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政治火箭行 领导军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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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政治火箭行 领导军队不行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从我党与军队的具体关系变化来看,我党总体模式与思路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过程却有些复杂。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基于历史经验,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特别关注直接领导者的动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随后,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
“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天花板,不理会他。其实,此时许世友正在心中暗骂:“许世友的名字是你喊的吗?你坐政治火箭行,领导军队不行!”王洪文在上海时,和许世友比较熟,也在一起喝过酒,没有想到许世友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于是他又壮着胆,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发出巨响。
这时,王洪文才醒悟过来,他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伟大领袖。毛泽东铁青着脸,有些恼火,但却一言不发。
机敏的周恩来立刻来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刚才还很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点完名,周恩来宣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细节: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指出:“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整体来说,这次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毛主席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领导火箭军队政治
让他们上山打游击 行不行
核心提示:林彪听完汇报,问柴军武:“他们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显然,“他们”是指朝鲜人民军及其领导人。柴军武回答:“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周恩来、林彪、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历史,作者:一点资讯·非常历史,原题:林彪如何对待当年抗美援朝的?是否参战,党内很多同志都曾犹豫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出兵朝鲜问题上,党内有许多同志与林彪的看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林彪不赞成中国出兵朝鲜的意见,大概是他从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就形成了,是他固定的看法。而且,林彪一旦形成自己的看法,是不轻易改变的。 >据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军武回忆,1950年9月初,他从平壤回到北京后,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通知,说林彪要见他,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柴军武马上去林彪住处汇报。此前,柴军武已经向林彪汇报过朝鲜方面的情况,这是第二次汇报,需要谈新情况。林彪听完汇报,问柴军武:“他们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显然,“他们”是指朝鲜人民军及其领导人。柴军武回答:“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 >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林彪问这个话,实际上是自言自语,或者说,他在谈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柴军武是不能回答的。林彪也理解柴军武,谈话就此结束了。 当时,党内有许多同志与林彪意见相同。毛泽东本人也回忆过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并且认为是正常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来访的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上意见分歧因而犹豫不决的情况,他说:“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翻”,就是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意见不统一,翻来覆去争论的情况。 就是坚决主张出兵朝鲜的毛泽东等人,在做出这个决策时,也经过了反复思考、多次犹豫的过程。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苦心的。” 胡也在回忆中谈道:毛泽东在思考是否出兵朝鲜时,“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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