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黑军”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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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黑军”的覆灭
阎日“合谋”, “皇军”摇身一变为“黑军”1945年8月初,就在日本即将投降前夕,“山西王”阎锡山在其临时驻地孝义县瑶圃村秘密会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高桥坦向阎锡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日本不久即将停止战争,宣布投降。同时说明来意,想请阎作蒋、日之间的桥梁,从中斡旋,撇开苏、美、英等同盟国家,直接向中国投降。获悉日军即将投降,阎锡山在心中马上盘算开了:自己晋绥军的战斗力想来实在是让人丧气,无论是反蒋、反共还是抗日,都是见阵就输。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这些年又亲眼看到日军在中国耀武扬威,日军的战斗力真是让自己又爱又恨,要是能把这些投降的日军网罗到自己的门下,那我阎某人何愁大事不成!
想到此,阎锡山不动声色地说:“斡旋一事,一时不易办妥。依我看,你们最好采取‘寄存武力’的办法,最为有利!”阎锡山解释道:“寄存武力的办法,就是日本可把武力寄存在中国,日军在投降前穿上中国军队的服装,改成中国军队的番号,武器仍然拿在日本兵的手里,帮助中国军队进行‘剿共’。”对于阎锡山这一出人意料的建议,高桥坦未置可否。
1945年10月,阎军在上党战役中损失惨重,当时有“上党一战,阎军实力损失一半”之说。这让阎锡山加快了留用日军的步伐。
阎锡山在日军中实行的“合谋”,也立即得到一批日军军官的响应,其中以城野宏、岩田清一、元泉馨等最为突出。在将级军官中,对留用日军最为卖力的是元泉馨(后改名元全福)。此人原为日军驻上党地区第14混成旅少将旅团长,日本投降后,他拒绝向八路军缴械,并继续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当他得知阎锡山希望留用日军时,即赴太原,直言不讳地向阎锡山表示:“我愿立刻脱掉日本军服,改着晋军服装,充当一名前线指挥官,帮助阁下进行‘剿共’战争,至死而不悔!”阎锡山听后立即引以为“同志”,并委以太原绥靖公署中将顾问。在元泉馨的引荐下,独立混成第3旅团旅团长今村方策(后改名晋树德)大佐也投靠了阎锡山。
至1945年12月底,阎锡山总共留用日军约7000余名,对外宣称1万余名,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战斗力远非被收编的伪军可比,阎锡山为此甚为得意,认为这次又做了一笔赚钱的买卖。残留下来的日本人,开始被编成6个护路大队,实数约5000余人,分驻太原、榆次、清源、阳泉等地,归护路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元全福(元泉馨)、参谋长于复国(岩田清一)指挥,担任守护、抢修铁路交通线和掩护运输以及作为阎军的机动预备队,配合阎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阎军官兵先称该部为“哈依(是)军”,以后又叫“黑军”。“黑军”之称由此而来。
晋中一战,“黑军”损失惨重
1948年6月,晋中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之下,于平遥曹村地区一举歼灭了阎锡山的王牌主力“亲训师”。阎锡山闻讯,捶胸顿足,如丧考妣。
元泉馨(元全福)见此,主动向阎锡山请命,愿亲自率领由日军组成的今村第10总队前往晋中增援,阎锡山遂命其立即率部出发。
徐向前立即抓住战机,指挥人民解放军把今村第10总队和第33军包围于太谷、徐沟间的大小常村、三李青、西范村、南庄等狭小村落地带,实施聚歼。
此时,元泉馨才如梦初醒,他要“与共军决一死战”,到头来是自己死到临头了,不禁哀叹:“没想到徐向前这么厉害!”
预感到末日临近,元泉馨走到赵承绶面前,恭敬地敬了个军礼,然后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拿出一本平时写就的诗集,央求道:“司令官阁下,看来局势很危险,这是我平时写的汉文诗词,如果我战死,请司令官阁下日后将这本诗集付梓以为纪念!”话音未落,一颗炮弹在院中爆炸,弹片正击中元泉馨的腹部,自知难免一死,元泉馨扯过一块破布,和血用中、日文写上“大日本皇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太原绥署野战军中将副总司令元泉馨”,将布盖在身上,举枪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太原解放,“黑军”全军覆灭
晋中战役后,阎锡山为了死守太原孤城,把分散于特种兵中的日军和目侨搜罗起来补入第10总队。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一部发起太原战役。
今村方策率第10总队主力和阎军第68师坚守牛驼寨阵地,看守太原东大门。
至此,阎锡山的“黑军”终于全军覆灭。
覆灭
他是阎锡山的首席军师,阎锡山能稳坐山西,他功居第一
在近代地方军阀中,阎锡山不算是最强大的一个,但绝对是最稳定的一个。阎锡山自1911年成为山西都督,直到1949年随蒋介石败退台湾,掌控山西38年,成为无人能动的山西土皇帝。
不过,在阎锡山的背后,还有一个人一直在出谋划策,阎锡山的大政方针基本都出自他手,就是阎锡山的首席军师——赵戴文。
赵戴文1866年生于山西五台县东冶镇,1904年秋,赵戴文以公派身份进入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习深造,这年赵戴文已经38岁了。
刚到日本不久,赵戴文就加入了孙中山刚刚筹建的同盟会,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一生挚友阎锡山。
由于两人同为山西人,又都是同盟会会员,而且阎锡山比他小17岁,一直叫他“老大哥”。阎锡山和赵戴文一同共事三十多年,形影不离,后来赵戴文在山西官至省政府主席,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历任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都没有改变阎锡山首席军师的角色。
赵戴文从日本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并且利用职务之便,介绍了大量学生加入同盟会,为山西革命培植了大量骨干力量,当时人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的同盟会革命者纷纷响应。当时的山西,赵戴文和阎锡山一文一武,两人在暗中商议,决定武装起义,占领太原。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成为了山西都督。但阎锡山是一介武夫,统兵打仗是他的老本行,但如何治理山西、笼络人心却不擅长,这就要仰仗赵戴文了。经过赵戴文一系列的谋划,阎锡山不到5年就完全控制了山西全省,成为名副其实的“山西王”。
当阎赵二人积蓄力量,埋头发展山西时,国内形势却在发生着巨变。一方面,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各大军阀混战;另一发面,孙中山在广东改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经过几次战争统一两广,蓄势待发。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一路摧枯拉朽般掀翻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阎锡山自认为无法抵挡革命洪流,于是1927年6月在山西易帜北伐,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而赵戴文担任北方军的总参议,实际上就是总军师。
北伐成功后,阎锡山的山西集团成为了最大赢家,他手下的原晋绥军将领纷纷走出山西,其中商震担任河北省主席,张荫梧、傅作义分别担任平津警备司令,徐永昌则成为绥远都统。在赵戴文的谋划下,阎锡山从“山西王”又成为了“华北王”。
但阎锡山也不是什么都听赵戴文的,随着晋系实力的壮大,他开始变得自负,想和蒋介石争一争天下。
1930年,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开始渐渐凸显,最终阎锡山倒向冯玉祥、李宗仁,参与反蒋的中原大战。在此之前,赵戴文曾多次“劝谏”阎锡山,他认为南北军阀是一群“失意军人”、“流亡政客”组成的乌合之众,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本不可能同心合作,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而国民政府军政统一,而且都是北伐过来的部队,远非阎锡山的地方军阀能比。
虽然阎锡山并没有听从赵戴文的意见,但赵戴文仍然留在太原帮阎锡山看好“后院”。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阎锡山不仅丢了华北,他手下的晋绥军老部下也大量投降了蒋介石。最后,阎锡山折腾了十几年,也只能回到山西一隅。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在日军的进攻下迅速沦陷,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部只能驻扎在晋西的偏僻山区中。这时的赵戴文已年过古稀,但仍然是阎锡山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已经陷入战争泥潭的日本军方加紧了诱降政策。阎锡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在他看来,保住山西是头等大事,于是,逐渐萌生投降的念头。
但在这件事上,赵戴文却表现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他曾对阎锡山说:“如果你投降了日本人,我就跳黄河。”也许正是赵戴文的强硬态度,阎锡山虽然一直对日本人暧昧不清,但始终都没有公开投敌,保持住了民族大义。
1943年12月27日,赵戴文因病去世,终年77岁。阎锡山当时正在外地整军,听说噩耗后,立即赶回去,痛哭失声,并亲自祭奠。
历史客栈作者:威廷根施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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