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毛泽东断拒让张国焘任总书记内幕

Posted 2023-01-04 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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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5，毛泽东断拒让张国焘任总书记内幕

1935，毛泽东断拒让张国焘任总书记内幕

　　1.拒绝让出总书记职位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北上决议，将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四方面军。但是，张国焘处处表现出迟缓。
　　松潘守敌人数不多，指挥官胡宗南已经做了当俘虏的准备。张国焘派出三十军北上松潘，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态势，坐视战机逸失。这时，国民党迅速派兵救援。本来围点打援是四方面军的看家本领，在徐向前的教导下，四方面军将领个个成为精于此道的行家。可是，张国焘一声令下，四方面军放弃含在嘴里的肥肉，撤离松潘，又缩了回来。
　　与此同时，张国焘赤裸裸地提出权力再分配的问题。7月1日，他借口发动松潘战役，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接着，在与李富春交谈时，他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了“充实总司令部”等要求。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要求加强总司令部，由陈昌浩出任总政委，加强军委，设立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敦促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不久，陈昌浩连电中央，要求委任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此外，张国焘还不断挑起争端。7月上旬，凯丰在《前进报》发表《列宁论联邦》一文，批评川陕苏区于5月底成立的“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如此严重关头，居然使用“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篇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要出事，批评凯丰：“不看是什么时候，还添乱？”
　　果然，这篇文章触怒了张国焘。这时，张闻天有事来找张国焘，马上成为他发泄愤怒的出气筒。
　　张国焘说：“凯丰这是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凯丰的文章并未提到西北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政府。”
　　张闻天不想在会师之初就引发争执，于是劝慰道：“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全力促进两军大会师，功不可没。至于凯丰的文章，那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继续探讨嘛。”
　　张国焘并不罢休。他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大肆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在他的策动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央，说张国焘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
　　按兵不动，伸手要权，借故生端，张国焘三管齐下，把中央搞得十分被动。
　　中央领导人心急火燎。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嚷着要进行思想斗争，毛泽东想得更为深远。张国焘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资格老，地位高，而且目前手上握有八万雄兵，不在权力上进行调整，不调整到他预期的位置，他是不会妥协的。
　　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反复商量，感到棘手。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肯定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边摇头边分析：“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考虑满足张国焘的要求，又要防止他将军权全部抓在手中。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2.张国焘迅速接管军委
　　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9人，其中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8人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只有张国焘代表四方面军。尽管人数上占绝对的少数，但张国焘逼人的气势整个会场都能感受到。
　　张闻天首先发言：“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人。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扩大权力，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
　　他的发言，实际代表中央的意见。发言的总格调是通过让权争取一、四方面军的步调一致。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在军委和总政，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
　　张闻天发言后，张国焘首先发言，仍不满足，把眼光又投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提出要提拔新干部，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
　　在他之后，邓发、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逐个发言，一致同意张闻天的意见。
　　针对张国焘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的要求，毛泽东回答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
　　张国焘没有坚持。
　　张闻天最后作结论：“好，大家意见一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短短的3天，张国焘就接管了军委，重新调整了全军军事系统，别具一格地组织起从军委到前敌指挥部的梯级结构，毫无争议地将军委的具体指挥权转移到四方面军总部。每一步都符合中央统一指挥的意旨，每一步都朝着他控制和直接号令军队的目标贴近。
　　3.党中央为北上，一再让步
　　由于张国焘忙于内部争权，拖延迟疑，给胡宗南急速调兵提供了时间。
　　芦花会议后，胡宗南兵力虽然得到集结，但援兵未到，红军兵力上仍占绝对优势，依然有攻占松潘的把握。但张国焘害怕同胡宗南主力交战，担心兵力受损，悍然将原来命令中“进攻松潘”改为“佯攻松潘”，致使胡宗南得以从容集中兵力，同时薛岳所部也赢得向松潘东面平武、文县靠拢的时间，两军形成掎角之势。红军不仅痛失一举夺取松潘的战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为摆脱危局，中央军委于8月3日调整部署，决定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于是下达《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意味着红军不得不穿越草地。
　　然而此时的张国焘在毛儿盖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吸收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公开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扬言不达目的决不进兵。他将自己拟定的一长条名单交给傅钟，命令傅钟找张闻天商量。在这张名单中，张国焘注明了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
　　张闻天拿到名单，一筹莫展。他只好拿着名单来找毛泽东商量。虽然早就探察到了张国焘的意图，但毛泽东也没有料到他的胃口会这样大，沉吟了许久，很不情愿地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那么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找陈昌浩等人谈。经过好几个来回，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准备擢升6人进中委或政治局。
　　8月4日到6日，张国焘参加了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
　　在研究组织问题时，争执非常激烈。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事先磋商的名单。但是在会上，张国焘突然变卦，表示不满意。
　　“六大的精神之一就是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这是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方面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张国焘又掏出自己拟定的名单，逐个介绍情况。
　　毛泽东委婉地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准备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知道“特殊情况”是什么意思，也清楚中央委员只能经过代表大会选出，于是也换了个角度，继续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本来我的意见，是提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会场上争执不下。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看出张国焘想在政治局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些被提名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党的忠诚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因而坚决不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松口，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和顾全大局，又作了有限的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为正式委员。中央稍后还决定，陈昌浩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北上，党中央让步让到只剩原则的地步，惟一的要求就是共同北上。
据《张国焘这一生》　文/少华
毛泽东内幕张国焘

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可行性毛泽东北上战略的合理性

俄界会议上，中央就张国焘的“奉行南下”和毛泽东的“坚持北上”再次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以期确立一个统一的战略，而当时也确实做到了。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中充分分析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可行性以及毛泽东北上战略的合理性，并最终选择坚持背上战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北上红军到达俄界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一、四方面军失去了相互配合的机会，各处南北，一方面军势单力薄，单独北进，情况十分不利。9月12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回电中指责北上路线，说北上是“无止境的逃跑，军队不被拖死也会被冻死。”为揭露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今后的战略方针，党中央于当天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着重分析了张国焘南下的弊端以及南下的不可行性，并对红军北上、建立新根据地的合理性做了阐述。 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可行性 张国焘主张进入四川，为说服全军将士南下，他曾说“打到成都吃大米”。但是毛泽东和中央部分同志心里十分清楚，以当时红军的实力，连成都外围都未必能轻松拿下，又怎能成功地攻下成都?在党的历史上，一直以来，以城市作为战略突破口的大小战役多以失败告终，张国焘并未吸取足够教训，仍执意南下攻打成都。后来，张国焘本想按照他自己的设想攻取成都以赤化四川，可仅仅百丈关战役的失败就使南下红军折损了4万多人。可见，张国焘执意南下的原因之一是其错误地估计了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主观臆断，决策的制定严重脱离实际。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和党的总负责人，手握八万三千多将士，十倍于毛泽东领导的北上红军。张国焘自恃资本雄厚，根正苗红，理应成为最高领导者，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整个一方面军，张国焘都是轻视的。他认为，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一部分红军半夜悄然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是分裂红军的行径”。另外，张国焘对遵义会议改组后的临时中央一直不甚认可，他曾说，遵义会议改组后的临时中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从组织程序上不具备合法性。他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实际意义上的最高指挥权，从心里并不认可毛泽东及党中央对红军的领导。率军南下显露出张国焘打算公开与毛泽东和中央叫板，从而自立中央，当“一把手”的阴谋。不难看出，一向唯我独尊、傲慢自大、目中无人的性格和漠视党的纪律、原则的错误做法，是导致其脱离中央控制、擅自南下的一个重要诱因。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所谓的“南下战略”是行不通的，南下是条“绝路”！为进一步阐明南下的不可行性，会上，毛泽东指出，南下没有出路，第一，南下之后地形复杂，尽是草地、雪山和老林。对于相对陌生的南下地形，红军沿途若遇到国民党的突然攻击，一贯较熟悉的游击战术势必在陌生的地形条件下难以施展。且四川湿地、沼泽较多，会给经过此地的红军带来潜在危险，造成大量不必要的人员损失。第二，南下所到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且人口稀少，粮食极其匮乏。南下的少数民族中，大多数由部落首领和军阀控制，封建残余思想极其严重，这不但不利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传播，在多数情况下，红军还要和当地民族首领或与地区军阀作战，这也使红军的生存将雪上加霜。第三“敌人在南下路上的堡垒线已经构筑完成了，我们是无法突破的，红军南下只能退到西藏、西康等地区，无法到达四川。”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南下沿路埋伏较多，且大多占据着有利地势地形，国军凭借其美式装备和火力优势，对红军南下和到达四川后的战略转移将会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第四“红军南下只有减员，没有补充，只有白白牺牲、挨冻挨饿，对革命没有一点儿利益。”南下后，红军难以获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武器、物资援助，一切只能靠自己，若国民党切断了红军撤退之路线，将红军控制在川南、西康、西藏等小范围地区，在今后的战术安排上红军将极为被动。俄界会议上，政治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认为，南下的确是条走不通的绝路。 毛泽东北上战略的合理性 由上述原因可看出，南下之路行不通。为向北上部队进一步说明“只有北上才有胜利的希望”以及时稳定人心、军心，坚定同志们北上的决心、信心。毛泽东在1935年9月10日发表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以及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都对北上方针的合理性做了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在《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红军要北上，在靠近苏联的广大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毛泽东写道：“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完全可以战胜敌人并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嘬后，毛泽东总结俄界会议结论时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 就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为坚定北上方针所做的合理性分析，可概括为四方面：一是，北上的优势之一是带领红军到达离苏联边境较近的广阔的地带，这有利于在军事和物资上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对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二是，红军北上后，可以有效降低南下途中较多国民党军队时刻发动清剿行动的危险，北方尤其是甘肃、新疆、内蒙以北等人口较少的广袤地区，国民党在那里的军队较少，对那一地区的控制较为薄弱，这对于共产主义信仰和思想在当地民众中的传播以及队伍人员的补充与发展壮大是极为有利的。三是，北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与南下相比，具有优势。四川等西南部地区战略空间较为狭小，红军习惯采用的游击战术在哪里较难发挥，而北部地区地形开阔，甘肃和陕北高原群山环绕，红军的游击战术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四是，与南下相比，北上后，党和红军更有利于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包括武器装备、粮草医药等物资可以通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得到援助，加上红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顽强生存意志，同时又拥有老百姓的大力支持，这对北上后快速建立新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有理有据、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北上成功的可能性，在充分衡量南下与北上各项利弊的基础上，认为“北上”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合理的，更加坚定了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方针的实施。

1935，毛泽东断拒让张国焘任总书记内幕

1935，毛泽东断拒让张国焘任总书记内幕

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可行性 毛泽东北上战略的合理性

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可行性毛泽东北上战略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