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不听指令欲对日军打大仗毛泽东怒掀茶杯

Posted 2023-01-04 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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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不听指令欲对日军打大仗毛泽东怒掀茶杯

游击战“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作出这一惊人的判断。然而，他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却经历了一番周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却丢城失地，接连失利。此时，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在敌后战场采取何种作战形式才能在战争中生存发展，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脚下那孔普通的窑洞里思索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武的《孙子兵法》日夜不离左右；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论著也堆满了床头。他精心琢磨中外兵家著作的精华，深刻体会用兵的奥妙，终于构思出一个令世界战略家颇感新鲜的课题：抗日战争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游击战。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给正在陕西三原云阳镇出席红军高级干部会议的周恩来、博古等发去电报，首次提出红军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8月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三人，要求他们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就红军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建议—抗日战争要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红军的作战主要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明确指出：红军在抗战中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只宜作侧面钳制和打击，不宜正面作战；要按照情况使用兵力。
犹如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航船，当船长拨开重重迷雾指明正确的航向时，并不是所有的船员都能够理解。果然，当毛泽东的意见传到云阳红军总部时，参加会议的众将领大惑不解：这是什么作战方略？
八路军出征在即，指战员却在战略方针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毛泽东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定在洛川。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洛川位于延安和西安之间，距延安90公里，在这里开会，前线将领可节省一两天时间。战争年代，时间就是胜利。所以毛泽东亲自带头南下洛川，为即将浴血疆场的红军将士在时间观念上做个榜样。
会场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破旧私塾里。前来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军政首脑22人。当时，除邓小平留在云阳红军总部主持工作、罗荣桓率部东进没有到会外，能来的几乎都来了。不起眼的冯家村、小小的洛川县，因此在革命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会议从8月22日至25日，讨论异常激烈。一些同志提出红军时代的游击战过时了，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扩大影响；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较集中；在出兵问题上，要早出兵，而且全部开出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些意见，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朱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但同时也提出疑问：“不打大仗，国民党会怎么说？人民群众会怎么说？外界舆论会怎么说？”
彭德怀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当时许多人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的主次是模糊的。如时而提‘运动游击战’，时而提‘游击运动战’。”
经激烈讨论，大家对党对红军的领导、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和红军担负的任务都表示赞同。但是，究竟是采取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仍存分歧。由于急着出兵，这个问题没有时间再讨论。
8月30日，毛泽东从洛川返回延安。八路军主力已经改编完毕，陆续开赴华北。此时，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前方将士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9月中下旬，他一次次地致电前方将领，提醒他们要下最大决心实现作战方针的转变。但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几封电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一点，从平型关战斗前毛泽东与前方将领间的电报往来可见一斑。
1937年9月14日，115师抵达原平车站。林彪、聂荣臻等进行战场勘察后电告八路军总部：“344旅及师直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佯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人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
茶杯日军林彪

毛泽东问各大军区司令调动问题邓小平如何作答

核心提示：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毛泽东与邓小平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闻网，作者：李林、毅军、夏若天，原题：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员内幕：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从我党与军队的具体关系变化来看，我党总体模式与思路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过程却有些复杂。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 >基于历史经验，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特别关注直接领导者的动向。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着手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此时周恩来病情加重，毛泽东有意识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随后，毛泽东宣布重要决定。他指着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 >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他把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集中了起来。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就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天花板，不理会他。其实，此时许世友正在心中暗骂：“许世友的名字是你喊的吗？你坐政治火箭行，领导军队不行！”王洪文在上海时，和许世友比较熟，也在一起喝过酒，没有想到许世友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于是他又壮着胆，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发出巨响。 >这时，王洪文才醒悟过来，他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伟大领袖。毛泽东铁青着脸，有些恼火，但却一言不发。 >机敏的周恩来立刻来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刚才还很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点完名，周恩来宣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细节：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指出：“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整体来说，这次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毛主席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环球人物》)

林彪不听指令欲对日军打大仗 毛泽东怒掀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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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各大军区司令调动问题 邓小平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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