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为何高声批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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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为何高声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的故事,人们知道的太多了,但却总也说不尽。中央党校著名学者伟人毛泽东有缺点吗?
秋收起义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登上井冈山,以两千人的武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随着1928年4月朱德、陈毅一万余部队的到来,红四军成立,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朱毛会师后并非一团祥和。1929年初,中共中央指派朱德的旧友、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这促发了朱毛之间关于红军领导方式的争论,史称“朱毛之争”。
毛泽东此时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已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即“党管理一切”。刘安恭到红四军后,被前委任命为军委书记,这个职务曾经由军长朱德担任,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后被前委暂停了。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多年以后还在怒斥:“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他们手里。”[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然而,朱德却支持刘安恭,被刘安恭称为“是拥护中央指示的”。
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各纵队、支队党委展开热烈讨论。结果,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却落选了。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尖锐地指出了毛泽东的七项缺点:A. 英雄主义;B. 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 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 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 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并为此小结说:“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大会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为保持平衡,《决议案》同样罗列了朱德的七条缺点,但明显没有毛那样重,大会只给了朱德个书面警告处分。
红四军七大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当年的党内民主气氛可见一斑,然而,这却违背了组织程序,因为毛的前委书记一职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因此,当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李立三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汇报“朱毛之争”后,立三中央明显赞同毛的观点,并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样,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后大病不起的毛泽东,才在朱德、陈毅的反复敦请下,于11月底重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富田事变对毛泽东的挑战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统率下,连战连捷,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堪称其一生的“得意之作”。然而,胜利的号角亦是在风雨中吹响的。
自1930年上半年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反。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被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来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则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毛泽东的威信面临挑战。
巧的是,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为王明操纵。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瑞金,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中央代表团批评了上届中央派来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的“错误”,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
在极左中央打击下活着
然而,毛泽东与中央代表团的融洽关系并未持续很久。他比较务实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极富远见却不为中央认同。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指责毛是“富农路线”,将他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斥为“狭隘经验论”,而临时中央则进一步将其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针对这些批评,毛泽东于1932年5月3日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考虑到毛泽东仍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将毛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由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下车伊始,就通过反“罗明路线”,连批带斗,连撤带关,将毛的支持者统统打了下去。毛泽东原本认为自己的军事能力胜人一筹,但没想到,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果比他还要辉煌。面对此种情形,毛泽东只好借养病为名,韬光养晦了。
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靠边站了,毕竟未遭厄运,在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实为不易。究其原因,是莫斯科发挥了关键作用。莫斯科曾经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毛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就越来越为莫斯科重视。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反复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1933年底在酝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时,博古原本想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拿掉,没想到最后经莫斯科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被提升为政治局仅有的九位正式委员之一。有了这样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在近两年的无所事事中,平安地等待自己的机会。
长征路上的曲折
1934年,蒋介石以五十万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连续失利,被迫长征。湘江血战后,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军内一片怨言。
毛泽东此时已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竟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有了这个,再加上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他们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举扳倒了“左”倾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会后对妻子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的确,在张闻天和周恩来支持下,他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
然而,重掌兵权的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就因轻敌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后回师再战遵义,虽进攻桐梓、娄山关得手,但却伤亡惨重,仅红三军团损失就几达三分之二;接下来,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意见,坚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四十公里处的鲁班场,希望再打个大胜仗,但那里却驻有国民党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工坚地利,以逸待劳,中央红军虽集全力攻坚,依然惨败,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
几次三番行动难以达到目的,还有大批伤亡,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在增加。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四渡赤水结束后,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竟然高声批评:“像他(指毛)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批评浪潮滚滚而来,张闻天出面,在1935年5月12日的云南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主张,并迫使这些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总算熬过了这段被他称为“急风暴雨”的时期,迎来了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师。可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坚持南下。毛泽东又成功劝说张闻天同意,不顾分裂之危险,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使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升高。
在莫斯科心中的地位
自中央苏区沦陷,莫斯科直到1936年7月才与陕北的中共中央首次恢复电讯联系,但并非对中共的情况一无所知。1935年10月,陈云、潘汉年已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但在莫斯科看来,也许由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去领导中共,更合他们的心意。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载《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51、411页。],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真理报》则将毛称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即便了解了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后,莫斯科也未转而去宣传张闻天。
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当然清楚上述情况,但他毕竟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做惯了莫斯科的代言人,内心并不真心认同毛的领袖地位。因此在1937年11月29日与康生、陈云等返回延安后,王明挟传达国际新的统战策略之势,很快就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为依托,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由于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王明甚至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
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当然不满,后来干脆说此时“中央已名存实亡”。1938年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在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确立,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成为真正的领袖
毛泽东取得领袖地位后,工作可谓得心应手,中共军队到1940年已达五十万人,并拥有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对于莫斯科事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指令,毛泽东渐生怀疑。然而,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且有相当一批主要领导人都曾留苏学习,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既是信仰,也是习惯。因此,莫斯科完全能用组织手段,颠覆毛尚不十分稳固的领袖地位,毕竟,此时张闻天依然是名义上的“负总责”。必须消除莫斯科在中共党内的影响,走独立发展之路,这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
重写,是历史的黄金园地,毛泽东的历史更是如此,每次重写都会有新的价值。《回看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
(罗平汉著《回看毛泽东》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批评毛泽东林彪
林彪为何不肯挂帅抗美援朝 自称有“三怕”
核心提示:当毛泽东再次希望由林彪挂帅领兵时,林彪说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毛泽东打趣地说道:“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林彪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尹家民,原题:揭秘: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出兵与撤军的台前幕后,节选谁来挂帅?毛泽东点将由彭德怀领兵出征 >关于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但粟裕病了,正在青岛休养。前些天他托罗瑞卿带信来,说他的病情仍很重。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来挂帅,可林彪是不赞成出兵的。 >常委会上,林彪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他还说:“我们过去打国民党军队还可以,现在能不能打败美军,实在没有把握。如果美军丢几个原子弹,那可够我们呛的。”毛泽东最不喜欢听这种泄气话,当即回道:“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无非是个纸老虎。”林彪又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因此,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在会上,周恩来批评了林彪:“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目的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当毛泽东再次希望由林彪挂帅领兵时,林彪说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毛泽东打趣地说道:“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一连几天,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反复讨论出兵和挂帅问题,争论仍然激烈。 >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他的话音刚落,朱德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 >于是常委们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并把入朝作战的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又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另外对美国人也要先礼后兵,向他们打个招呼。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4日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降落在古都西安。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就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急速赶到彭德怀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西北地区3年经济建设的各种计划和图表,准备不久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稍作迟疑,对来人说:“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 >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十分为难:“不行啊,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 >彭德怀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交代他:“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代,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彭德怀脑子里还在转悠着西北的3年计划,不管开什么会,以防万一吧,他还是叫秘书张养吾带上3年规划方案和图表,与他同行。 >到京后,中央警卫处处长李树槐直接送彭德怀去中南海。得到消息的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没有?” >“吃过了。”彭德怀回答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 >毛泽东坐在正面大沙发上,见彭德怀进来,首先同他打招呼并走过来握手,另外几个政治局委员也都站起来和他握手。彭德怀有些奇怪,大家握手的分量都很重,而且坐下后,仍有不少人望着他,冲他点头。 >毛泽东先发话:“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军已越过了三八线,金日成同志请我们出兵,现在大家正讨论这件事,你刚来,可以先听听。”因为到得晚,彭德怀只听大家说,没有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来到彭德怀的下榻处,同他交谈了约一个小时,随后两人同车去中南海毛泽东处。 >“我找你来,别的不谈,专门谈朝鲜局势。”毛泽东向彭德怀伸出手。 >因为10月4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没有发言,毛泽东不知彭德怀对出兵朝鲜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们已决定派彭德怀挂帅,毛泽东心里没底,所以特派邓小平先了解一下,然后由毛泽东亲自与彭德怀交换意见。毛泽东说:“老彭,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你到得晚,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不知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稍停,毛泽东心事重重地说:“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有可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代哟!” >彭德怀是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直言道:“昨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有睡着。我以为是沙发床的关系,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就搬到地毯上,还是睡不着。我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然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争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们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也应该出兵。” >但彭德怀也有所顾虑:“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如果苏联完全洗手,那战争的结局就不能预料。” >毛泽东问道:“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战争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 >听了彭德怀的话,毛泽东颇为兴奋:“好哇,你有高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下午开会的时候,请你好好谈一谈。另外,你看派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反问道:“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是啊,前些天我同恩来、少奇、朱老总几位同志商量过,决定出兵由林彪同志挂帅。林彪原是四野的司令员,对东北地区也熟悉,但林彪同志说他有病。我问了傅连日章同志,傅连日章同志告诉我,病是有一点,但不大。” >毛泽东说着,便把话头转向彭德怀:“我和恩来、朱老总商量过,觉得这副重担还是你来挑,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有什么困难呐?” >毛泽东平静地注视着彭德怀。彭德怀的嘴角笑了,昂起头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了解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 >10月5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个拍板的会议,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顺着毛泽东的话茬,说着自己的意思:“主席让我们摆摆我国出兵不利的情况,我很赞成。如果把美军顶住则罢,顶不住的话,把战火引到我国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轮到彭德怀发言了,他的话冲口而出,带出一种战将的肃杀之气:“我支持毛泽东同志出兵朝鲜的主张,我们跟美国打,打烂了,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等于中国晚解放几年就是了!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有了彭德怀的这几句话,毛泽东可以作结论了:“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犹豫退缩、担惊受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入朝作战。老彭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和周恩来吃晚饭。席间,高岗表示忧虑:“我们出兵,只怕斯大林不愿意。” >毛泽东颇为警觉:“当然,斯大林这个人,对我们中国党是有成见的。他也怕苏军参战会破坏雅尔塔会议后的世界格局。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么,我们的要求符合国际主义原则。” >彭德怀说:“最好是先做通斯大林的工作。” >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开玩笑地说:“中国党将派自己最好的外交家去游说。” >高岗和彭德怀都连连点头,此次出使莫斯科,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此去,也当速决才是,战争不等人啊!” >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同志8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做好入朝准备,同时把我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入朝的时间,给你10天时间怎么样?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持问题,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 彭德怀感到时间紧了些,但仍表示:“我只好一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了。” 毛泽东笑了:“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百分之百支持我,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之事。会上,由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现在敌人已围攻了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拟发了给十三兵团和东北军区领导的特急绝密电报,告知中央的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入朝作战。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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