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弟为何叛投国民党

Posted 2023-01-04 军统

篇首语：宁可身冷，不可心冷；宁可人穷，不可志穷。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毛泽东表弟为何叛投国民党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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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表弟为何叛投国民党

导读：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呆了26年，1975年获特赦。
老年时期的文强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呆了26年，1975年获特赦。出狱后文强先后担任过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他积极利用广泛的人脉开展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他对邓小平推崇备至，声称“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可惜还没来得及动笔就辞世了。
1分管23个县的中共高干
文强1907年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一地主官僚家庭，据传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父亲文振之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文强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文强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但不可否认，少年文强正是受毛泽东、夏曦等身边的共产党员影响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8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是同学，还做了他们的班长，曾因林彪枪支走火跟林彪打过一架。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不久，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共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革命信念还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正当文强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邪道。
2不写悔过书的战犯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3对邓小平推崇备至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很快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时候，自家的祖坟被挖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县，县长请他在科级干部会上讲话，他登台侃侃而谈，先讲落叶归根，接着讲台湾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台湾或美国去会老友。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3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生性乐观，生活有规律，直到90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4由他人作主的三段婚姻
文强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幸福美满，可惜两个妻子皆死于非命，第三段婚姻则让他备尝酸楚。奇异的是，他的三个妻子均由他人安排，无一是自己主动追求来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比文强大三岁。两人结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结果。当时文强与周敦琬是同事，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长，周敦琬任省委委员、妇女部部长。周敦琬之前有过一个丈夫，叫刘愿庵，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后被捕牺牲。有一天，周敦琬的表哥吴芳吉来看望周敦琬，遇见自己的学生文强，两人相见甚欢。吴芳吉得知文强未婚，便说：“我看你和周敦琬很般配，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今晚你们就结婚吧！”省委的其他同志一听，觉得他俩确实般配，便也推波助澜。文强和周敦琬经众人一劝，居然也同意了，于是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感情甚笃，育有2子。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个妇科手术时，恰遇日机轰炸，医生在慌乱中把手术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终导致其死亡。临死前周敦琬留下遗书，嘱文强续弦，娶一个名为葛世明的女子。这葛世明是何人？她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长得非常漂亮，说起来还是别人把她“让”到文强身边的。
文强当时是“国军”将领，有一天，他手下一个叫名刘人奎的参谋腆着脸求他帮忙，说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员因任职的学校停办了，没钱吃饭也没路费回家，请文强给找个工作。文强以为刘人奎和那个女教员好上了，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武汉的朋友，一封给在长沙的妻子周敦琬，让他们介绍工作，还给了刘人奎一些钱买船票让葛世明去武汉。一年多后，文强和刘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从武汉赶来与刘人奎相会。文强热心地为两人张罗订婚仪式，花钱代刘人奎买戒指送给葛世明，代葛世明买手表送给刘人奎。一切准备就绪，刘人奎却突然告诉文强：这个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伤心地离开上海，到了湖南长沙找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周正在生病，葛便留下来照顾周和她的两个孩子。周看出葛是一个纯朴善良的人，于是留下遗书叫文强娶葛世明。文强处理完妻子的后事，辗转找到已去了贵州的葛世明，和她结了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1949年初，在淮海战场的文强料定蒋介石政府必将垮台，便寄了一笔钱给葛世明，叫她赶紧带着三个儿子逃往台湾。
文强被俘后，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带着孩子们从台湾回到了上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早前就与文强相识，他按照有关政策安排葛世明进入中苏友好协会和妇联，还让她在学校任教。后来大陆“镇反”，葛世明因被管制想不开而自杀，她的3个孩子以及文强前妻所生的2个孩子虽历经坎坷，却都平安地长大成人。
文强被特赦时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见他形单影只挺可怜，便给他介绍一个老伴。那人姓张，是个寡妇，比文强小15岁。文强给单位打报告，请组织帮忙把关。单位调查后建议文强放弃，说张没工作没收入，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文强同意放弃，但介绍人闻讯立即跑来跟他说：“张脾气古怪是‘文革’造成的，因为出身不好嘛，老挨整，所以心情不好。她跟你结了婚，肯定就会变好了。”文强听后心一软，就与张登记结了婚。婚后不久，张向文强提出诸多要求，文强办不到，她就不给文强做饭吃，有时还锁上大门不让他出去。文强的工资她悉数“管理”起来，连蒋纬国给文强祝寿寄来的美金她也不声不响地一并“管理”了，还写信向文强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文强忍无可忍，与她分居，希望她能改。没想到分居后张闹腾得更厉害了，文强狼狈不堪，只得起诉离婚，给了她一笔钱，房子让她住着，自己搬到儿子家，这才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直到94岁高龄安祥去世。
毛泽东国民党表弟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却被林彪骂作“湖南骡子”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被林彪骂作“湖南骡子”，为何坐牢26年”拒不悔改”
文强（1907—2001），湖南长沙县人，“宋末三杰”之一文天祥第23世孙，毛泽东的表弟，他的姑母文七妹即毛泽东的母亲。文强生性倔强，喜好争辩。他在晚年口述自传中说：“我和毛泽东自打认识就开始抬杠子，后来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顽固不化，拒不悔改”的原因吧。
文强和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是同学，感情很好。中学毕业后，变卖了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文强带着他一起乘船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作为入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四期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文强是林彪的班长，两人住同一宿舍。一天，因林彪擅自携带枪支就寝，不小心造成枪走火，被后来赶到的教官严厉训斥。林彪恼怒这位班长未帮自己说话，言语冲撞中骂文强是“湖南骡子”，两人还因此打了一架。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次年“四·一二”政变后，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8月，文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20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
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命令文强回到老家长沙潜伏待命。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未果，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在黄埔军校同学廖宗泽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逐渐开始施展才干。
1930年10月，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他在后来的口述自传中难掩自豪之情：“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1年，文强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营救脱险。彼时正值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泛滥，“怀疑一切”、“残酷斗争”甚嚣尘上。一番审查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携妻子负气出走，留下的信中言辞之间无不流露着他桀骜不驯的个性：“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
文强夫妇来到上海，原本想找周恩来申诉。不巧正赶上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并于1931年底赴中央苏区。文强不仅没有找到党中央，而且他的出川行动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开除了他的党籍，文强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文强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1935年，还是这个廖宗泽把文强引见给“军统”头子戴笠。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5年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1946年晋升为中将。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回头，但自恃清高，固执己见的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失去靠山的文强逐步有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省主席程潜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至此脱离了军统。这也是他后来虽然成了战犯，但没有追究他军统经历的原因。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次年1月被俘。
被关在功德林监狱的文强依然是性格执拗，个性迥然。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搬出他那套“抬杠子”说辞:“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林彪是我部下，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从1959年12月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出狱后的文强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为促进两岸统一做了大量工作。1985年，昔日的一名学生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却说：这个钱我不能要!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的祖宗，有辱于文天祥!”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颇为传奇的一生。
骡子毛泽东湖南表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