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巧取天津

Posted 2023-01-04 司令

篇首语：树怕烂根，人怕无志。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阎锡山巧取天津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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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巧取天津

　　阎氏巧取天津，不过是又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苦的是老百姓。
　　国民政府二期北伐进入京津地区后，宣告北伐告一段落，而战后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地盘无疑是其争夺的首要内容，京津地区的接管人选也是各实力派揪心的问题，例如对于天津这个战略要地，参加北伐的各方均摩拳擦掌，准备将其收入囊中。而在这场无言的较量中，不起眼的阎锡山成为杀出的一匹黑马，最终夺得天津。这段历史我们已是耳熟能详，但关于阎锡山如何在这场利益博弈中胜出，个中缘由却长期不为人所知。有鉴于此，现特将当时情形详细陈述，以增进大家对阎锡山的了解。
　　1928年，国民革命军的三大巨头（左至右）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到1927年5月份胜败已见分晓，张作霖奉系的败势已呈，北伐军进入北洋政府的最后堡垒北京和天津仅是时间问题。北京是历经几朝的首都，天津地理位置优越，紧挨北京的同时还是出海口，故为各派所觊觎。二次北伐开始后，各实力派已把夺取京津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掌权者，想把天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自不待言；长期以来，冯玉祥的西北军局促于贫瘠的西北内陆地区，迫切希望得到富裕的京津，尤其是得到天津这个出海口；阎锡山从加入北伐军起就盘算怎样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地盘，把临近晋绥的京津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实也是他参加北伐的原因之一；第四集团军的桂系也不甘于偏安南方地区，总想趁机会把势力扩展到京津地区。1927年二次北伐开始后，各方各派即派自己的代表驻扎在京津一带，以打通他们各自与外国及北京政府军事将领的关系，以求在进军京津上掌握主动权。而四个集团军司令中，尤以地盘靠近京津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最为积极，争夺最为激烈。
　　天津形势比较特殊，是直鲁军的驻地，张宗昌和褚玉璞盘踞在这里。同时，各国尤其是日本在天津的势力盘根错节，日本在天津苦心经营多年，把天津看作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其态度将对北伐军接收天津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各派为夺取天津，各显神通，其代表亦在天津频频活动。冯玉祥对天津是势在必得，派代表丁春膏、齐燮元的好友孙润宇秘密潜入天津。丁、孙二人潜入天津之后加紧拉拢日本人，他们把目标瞄在了日本驻屯军参谋长三野友吉身上，此人在中国多年，在天津负有秘密使命，其中之一是操纵便衣队匪徒进行破坏活动，天津的便衣队捣乱、破坏治安，背后都有他的牵线和暗中支持。丁春膏、孙润宇看中了他在天津的势力，希冀拉他来支持冯玉祥接收天津；对驻扎在天津附近的直鲁军、败退的孙传芳旧部，丁、孙拉拢齐燮元及与张宗昌、褚玉璞不合的徐源泉、孙殿英等部，密谋在奉系败退之时，依靠他们的力量逼张、褚下台，直接控制天津。齐、徐、孙等部看到直鲁军大厦将倾，也纷纷自寻出路，亦乐得有冯玉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山西方面，1927年主张晋奉合作的山西驻京代表田瀛环逝世后，阎锡山审时度势，选择了和日本关系密切的南桂馨为驻京代表。南桂馨到京后不久，晋奉即开战，为躲避奉系的逮捕，南躲到天津的日租界内，与日本的驻屯军司令新井联络，为阎锡山进入京津铺平道路。阎、冯各有代表在津，表面上表示要互通情报，实际上都是各自行动。冯玉祥的代表丁春膏、孙润宇积极运作，支持齐燮元接收孙传芳的军队，然后改旗易帜宣布独立，以接收天津，此项计划并得到了三野友吉的支持。在丁春膏等人运作接收孙传芳部的同时，南桂馨也在策动孙传芳部归顺阎锡山。南桂馨眼看在拉拢孙传芳旧部上，冯派占据上风，齐燮元甚至派人通知南桂馨即将接收天津。此种形势之下，南桂馨只得寻求新井的支持，不久日军司令部即警告齐燮元，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市内不许驻扎重兵，实际上表明了不支持齐的态度，无奈之下，齐燮元已开出的发饷支票也只能即刻收回作罢。暂驻在津郊的孙军，进退两难，部下郑俊彦部、李宝璋部和南桂馨接头，愿归晋阎。在阎锡山的指示下，孙传芳的旧部郑、李部避开津郊移驻南口附近，便于归阎部的杨爱源统帅。在接收孙传芳旧部上，由于南桂馨的成功活动，使晋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和奉系的矛盾加深，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倾向阎锡山派，他向南桂馨保证，阎锡山的集团军如果能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再放一枪，唾手可得。南桂馨在津期间，不仅成功赢得了日本的支持，还不负阎望，在天津打通了各个关节，既使各国使节对阎抱有好感，亦赢得了天津各界上层人士对阎进入天津的支持，为阎锡山最终进抵天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奉系军队在各条战线上的溃败迫使张作霖出关回奉，奉军退出北京后，直鲁军仍驻扎天津，失去奉军支援后处境十分窘迫，可谓进退维谷。随着北京问题的解决，直鲁军在天津更如热锅上的蚂蚁。6月8日，阎部已开进北京，在天津的直鲁军却没有退兵的表示。一时之间谣言四起，甚至有传言说，直鲁军仍坚守，甚至不惜拼死一战。张宗昌确实想过与北伐军背水一战，但作战的困难极多，军队整齐的固有，而混乱不清，逃亡的也不少，连当时的军官也不清楚自己军队的情况，在奉军撤退之时直鲁军的士气低落，大多数人十分厌战。除此之外，军饷也是困扰直鲁军的一大问题，直鲁大军每日的给养已成问题，战争再起，军饷从何而来？为着维持军队给养，张、褚已想尽一切办法，但在战火蹂躏之下，银行业、商业萧条，张、褚尽管迭与商界商量，但毫无结果，实无饷可筹。张、褚见商量不成，乃采取暴力手段，指使军队强抢粮店的粮食，七大米店因不堪直鲁军的勒索，一律停业，粮米来源受到影响，致使钱商亦受影响，整个天津的经济形势日趋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张宗昌不得不放弃与北伐军在天津决一死战的念头。无奈之下，张宗昌想抬出段祺瑞为号召，奈何前段总理深悉直鲁军已为乌合之众难成大事，婉言谢绝其美意。由此，直鲁军困于天津，进退两难，倘若其离津他向，只有出海一途，这无疑是集体自杀；若继续株守天津，待到北伐各军齐集，大兵兜剿之下，该军亦难脱厄运。孙、张、褚部下，多属直鲁人，既不愿赴奉，而奉方始终认为该军为无训练之军，亦不愿收纳，且南方也不愿意收编，七万大军，若缴械而遣散，亦非易事，若听其自行溃散，将来直隶京兆各县必无一片净土。
　　战争期间最悲惨莫过于普通百姓，兵败撤退时尤甚。尽管张宗昌已无决心在天津开战，但由于撤退的大军云集，距离天津不远，致使天津城内谣言四起，人人自危，普通老百姓战战兢兢。当时流行说："张宗昌的兵善抢，寇英杰的兵善变"
足见张军军纪之败坏。为避免成为退兵的牺牲品，华界的有钱人纷纷向租界迁移，而天津附近的地区由于受退兵的骚扰过重，纷纷扶老携幼的向天津转移，避难于天津。天津的街道上到处可见大车中拥塞难民，携带箱筐行李，男女老幼蜷缩车中，狼狈仓皇，情状堪怜。天津的红十字会为了救济难民，设立了一些收容所，收容妇孺，使一部分人得到救济，但社会救济毕竟有限，更多的难民处境悲惨，整天如惊弓之鸟，担惊受怕。这些避难的难民大多是平民人家，没有什么储备，随身可带的只是一些破旧的衣物，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是令人同情。涌入天津避难的人们由于红十字会的救助等尚可苟安，残留者受军队的勒索骚扰，更是辗转呻吟，惨不忍睹。据逃出的难民对记者言：直鲁军撤退时，大军蜂拥至各村驻扎，驻军占据民房，挨家挨户的穷极搜刮，银洋尽入腰包，粮食尽数掠取。更有甚者，挖墙掘地，拼命搜刮，直鲁军驻扎在民家后，杀猪宰鸡，把门窗卸下做燃料，吃饱喝足，高枕酣睡。村中的男女老幼皆怒不敢言，钻入地窖吞声饮泣，不敢喘息。直鲁军还随时鸣枪示威，村民们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不得已纷纷逃往天津。在天津的零散溃兵为了糊口，也是花样百出，有溃兵硬把自己的破旧军衣典当给当铺攫取钱财者，有身着军衣上街乞讨者，军人本为作战之人，当街乞讨实有损军人的形象，可在生存面前，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溃兵问题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溃兵的扰民更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天津形势混乱之际，冯、阎两派加快步伐，在控制天津问题上进行最后的争夺。冯玉祥支持徐源泉逼走张、褚，控制天津。徐源泉有冯玉祥在背后撑腰，且曾与蒋介石代表达成默契，自恃有蒋、冯双方支持，联合孙殿英为难张、褚，在奉军开始撤退时，加紧逼迫张、褚撤退。徐源泉依靠手中的兵力，积极和绅商协议，要求担任临时保卫司令，维持天津的治安，希望可从临时保卫司令过渡到天津警备司令。张、褚明知不能在津存在，但不甘心被自己的部属逼走，与其把天津留给徐源泉，不如留好感与阎锡山。在南桂馨的拉拢之下，张宗昌顺水推舟，同意将天津和平移交给晋阎，同时阎锡山亦保证直鲁军安全离津，移驻滦河一带。在与张宗昌达成协议后，阎锡山派傅作义进入天津，加紧与日本进行谈判，尽管日本向天津派兵显得咄咄逼人，但在各方利益纠葛下，如此做法难免授人以柄。在日本国内，政争激烈，包括民政党、研究会、学者团在内的各反对派利用国际上对日本的不满，抨击田中首相的对华政策，给田中造成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态度逐渐有了变化，最后通过双方谈判，达成协约，傅作义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入城接收天津，城内原有的保安队及警察，继续坚守原岗位。
　　傅作义在得到日本的支持后，继续同张宗昌会谈，张允许留下一个团归傅作义指挥，维持天津秩序，日本驻屯军也派部队在市内和近郊协助巡防。为尽快恢复天津秩序，天津绅商也积极与外交方面接洽，希天津能仿北京之例，在海关项下筹拨欠款若干，供张、褚两军退出天津之需。11日晚，张、褚将直隶督办公署及各机关一切事物移交阎锡山的全权代表南桂馨。当晚深夜，张宗昌先行离开，第二天一大早，褚玉璞随后离津。在打理好各方之后，傅作义在12日就职天津警备司令，开始处理善后问题。傅作义的突然就职，实际上置临时保卫司令徐源泉于不利地位。在双方这场较量中，徐源泉本占据上风，但他不能得到张、褚和日本的谅解注定了他无力控制天津。与此同时，他依靠的是冯玉祥，阎锡山费尽心思争取到手的天津控制权是不可能让冯玉祥部占据的。面对徐源泉的积极运作，傅作义采取观望态度的同时加紧与张、褚和日本谈判，取得他们的谅解，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后盾。为了不引起冲突，傅作义还专门发表通告，解释自己的就职。傅作义声称本不打算就职，只是徐部与直鲁军的冲突之势，违背了国民政府和平接收天津的初衷，不得已在11日夜决定临时就职，由于过于仓促，没来得及向各方通告。他在就职的同时不忘把责任推给徐源泉。徐源泉面对已成之局面，无计可施。阎锡山对徐源泉打拉并用，在打压他的同时，亦不忘拉拢，任命徐为第三集团军第11军总指挥，归阎指挥。徐源泉无奈之下，只得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同时却电阎锡山，请辞总指挥之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傅作义就任警备司令后，城内秩序渐次恢复。12日的天津和平气氛渐浓，随着张、褚的离开，华界的情况稍见稳定，一些商店开门营业，各马路往来行人也较平时为多，从表面上看，恐慌似乎比以前轻多了。虽然日本政府选择支持阎锡山接收天津，但在津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仍不死心，他们在天津指使便衣队扰乱治安，企图造成天津的混乱之势。冯玉祥部接收天津不成，也不乏其故意制造混乱者。整个天津仅靠张宗昌留下的一部来维持治安明显不够，不时有便衣队骚扰。为此，傅作义急电阎锡山请求派军队进入天津维持局势。阎锡山派李生达两部，兼程北进，到14日即有一部达到天津。在傅作义的安排下，到达的部队很快被分到各地警戒，天津局势慢慢安定下来。就这样，阎锡山不费一枪一弹，巧取津门。
　　为将天津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阎锡山推荐自己的亲信南桂馨任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并得到南京政府的照准，天津成了阎家的天下。天津纳入晋阎的势力范围后，阎锡山一变困守山西的处境，获得了宝贵的出海口。然而，在阎锡山春风得意，一夜看尽"京津"花的同时，冯玉祥却因配合北伐付出重大牺牲而一无所获，气得卧病在床，自然迁怒于火中取栗的阎锡山。非特冯玉祥如此，其他各集团军也对独领风骚的晋军不满，各集团军之间矛盾重重，于是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这是后话。
天津

知名人物阎锡山生平故事简介,阎锡山历史评价,阎锡山怎么死的？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生于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阎九岁入私塾，十四岁随父阎书堂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与金融交易。1900年经营失败，父子两人逃往太原躲债。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定了同盟会“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确定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1]。

1909年，阎锡山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考列上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少尉)的军衔。不久，升任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手中。

辛亥武昌起义后，阎锡山等同盟会员于10月28日决定发难。29日晨，新军八十五标内的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总司令，率部攻入城内，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清政府急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并任命其为山西巡抚。吴是个革命者，11月4日与阎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会后，山西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不料袁收买吴的卫队长于7日晨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清政府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第三镇曹锟进犯山西。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采纳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2]。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前者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进军，后者配合陕西民军攻克运城并围攻临汾。不久南北议和，阎率部南归，于1912年2月18日行至忻州时，被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命令停止前进，意在消灭之。阎锡山幼年熟读《中庸》，深谙“骑墙”之道，遂一面向孙中山求救，一面向袁世凯输诚。袁世凯在实行“军民分治”剥夺阎民政权力的条件下，于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于4月4日回到太原就职。

1912年9月，孙中山应邀到太原访问，特嘱阎锡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3]从此，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的阎锡山自知反袁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保存实力，遂韬光养晦，对袁百依百顺;袁防阎造反，继续削弱阎的权力并派员监视其行动。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举为参议。袁世凯对国民党横加摧残，阎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11月又奉袁之命将山西各地的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袁世凯为了进一步削弱阎的势力，将归绥道改为绥远特别区，划出山西的行政区划之外;又派亲信金永出任山西民政长、巡按使，监视阎锡山并肆意迫害原同盟会员与反袁人士。袁又调阎晋京面审，阎佯装无能与恭顺，取得袁的初步信任。1914年6月，袁世凯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任阎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两万元，接着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并恳请袁“以大有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称帝后封阎为一等侯。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又依附于段，得于1916年7月改任山西督军，继而于次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他在府院之争中站在段祺瑞一边，又响应段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复辟;还派晋军第一旅旅长商震率部赴湖南，攻打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附段，遭到外界的责难，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4]。后来他把这概括为“保境安民”，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尽力“不偏不倚”地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于1917年10月开始，在山西推行六政三事，即推行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种棉、造林、畜牧;推行发展民德、民智、民财的用民政治;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整理村政，订立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颂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者，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这使山西免受兵燹之害，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从而获得“模范省”的称号。

在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的混乱局面下，阎锡山认识到保住山西这块地盘，没有强大的实力是不行的。他把原来的修械所扩建为可以制造步枪、机枪和大炮及其弹药的太原兵工厂，又把军队由四个旅编为十七个师。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阎锡山应冯之请出兵石家庄，阻截吴佩孚由河南北上救曹。11月15日，段祺瑞在冯玉祥、张作霖等的拥戴下又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月17日，段取消各省督军，任阎为督办山西军务善后事宜，简称督办。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攻占武汉后请阎响应。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等也竭力拉阎入伙。阎认为“世上无论何事，均只有一个好处，此恰好处即是中”[5]，得中则成，失中则毁。他要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中”，这个“中”暂时就是与各方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如若现时响应北伐，在北方孤军作战，于晋不利。直至北伐战争次第推进到湘、鄂、闽、赣、皖、浙、苏诸省，吴佩孚与孙传芳部均被打垮，他才认为响应北伐的恰好时机已经到来，遂于1927年6月6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先于5月25日任阎为国民政府委员，又于7月7日推阎为中政会委员。9月29日，阎锡山终于誓师讨奉，欲向北京进军。不料国民党内部纷争正酣，北伐军未能及时响应，山西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进入1928年，国民党决定北伐奉张，南京国民政府于2月28日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又任命阎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攻克保定，并向京津进军。6月4日，国民政府任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第三集团军于8日率先进入北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的军政大权，成为雄踞华北的实力人物。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任阎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四、五届连任)。

北伐结束之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总司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1929年初，蒋拟通过编遣会议，裁减军队以削弱异己，阎曾提出有利于蒋的裁军方案，会后各方消极对抗，李、冯先后兴兵讨蒋，阎则以与冯相偕出洋相挟。6月28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将冯软禁以自重。此后，蒋、阎双方钩心斗角，讨价还价。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拒绝就职，并于8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职。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直到11月5日始行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蒋派监察院长、阎的高级幕僚与挚友赵戴文回晋劝阻，阎转而反唐，亲任总指挥赴郑州指挥作战。蒋密令何成濬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捕阎，阎得悉后迅速返回太原。

此后，阁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反蒋各派代表云集太原促阎举事。阎将晋军扩充为十个军、四个保安纵队、四个骑兵师和七个炮兵旅，共约二十余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由冯指挥所部共同反蒋。

经过宁、晋双方通电互相指责之后，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出兵讨蒋。4月1日，阎、冯、李分别在驻地宣布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斥责蒋“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今“应军民之请求”决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南京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议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双方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陈兵百万，中原大战全面展开。战争初期，晋绥军占领济南，蒋介石在陇海线上的柳河车站险些被虏。但反蒋各军貌合神离，有的观望不前，有的叛变投蒋，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朝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另组政府，推举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张学良虽被反蒋各派举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并受到蒋方与反蒋方的竭力笼络，但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待到战局日趋明朗之时，即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挥师入关。面临夹击之势，反蒋战事全线崩溃。阎锡山不得不于11月4日通电下野，12月潜赴大连避难。

阎锡山在大连期间，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一面总结从政经验，研究当前政局。他提出“物劳主张”，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产多少物发多少)，可以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他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创立了一种“中的哲学”，作为自己周旋于中国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三种力量之间的政治谋略。他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达到适中;人事以生存为最高真理。当阎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飞行员，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山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敌当前，蒋介石与各种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2年2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他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在拥蒋的前提下，全力从事内部建设。在经济上，到抗日战争前夕，他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电力、化工、机械、兵器、造纸、卷烟、印刷、皮革、火柴、毛纺、印刷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以兵工修了八百六十公里的同蒲铁路，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成立了山西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总资本达到二亿银元[6]，奠定了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基础。在政治上，他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力图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抵抗异己的各种政治组织。

1935年，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炮制华北事变，接着唆使华北五省实行自治。阎锡山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以“防共保乡”为号召。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抗日，晋绥军欲加抵抗而遭失败，蒋介石派五个师来援;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后，蒋又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

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寻求适于存在的“中”：蒋是国家元首必须拥护，但又害怕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必须抵抗;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还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最终形成了在拥蒋前提下的联共抗日的路线。1936年8月，日伪军入侵绥东，他提出“守土抗战”[7]的口号。9月18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阎任会长。10月，阎邀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11月，晋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在绥东对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嗣后，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抗战的局面形成。阎还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又根据中共建议，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第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9月，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在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村指挥作战。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歼敌千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接着，我军又在忻口与敌血战二十三天，予敌重创。由于敌强我弱，太原于11月8日失守，阎锡山南撤临汾，整顿军政，新军发展为五十个团，约五万余人，百分之七十的专员、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阎还公布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和民族革命同志会，阎任会长。

1938年2月，日军大举南侵，临汾失守，山西大部城镇被敌占领。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反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建立了根据地。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日益强大，阎锡山感到对自己的存在构成威胁，遂于1939年3月在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但受到新军领导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发动旨在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但以失败告终。“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告终，从此他只能控制晋西南二十多个县。

在新的形势下，阎锡山研究他与三方的关系，寻求新的“中”。他认为共产党与八路军可能对他进行报复，是威胁他的主要敌人，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他不能三面树敌，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军这张牌以应付局面的念头，而这正与日军对阎诱降的策略不谋而合。1940年夏，双方代表开始接触，阎以“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为原则，1941年8月11日，在汾阳县城内签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汾阳协定》)，双方商定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8]。阎的联日反共路线开始形成。

为使这一路线得以推行，阎锡山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以树立绝对权威;对军政人员进行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9];还令其政卫组等保安机构，“肃清伪装分子，净白阵营”，作出与日伪合流的姿态。

为了把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八路军在山西与阎划定驻军界限，互不侵犯;蒋介石也增加了对阎的经济支援。阎锡山找到了在矛盾中适于生存的“中”，乃得安居于晋西南一隅之地，中辍了《汾阳协定》的实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酋邀阎锡山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议(安平会议)，逼阎履行原订条件。阎本其“中的哲学”，认为过犹不及，失中则毁，交往是中，脱离国民党则过，于是托辞拒绝，午休时逃会[10]。日军进行报复，双方关系一度紧张。之后，双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又行勾结，阎派其干部担任伪职，并发给伪县长以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阎在日军保护下，于30日回到太原。

与此同时，阎锡山派军向上党地区进军，在日军第十四独立旅团及伪军的配合下，进入长治及其周围数县。长期在此抗击日军的八路军，于9月10日奋起反击，国共两党的内战首先在山西打响。阎急调两万余人增援，不敌晋冀鲁豫部队的回击，先后损失达三万五千余人。从此，阎背离“中的哲学”，拒绝局部和平设想，一面应付军事调处，一面强调一切服从国民政府，积极备战。1946年，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名义积极响应，继续推行“兵农合一”政策，强化特务统治，开展“三自”专训(自清、自卫、自治)，曾处死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与涉嫌人员;但其军队却不能阻止解放军的前进。1948年7月太原被围，阎乃将手中资产一一变卖，嗣后将库存金银运往上海。1949年3月29日，阎以应邀赴南京“商讨国是”为由，飞离太原。4月24日太原解放。

之后，阎锡山在广州居中调和蒋介石与李宗仁间的矛盾;6月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提出“扭转时局方案”和“全面作战计划”等，企图挽救国民党已经崩溃的残局，然而人民解放战争以席卷之势迅速推进，阎锡山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阎锡山及其政府机构于12月8日从成都撤往台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移居台北市金山之麓，从事著述《大同之路》等。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其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抗战复兴言论集》等。

注释

[1]孙中山:《在太原商学界宴会的演说》(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1页。

[2]景梅九:《罪案》,京津印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北京版,第224、235页。

[3]《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近代史资料》第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又见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4]《重庆日报》1920年8月25日。

[5]阎锡山:《中说》(1918年9月20日),《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2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1937年1月编印,第65页。

[6]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山西《党史文汇》1992年第8期。

[7]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938页载:“1936年8月12日,伪满军李守信准备大举侵犯绥东。(阎)急电傅(作义)主席加紧防御,并提出守土抗战号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8]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曲宪南:《对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一文的订正》,见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5年)。

[9]《阎锡山日记》(手写本),1941年7月21日、5月25日。

[10]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曲宪南:《对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一文的订正》,见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4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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