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江青为何打周恩来的耳光

Posted 2023-01-04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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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7年江青为何打周恩来的耳光

1967年江青为何打周恩来的耳光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她勤勤恳恳，严守纪律，受到了领导人的表扬。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从1950年，孙维世协助廖承志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艺委会主任、副院长。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
　　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为苏联专家开办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担任班主任，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她非常热心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为话剧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是唯一配得上“才华横溢”四个字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们中人称“红色公主”。罗瑞卿大将曾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因做毛泽东访苏翻译遭江青仇恨
　　然而让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孙维世同志这样一位为党、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才导演专家，在“文革”中由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68年被迫害冤死狱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翻译在主人公的身边本属无可非议，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大起疑问。不论是后来金山的回忆孙维世的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还是《话剧皇帝金山传》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江青不断追问孙维世，要孙维世说一说她和主席出国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的未获满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孙维世的一个主因。
　　金山的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这里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但是，江青是什么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经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她是毛泽东的五个秘书之一，按照曾志的回忆，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所谓国家机密在江青眼里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况就在当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经通过评论《清宫秘史》开始直接代表毛泽东干预文艺界的大事小情，其后直接向胡乔木、周扬等人发难，力度着实不小。何来需要向孙维世了解什么国家机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信给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周恩来违心在逮捕证上签字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的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瞄在他身上。
　　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时，都要周恩来签字。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红色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
　　本文节选自《“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作者：丁帆原载于《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
周恩来解密耳光江青

周恩来狙击江青“组阁”阴谋

本文摘自《周恩来生平全纪录》，江明武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长沙决策”前后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1个人。然而，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1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2000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2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1月25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他们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谓“走后门”问题，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群众对“走后门”的不满，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许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最终是对准周恩来的。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抚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1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1个人能够取代他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周恩来清楚，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倒，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5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搞的“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阴谋，周恩来早就深谙其意。2月初，他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1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不久，毛泽东痛斥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同时，毛还制止下发“四人帮”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阻止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