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几张报纸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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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几张报纸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1934年10月10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8。6万人,从江西瑞金一带集结出发,开始了漫漫长征,一路跋山涉水,于次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为了寻找长征的落脚点,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制定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但都因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而未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另立中央。中央和毛泽东为脱离险境,连夜率中央红军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1日晚,红一、三军团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今高吉村)。次日,在此地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坚持北上方针,可以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尽管如此,俄界会议对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仍无定论。
俄界会议后,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攻克甘南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省岷县哈达铺镇(今属宕昌县)。在毛泽东思考“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的问题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先行进入哈达铺镇,搜集了大量近期的《大公报》,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耿飚也搜集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大公报》。这些报纸,让毛泽东有了答案。
山西军阀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在绥靖公署省府纪念周报告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有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省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人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小猴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毛泽东由此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几乎与江西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毛泽东眼睛一亮,明确了红军长征的目的地――陕北苏区!
陕甘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艰苦创业的果实
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的。
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选派共产党员赴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开展革命武装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2年2月,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同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将其整编为红二十六军。
1933年春,以陕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仍然是在这个春天,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命令部队南下渭华地区,不料遭遇敌人的围剿,部队最终被打散。刘志丹在这紧要关头,带领部分官兵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坚持斗争,后返回照金和时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会合。同年11月,陕甘边特委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并创建以陕西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创建根据地进行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而红四十二师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对国民党军主动出击,扩大了根据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时,陕甘边周边地区的游击力量也得到了壮大。次年1月,陕北游击队被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并成立了陕北苏维埃政府。
1935年2月,正当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时,刘志丹来到陕北特委所在地赤源县周家硷(今属子洲县),在附近一个小山村,举行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谢子长此时病危,于
在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围剿”行动中,习仲勋支持刘志丹制定的正确军事策略,同时组织根据地实行“坚壁清野”,使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缴械甚多,并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从陕北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两支红军迅速联合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总指挥部设立在陕北献上了一份奠基礼。
在直罗镇战役前,毛泽东在1935年11月5日曾发表讲话,对中央红军长征作了总结:“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陕甘根据地不仅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它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建国以后的政权建设也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丧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陕甘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也就自然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终点的最佳选择。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强调:“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命运报纸挽救红军
朱由检身为史上比较勤政的帝王为何没能挽救明朝
常有人说,“成由勤俭,败由奢。”用意告诫君王要勤勉,不要懈怠,否则国家很容易灭亡。但这句话套在一个君王的身上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由一个君王的勤政程度决定的。崇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崇祯,以勤政闻名的帝王。历史上有很多皇帝也都曾被冠上勤政的称号,但是都很难跟崇祯相比,因为时代不一样,政治背景也不同。在明朝以前,朝廷上大多都设有丞相一职,就算没有丞相,也会设置一个和丞相功能类似的机构,来帮助皇帝决策,减轻皇帝的负担。但是,到了明朝,明朝的朱元璋担心再设置丞相这个职位,会导致皇权的分散,就把丞相这个职位给撤除了,没有个丞相的帮助,国家大小事就只能由皇帝一个人决断,这大大加重了皇帝的工作量。崇祯登上帝位之后,马上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工作量带来的压力,他常常要改一整天的奏折,从早上一直改到深夜,常常是宫里的宫女太监们因为天色已晚已经入睡,崇祯还在孜孜不倦地批改奏折。
明朝的官员们每工作一段时间,政府就会给他们假期,让他们会客,交友,但是崇祯身为一个皇帝——众多朝臣的领导者,却一次假都没有修过。在明朝末期的时候,很多皇帝不上朝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多的政务处理不完,过于繁多的奏折耽误了他们的享乐。崇祯的勤奋程度不仅远远胜过了同朝的大臣,还胜过了以前的君王。
但是明朝国家的兴衰并不仅仅是由崇祯的勤政程度决定。崇祯仅仅是在勤政方面有作为,但是在为人方面有很大的缺陷,他识人不清又没有魄力。在某些方面来说,他只适合当一个太平君主,在太平安稳的年代好好守住自己的国家,而不适合在乱世,当一个能力挽狂澜,延续国家生命的英雄。
崇祯他识人不明,大忠臣袁崇焕被他杀死,他却误以为他杀死袁崇焕是为民除害。他还加强特务组织的权利,想要打击国家的腐败大臣,但事实是,这个特务组织被利用,很多忠臣被这个组织陷害至死,这导致了很多官员一度不敢上朝的现象,因为朝臣们都害怕一不小心自己就小命不保。
崇祯同样没有魄力,他虽立志挽救暮气沉沉的明王朝,但因没有魄力而失败。当有一个名叫“韩一良”的大臣上书奏表,想要严惩国家的腐败时,崇祯马上支持,他还采取了种种措施。
但这些措施触动了大臣们的利益,大臣们纷纷反对,韩一良在众位大臣们的施压下,渐渐减小了动静。崇祯看见了韩一良的动摇和大臣们的反对之后,自己也动摇了,这件事就被慢慢地放下了。整治贪污腐败,本来就是一件大刀阔斧的事。历史上从未有轻轻松松便结束的改革。当崇祯幻想着轻轻松松就能改革成功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败了。
当时的明朝,国家腐败,自然灾害频发,人民苦不堪言,纷纷起义。在外又有清朝的军队在虎视眈眈。国家经过几代皇帝的衰败,灭亡几乎是必然的了。这样的国家并不需要崇祯这样的君王,而是康熙一样强硬的君王。可惜崇祯生错了年代,不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盛世的安稳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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