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火,五年苦战,四天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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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没有风暴,船帆只不过是一块破布。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一场大火,五年苦战,四天失守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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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历史 1911年,纽约内衣厂的一场大火唤醒美国的良心
一场大火,五年苦战,四天失守
湖南长沙是抗战相持时期最重要的战场,中日双方在此先后展开了四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取得了前三次保卫战的胜利,整整坚持了五年,但1944年的第四次保卫战却仅仅历时四天就告失守,实在令人扼腕痛惜。一场大火揭开序幕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中国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主要战场也从沿海地区逐步转移到华中地区的纵深腹地。湖南位于武汉和广州两大城市之间,又是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必经之路,也就成为中日两军都志在必得的重要地。双方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会战,单单围绕着湖南省会长沙的争夺,就先后有过四次大会战。
1938年11月,日军挟攻占武汉的声势,继续南下,攻占湘北重镇岳阳,兵锋直达新墙河,直接威胁到了长沙。根据焦土抗战的战略,长沙随即开始进行了举火焚城的准备,
这一把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昼夜,烧死的群众不计其数,全市严重受灾的房屋占90%,完全烧毁片瓦不留的达到60%,损失极其惨重。这场大火和花园口决堤、重庆大隧道防空洞惨案并称为抗战三大惨案。
真正的战斗还没开始,自己就阵脚先乱地发生了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火,实在令人痛心。
三次成功的保卫战
1939年9月,国际上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内汪精卫叛逃正积极策划成立伪政权,同时湖南江西地区中国第九战区部队相当活跃,严重威胁了日军占领下的武汉,因此日军决心发起长沙作战,消灭第九战区部队主力,打开进攻西南大后方的门户,动摇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同时掠夺湖南丰富的物产资源,以战养战。日军计划投入6个师团约10万兵力,而此时在长沙方向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共6个集团军、18个军、49个师,约30万人。
9月中旬,日军从湘北、鄂南、赣北分三路进犯。第九战区部队凭借有利地形,逐次抵抗,且战且退。至10月上旬,日军虽然已经逼近长沙郊外,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伤亡惨重,中国宣称毙伤日军4.2万人,显然是有所夸大了,但一般认为日军此战伤亡不会低于2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大的伤亡,在抗战初期也是很罕见的。正因如此,日军被迫从10月上旬开始后撤,中国军队随即转入追击,一直追至新墙河南岸,恢复战前态势。
第一次长沙保卫战的胜利主要是日军在战略上战术上的失误,10万部队就想在纵横400公里的广大区域围歼30万中国军队,而且还是兵分三路,实在太高估自己了,因此兵力不足就成了最大的软肋,进攻上难以迅速击破中国军队的抵抗,防守上对新占领地区甚至连一些关键要点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备,因此侧后一再遭到中国军队袭击,导致攻击部队无法集中全力展开进攻,失败自然不可避免。
第一次长沙保卫战后,湖南战场沉寂了将近两年。到了1941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逐渐恶化,走到了战争边缘,因此日军急于给中国一个沉重打击,从而能够从中国战场抽调出一部分兵力转用于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场。
1941年9月,日军投入约4个多师团近10万人开始进犯长沙。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共14个军、36个师,仍是大约30万人。
雪上加霜的是日军又破译了中国军队的密码,掌握了中国军队的动态,能够有的放失地采取应对措施。比如74军兼程驰援,就被日军掌握了行踪,在春华山遭到伏击。尽管74军猝不及防地遭到袭击,军部都被打散,但毕竟是精锐,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依然浴血苦战,也让日军付出了不小代价。从整体上说,中国军队处在全面被动的地位,但抵抗还是相当顽强,日军很多战史资料都提到中国军队“抵抗极其强烈”,白刃战手榴弹战的记载也层出不穷。
到了9月27日,日军一部进入长沙市内,另一部进至株洲,看上去已经胜券在握。就在这时战场局势开始转变了。日军虽然进至长沙,但孤军深入,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后方空虚等问题也都暴露出来。第九战区已经陆续调集了约10个军的兵力于平江、浏阳一线,严重威胁进犯长沙的日军侧翼,同时破坏日军后方道路,使日军物资补给陷入极大困难。到10月上旬,日军只能被迫向北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于10月中旬追至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
这一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前期失利的原因是兵力部署失当,预定决战地点选择不合理;后期转败为胜的主要原因是正面顽强抗击,侧后积极活动,使日军前进困难补给断绝,又面临受到侧翼夹击的不利态势,只能撤退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还不到两个月,日军又发起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一方面是为了挽回上一次失败的颜面,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刚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在东南亚的进攻。不过这次日军攻势投入兵力只有7万人,明显少于前两次。中国军队认真总结了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在预设战场四面合围的计划,也就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提出的“天炉战法”。
这次长沙保卫战与前两次不同,采取了后退决战的策略,也就是“天炉战法”,在正面战场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力量,为后续部队赶来形成合围赢得时间,虽然没能在最初预定的捞刀河一线实现合围计划,但最后到长沙城下,以第10军的顽强坚守实现了中心开花的战役企图。日军还算清醒,一看形势不妙就立即撤退,如果再耽搁一两天,恐怕损失还要大。这可以说是三次长沙会战中最为精彩漂亮的一战,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上英美盟军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对于鼓舞整个反法西斯阵营的信心和士气意义十分重大。
最后还是没守住
第三次长沙保卫战之后,除了1943年11月常德会战外,整个湖南地区的战事基本上平静了两年多,直到1944年3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节节败退。从东南亚到本土的海上交通线已经被美军切断,为了保持东南亚到本土的交通,日军大本营决心打通从越南经中国、朝鲜到本土的大陆交通线,来替代海上交通线。这条大陆交通线中,中国的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段还在中国军队控制下,所以日军这次作战的目标就是占领这些在中国军队控制下的交通线。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关乎整个国家命运的大事,所以整个“一号作战”计划投入的作战部队高达50万,不仅在中国战场甚至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是日军规模最大的地面作战。其中用于湖南广西战场的就有36万人,在湖南地区的作战重点就是长沙和衡阳。而且日军对此次作战极为重视,连一贯轻视的后勤保障都进行了精心准备。
和日军的高度重视正好相反,第九战区从司令长官薛岳开始,从上到下都沉浸在三次保卫战胜利的喜悦和骄傲当中,认为日军连遭三次失败,已经不敢再进犯长沙,一派盲目乐观和轻敌。甚至在4月河南地区作战已经全面展开后,依然对即将开始的大战不作丝毫准备,对最高统帅部几次电令加强备战也都置若罔闻。
但是赵子立不是薛岳的亲信,所以他只负责联络,不要说指挥权了,就连建议权都没有。守备长沙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是薛岳的嫡系,根本不把赵子立放在眼里,对赵提出以重兵坚守制高点岳麓山的建议自然根本不当回事,仍然按照岳的指示将主力集中在市区。结果日军首先就攻占岳麓山,随后在这个制高点上架起大炮猛轰市区。在日军猛烈炮火下,中国军队的阵地相继被突破。18日,长沙守军第4军只能弃城突围,日军于19日攻陷长沙。
这一次长沙保卫战从进攻市区开始到最后被攻陷,只有短短四天时间。曾经苦苦坚持了五年的抗战名城长沙以这样的方式陷落,实在令人扼腕痛惜。主要原因就是薛岳以代表的第九战区被之前的三次胜利冲昏了头脑,思想上轻敌,战术上固步自封,照搬老一套,在长沙的具体布防上严重失当,这才导致第四次长沙保卫战功败垂成。
保卫战长沙
美国历史 1911年,纽约内衣厂的一场大火唤醒美国的良心
1911年,纽约内衣厂的一场大火唤醒美国的良心
这场发生在人们的眼前,被众多纽约人目击的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社会改革。尽管罗斯福在20年后才上台,可是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后来说,1911年3月25日,“新政从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三角工厂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中,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当我们梳理历史的时候,哪些事件会成为历史的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呢?有些时候是一场战争,有些时候是一个会议,有些时候是一份宣言,有些时候是一个科学发现,有些时候是一场——灾难。
在纽约这座以众多摩天大楼拼接起来的城市中,有两次巨大灾难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一次是2001年的“9·11”,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被恐怖分子袭击起火倒塌,一次是1911年3月25日的华盛顿广场大楼起火。两次灾难发生的时间正好相差90年。
在纽约曼哈顿南部百老汇大街和第六大道之间,有一片长方形的绿地,名叫华盛顿广场。广场边上有一栋十层高的大楼,现在属于纽约大学。一百年前,每天也会有很多年轻的女孩走过窄窄的街道,进入这座大楼,不过她们不是去上课,而是去一家叫做三角内衣厂的工厂里做工。这家内衣厂位于这幢大楼最上面的三层——第八层、第九层和第十层。
1911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特别的长,有24个单词:“141名男女工人死于内衣厂大火;被困华盛顿广场大楼高层;街上尸横遍地;楼内堆尸如山”。标题的下面是这样一段导语:“位于格林尼街与华盛顿广场拐角处的十层大楼中有三层昨天焚毁。大火中141名年轻的男女工人——其中至少125个姑娘——被烧死或者在跳到楼下的人行道上时摔死”。
这场发生在人们的眼前,被众多纽约人目击的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社会改革。尽管罗斯福在20年后才上台,可是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后来说,1911年3月25日,“新政从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三角内衣厂的这场大火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
“现在躺在陈尸房等人去凭一颗牙齿或者一只烧焦的鞋子辨认的受害者中,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她们是三角内衣公司雇来缝制女用衬衫的。这些姑娘中大多数不会说英语。几乎所有人都是她们辛苦劳作的的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描述死者的共同特征——对,她们是从落后地区来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外来妹”。和上世纪80年代起从内地到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的“外来妹”不同的是,她们来自外国。她们从波兰、意大利、爱尔兰、俄国等地漂洋过海来到纽约,寻找自己的美国梦。她们大多还没有拿到美国“户口”,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
“4:40,大火爆发了,有些人跑下楼梯,幸免于难,但一两分钟之后,这条通道就被火封死了。姑娘们冲到窗口,然后开始往下跳。人群中人们叫喊着不要跳,她们跳了,穿透破碎的玻璃坠落,在人行道上相互挤压致死。至于没有跳的,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尸体只是一堆灰烬”。《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当时惨状。
我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从一名网名“江月”的博客上看到了更为细节的描写。这些细节来自一本近年出版名为《三角工厂——改变美国的一场火灾》的纪实作品。
“没人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8楼车间里有很多张木制的大裁剪桌,桌上堆着布匹,地上到处是碎布头。借着满地的易燃物,火势迅速蔓延,火舌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很快吞没了8楼,又窜到9 楼。浓烟弥漫,几百名女工在呛人的浓烟和烈火中惊惶地乱跑,哭喊声,惨叫声,玻璃碎裂声,响成一片。”
“一群女工设法逃到防火梯上,试图通过防火梯逃生。但是,年久失修的逃生梯已经严重锈损,在姑娘们的重量下,防火梯轰然断裂,女工们惨叫着,从高楼上跌落。”
“大楼下面的人们绝望地看着着火的楼层,无法救助。顷刻,浓烟滚滚的窗口上,出现几个姑娘的脸。她们爬上窗台,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她们的背后是地狱般的烈火,火舌向她们逼近,舔向她们的头发和衣裙。浓烟中,人们看不清她们的脸,也看不见她们脸上绝望的表情。然而,熊熊烈火把她们的身影烙进了美国历史之中。”
“在无数双焦急、痛苦、绝望的眼睛注视下,姑娘们如同一只只火鸟,裙裾上带着火焰,从24米的高楼上纵身跃下,落到坚硬的人行道上,她们的四肢舒展开来,像一只只从高空掉下来的布娃娃,鲜血从她们破碎的身体里喷涌而出。接着,又一个女工从楼上跳下,鲜血四溅。又一个,又一个…… ”
“楼下,人们张开被单、毯子、被子,试图接住跳下来的女工们。但是,被子毛毯承受不住冲击力,高楼上跳下的身体穿过被单毛毯,沉重地摔在人行道上。地上四散着年轻姑娘们的尸体,鲜血染红了街道。水龙带里的水喷射到火场,又从空中落到地上,汇入地上的鲜血,淌入下水道。……”
在阅读和引述这些极富画面感的文字的时候,我的泪水不断地涌出眼眶。
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发薪的日子,姑娘们已经换下工装,穿上了自己的漂亮衣服,排队领工资,接下来是劳累一周盼来的一个难得的周末,惨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911年3月25日,她们的鲜血流在街头,她们扭曲的身体躺在曼哈顿下东区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她们制作的时髦漂亮的女式衬衣,挂在只隔一个街区的第五大道的时装店里,向世人展示着美丽。而美丽背后的悲惨现实,却需要她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展示。
就在一年前,在纽约的几百家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们曾经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三角工厂的女工们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她们特别要求改善工厂的防火设施,但罢工以失败告终。由于生活所迫,姑娘们不得不回到她们已经意识到随时会发生火灾的工厂。
就在几个月前,纽约市消防局长克罗克在纽约州议会作证说,消防队救生梯只能达到7层楼的高度,而在纽约市,成千上万的人在7层以上的楼层上工作,一旦发生大火,这些人将无处逃生。事后,他痛苦地控诉道,企业主协会召集会议阻碍了要求他们加强防火措施动议的通过。
4月5日,一个阴沉的下午,12万工人组成了一条长长的,沉默的河流,河流载着锥心之痛,从曼哈顿的心脏淌过。那是一场沉默的游行,除了哭泣,没有口号。
在此之前,纽约人并不关心这些近在咫尺的血汗工厂里工人们的境遇。但这次灾难唤醒了纽约人的良知。“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一位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的负罪感最终落实为一步步的具体措施。
纽约建立了有25个成员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4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成为立法的依据。《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而在任何一个超过两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通过,被看做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
斗转星移,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镇的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火灾,87名女工因为工厂紧锁大门、窗户封闭而无法逃脱,葬身火海。多年之后,香港一些公益组织通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从贴牌的意大利公司那里要到了几十万美元的赔偿金,到现在却因为当地不配合,找不到所有遇难者的名单和家属的联系方式。而这场仅仅过去十几年的惨剧已经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多年。
在目睹火灾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丝·帕金斯的年轻女孩。1961年3月2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灾50年纪念日。一群老妇来到当年她们从烈火中逃生的大楼前,悼念死于那场大火的姐妹们。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为美国劳工部长——美国政府内阁中第一个女性。在纪念仪式上,弗朗西丝·帕金斯回忆了那场大火如何唤醒了美国的良心,也埋下了她心中为改变劳工命运和捍卫女性权利而奋斗的种子。
2001年2月1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罗丝·弗雷曼女士去世,享年107岁。美国各大媒体报道了她去世的消息。
2001年3月14日,纽约市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反血汗工厂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诸如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制服等等。朱利安尼市长否决了这项提案,但市议会又以44:4的压倒性多数废除了市长的否决。
三角工厂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中,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来源《商业价值》杂志 作者刘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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