币以低值兑换联银券。然后日方又到国统区以法币套购外汇，购买物资，补充军用，进一步加剧了国统区的通货膨涨。
　　日军变本加厉地对北平市民进行掠夺与压迫。首先，加捐加税，加重北平市民的负担。1942年9月，日伪华北政府将原征收的税赋提高数倍，并加大所得税的额度。其次，日伪政府还巧立名目开展了一系列的所谓“献金”、“献机”、“献袋”等运动。
　　所谓“献金”，就是搜刮民间铜器供给日军制造武器。北平居民的家用铜制器皿、门环等，都被掠去。故宫的铜质文物亦被强行运走1000多公斤。至1944年，日军以“献纳”名义从北平掠夺的铜达数十万斤。
　　“献机”就是伪北平市公署强迫市民缴纳“献机基金”，购买飞机献给日军。仅市公署负责砍伐北平市的全部成材树木，“献给”日军，计有20000余株树被其掠走，包括很多有保留价值的古树。
　　“献袋”，即由伪市公署征集“大东亚战争慰间袋”，“献给’旧军。在天津，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方抢占良田92.17万亩，约占当时天津县、清河县两县耕地面积的1/2。并成立了以军事头目为主的天津米谷统制会，实行残暴贪婪的“米谷统制”，从天津掠夺了大批粮食。日本侵略者还以“军事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购买”等手段，大肆掠夺的中国民族工业。日方又以“物资统制”的名义，严禁自由经营和贩运钢铁、粮食、棉纱、棉布、皮毛、烟草、火柴、建材、染料、汽油等40余种物资。
　　天津沦陷初期，日军以该地作为掠夺华北战略资源的中心，并由天津向整个华北幅射，使华北成为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日本政府通过野蛮、凶残的掠夺，获取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仅在1937年至1938年间，日本占领者就从天津掠走价值约40亿英磅的物资。特别是日军封锁天津的水陆交通，控制天津港，接管海关以后，天津就成为日军战略物资的加工和集散地，天津的工业完全纳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
　　日军还成立华北盐业公司，并指使汉奸成立兴芦公店，先后开辟盐田25.3万余亩，将原盐大批输人日本国内，每年达几十万吨。为了进一步掠夺华北的物产和资源，日本从1939年开始扩建塘沽新港。到1945年，新港基本建成3000吨级的杂货泊位4个和5000吨级的煤炭泊位1个。日本从天津港口运出了大量的煤、铁、盐、棉等重要战略资源并掠走了成千上万的劳工。
　　日本侵略者不仅从其占领区掠夺资源，而且还通过“围攻”、“清剿”等军事方式妄图消灭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并大肆掠夺根据地的物资。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晋西北区24个县被日军抢掠粮食3057500石、牲畜1049940头(只);北岳区(冀晋区)31个县被日军抢掠粮食10.01亿公斤、牲畜713008头(只)、被服3987530件;在太行区，日军抢走粮食12056100石、牲畜279774头(只)、衣服3020514件;在太岳区，日军抢走粮食22.1亿斤，食盐702亿斤，牲畜4780000头，被服946500件，等等。
中国日本当年

无耻掠夺！日本从中国掠夺走多少文物？

日本从中国掠走多少文物，这要一一精确的列起来似乎不太可能。自1985的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的抗日战争结束，日本鬼子曾两次在战争期间烧杀抢掠，那么，除了烧毁的文物外，到底从中国掠走多少文物？

不过，《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以下简称《文物目录》）在时隔66年后出版，为我们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战争劫掠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

66年后终面世

9月15日，《文物目录》一书出版座谈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主持座谈会。《文物目录》一书于年编成，时隔66年后首次正式出版。

全书收录了甲午战争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等类中国文物件。据介绍，书中所列的多数文物，比如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器，除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外，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全书只列出了日本所劫掠的中国文物名称及尺寸规格，然而，即便如此，十六开本的《文物目录》，仍分为九卷三大册，共计1423页、180万字。日本劫掠中国文物的数量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指出，《文物目录》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文化侵略的确切罪证，也是中国追讨流失文物的坚实而有力的依据。

追讨海外流失文物，尤其是追讨两次战争期间被日本劫掠的文物，曾是几代中国文物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期盼。1946年编成的《文物目录》正是在这一热切期盼之中诞生的。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现年92岁高龄的谢辰生，是《文物目录》一书唯一健在的编纂者。他回忆了66年前的情形。

1945年4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后更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委员会成立后，各地代表和工作人员满怀爱国热情，克服重重困难，认真清查文物损失情况。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统计得出在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的历史文化古迹741处，书画类1.5万多件，古器物类1.6万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文件类60多万件。”

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同时还承担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敌伪图书文物的任务。而与此同时，徐森玉、顾廷龙、谢辰生等人别在上海倾注巨大心力，历时9个月，编纂完成《文物目录》一书。这个编纂工作既是清理战时文物损失调查的延伸，也是为中国政府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文物追讨作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谢辰生强调，“抗战胜利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决定要向日本追讨甲午以后，他们巧取豪夺的所有的文物，编制此书的目的就是为向日本追索进行交涉提供依据。”他说，《文物目录》一书66年后正式出版令他百感交集，此书的正式出版对追讨流失文物，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追讨任重道远

《文物目录》一书正式出版的最大功臣、中西书局常务副总编辑徐忠良指出。《文物目录》编成至今已经过去了66年，但它至今仍然是确凿、确实的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的“追讨清单”。

据他介绍，1947年初，参与日本战犯审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唯一的文化专员王世襄，历尽艰辛，从日本追回了106箱珍贵典籍文物。这批追回的古籍经由谢辰生接收，转交南京中央图书馆保存。1949年国民政府溃退台湾时，大部分被带往台湾，成为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主体。

而正是在密切关注这一往事的过程中，徐忠良意外得知老一辈文物学家1946年编纂《文物目录》一书，而且了解到这本书此后从未正式出版。他说：“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一个古文献专业毕业生，我感觉到很惊讶，惊讶于自己居然不曾了解存在这么重要的学术着作，更隗疚于这么一部记录惨痛历史的重要着作竟然被冷落整整66年之久，不曾公开出版。”

正是在此触动下，徐忠良萌发了正式公开出版《文物目录》的想法。此后，他又了解到1981年国家文物局曾组织刻写蜡版，油印100部，分送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保存，但经查核，这批油印本几乎散失殆尽。而中西书局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仅存的孤本，才打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欣淼说：“在抗战以后，日本归还中国文物得情形令人失望，抗战期间日本劫去我国的文物，胜利后曾先后归还一些，后来从1950年到1956年，日本先后归还了六批，交还给了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存在台北故宫。日本归还的这些东西，杂项物品多，真正的文物是相当少的，有价值的甚少。追索海外流失文物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大多数学者同时还指出，《文物目录》一书中囊括的只是有据可查、铁案如山之劫掠文物，而日本方面通过其他未知渠道劫掠的中国未知文物还有千千万万。

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彭卿云建议，对日追讨流失文物是—项艰巨的任务，应该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力量相结合，编纂出一部中国文物保护史。中国文物学会顾问李晓东认为，追讨海外流失文物必须要找到系统的依据，应该整合官方和民间的资源，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流失海外文物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