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遗产和邓颖超的遗嘱

Posted 2023-01-04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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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遗产和邓颖超的遗嘱

夫妇俩临终积蓄只有5700元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洛阳龙门石窟。当地服务部出售《龙门二十品》拓本，这款字帖是龙门石窟自北魏到北宋数百年间留下的最具代表性的题记，是我国书法艺术中“魏碑”的代表作品，极为珍贵。
周恩来一直对魏碑书法作品情有独钟。可他一问售货员，得知《龙门二十品》每套售价是500元，十分遗憾而又恋恋不舍地将其放回原处。
陪同参观的洛阳市领导说：“总理，我们送一套给您吧！”周恩来严肃地拒绝了。
一国总理何以买不起自己心爱的一套书呢？
当时，周恩来月工资为404.80元，邓颖超月工资为342.70元，二人别无其他收入。而他们的开支很多，包括：伙食费、党费、房租费、水电费、报刊订阅费、生活用品费以及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特别支出与捐赠费。
周恩来平时要接济亲属。弟弟周恩寿共有6个子女，均在普通的工作岗位，工资收入都比较低，最多时，周恩来每月补助弟弟家生活费多达200元。嫡堂侄周尔辉的孩子要去美国留学，但是学费困难，邓颖超支援了5000元钱。
周恩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常常接济，西花厅的服务员霍英华要上速成中学，周恩来拿出150元，派人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自行车，以便她节省每天上学的公交车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遇难飞行员钟步云的女儿结婚时，周恩来让工作人员送去300元，相当于邓颖超将近一个月的工资。
据周恩来贴身卫士高振普回忆，从1958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的18年间，周恩来夫妻两人的工资收入161
442元，用于补助亲属36
645.51元，补助身边工作人员10
218.67元，用节余的钱先后三次交党费共1.4万元。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两人的全部积蓄只有5709.8元，遵照周恩来生前遗嘱，全部交了党费。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对亲属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十分疼爱，视如己出，同时要求极严。
周恩来的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从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总理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荣庆牢记伯伯的嘱托，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
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儿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留校当教师，其爱人在淮安县工作，组织上计划将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两人的工作，动员他们体谅国家困难，回家乡淮安工作。直到周恩来逝世时，他们还在淮安中学当老师。
“文革”期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古插队的地方参军入伍，尽管她是自己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正常手续参军的，但是为了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总理还是让已穿上军装来到北京的周秉建回到知青点，并要求她在那里扎根。
总理弥留之际交代的最后几件事
1974年6月1日，病重的周恩来不得不到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旅程。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仅在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就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对于诸如我党要继续对关押在台湾的张学良关照等很多具体工作进行了布置，对于自己的后事也做出了安排：
一是国宝交故宫。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原来，周恩来的六伯父周贻良晚清时任过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他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1953年9月2日，周贻良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
二是提议邓小平接替自己。1975年8月，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过人，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接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职务。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三是遗体做解剖。 1975年2月4日，医务人员再次对周恩来做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做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要求北京地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派人到云南锡矿，研究治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解除他们的病痛。
当周恩来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四是骨灰撒大地。周恩来认为，“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因此，他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联合国则为哀悼周恩来降半旗。这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哀悼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联合国降半旗持续了一周，突破了联合国《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极短的演讲。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广场上哑口无言，一阵寂静，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邓颖超三写遗嘱
自从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开始考虑自己后事的安排。 1978年7月1日，她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她对工作人员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还说：“我死后，把我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这封信就是邓颖超遗嘱的初稿，主要讲了五点：“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四年后的 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细看，然后认真地重抄了一遍，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了两点：“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当年11月，邓颖超的身体不太好，又写下第二份遗嘱。除上文提及的住房交公、不搞故居外，又交待了以下几件事：“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加重）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中共中央根据她的遗愿，将其骨灰也撒入天津海河，同时将她的遗嘱予以公布。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是彻底的“无产者”，他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登载于今日发行的1951期《作家文摘》】
范进忠梁玉林文
周恩来遗产揭秘遗嘱

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后代

1924年7月奉调回国的周恩来，9月抵达广州。虽已与邓颖超在书信中定情，但归国半年却一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1925年1月，周恩来托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给远在天津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长的邓颖超带去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

　　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

　　5年未见的恋人应自己的呼唤而来，然而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无法抽出时间去码头迎接自己的恋人，只好委托秘书陈庚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上接。

　　可拥挤的人群还是没有办法让邓颖超见到陈庚。人生地不熟的她只能照着通讯地址摸索着找到周恩来的住处。

　　爱情关系是自己决定的，婚姻大事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并且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是，8月8日，由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二楼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便饭。这顿西餐便饭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不过，参加婚宴的人当中倒有不少当时和后来颇为知名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恽代英、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婚宴上，大家纷纷向这对新婚夫妻敬酒，周恩来那天整整喝了三瓶白兰地，以至于喝得酩酊大醉。

　　相恋六载，分别五年，如今，志同道合的战友终于结为伉俪，此时，该是怎样的心情？也许，只有喝个醉，才更能表达出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幸福和喜悦。

　　婚后第二天，周恩来继续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而邓颖超则服从组织的安排，到中共广东区委上班。革命的道路势必充满险阻。1927年的4月，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国共两党因蒋介石背叛革命而突然交恶。

　　奉命调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就在他全力组织工人抗击着蒋介石的血腥镇压，经历着革命的险境时，他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难产，经历着另一种人生的险境。这应该算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

　　在这之前，也即他们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堕胎没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邓颖超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

　　这次难产的代价过于沉重，它不仅给邓颖超的内心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彻底损伤了她的身体。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没有亲生孩子的他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一生，注定要把爱洒向更多的孩子……
周恩来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