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土豪的日常生活有哪些

Posted 2023-01-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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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土豪的日常生活有哪些

奢靡之风遍江南
有明一代，商业高度发展，嘉靖以来，工商业勃兴，许多人因此发财致富。当时的徽商以鱼盐为业，家中白银有上百万两，家产二三十万的不过是中小商人。而明初崇尚俭朴的风气逐渐消退，富豪们开始享受、炫耀生活。顾炎武评论说：“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
嘉靖时的戏曲理论家何良俊记得，以前松江府的宴会，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只有贵客莅临，或者新结的亲家上门，才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一年不过一二次。而当时，寻常宴会的菜品数目不仅翻了一倍，而且一定要“水陆毕陈”，还要寻觅远方珍品，以胜过他人。
明末一名绅士宴请当地总兵，宴席上鸡鹅以一对为一盆，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走三四岁儿。
当时的富豪在口腹之欲上花样百出，且以惨酷为乐。譬如烤鸭，“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吃羊肉、驴肉则活割其肉，令人不忍见闻。明末的文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载了当时一种吃鹅掌的方法：将活鹅鹅掌投入沸油，然后丢入水池，任其跳跃，如是数次之后，鹅掌肥厚甘甜。这些方法，被土豪们“转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为意”。
时人说：“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还要金玉美器，舞姬相伴，声乐相杂。这样的宴席花费，足以令中产之家破产。
除饮食之外，富豪之家还在居室和服饰上互相攀比。万历《都江县志》中记载：富豪们修建宫室、蓄养姬妾，饮食和服饰跟王公贵族一样，而“妇人无事，居恒修治容，斗巧妆，镂金玉为首饰，杂以明珠翠羽，被服绮绣，袒衣皆纯采，其侈丽极矣！”按照明代的规定，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是唯皇后、王妃才能穿戴的，但到了晚明，富人家的女性已经毫不顾忌。
家用器具也在这时变得精巧奢华。
最可见当时江南富豪盛况的，还是南京秦淮河。富豪之家有画舫，以雕栏围绕，翠纱装饰，两旁悬挂着缀有流苏的羊角灯，每条船上有二十多名少年乐手，一边张灯结彩，一边歌舞鼓吹，连绵不绝。
附庸风雅费千金
江南的富豪们很快将目光从饮食起居转向了古玩，以书画古玩标榜风雅。他们财力雄厚，往往一掷千金。当时的富商吴伯举在扬州做生意，遇到“法书名画，钟鼎敦彝，辄倾囊购之，不遗余力”，价值千金也毫不吝惜；休宁富商吴用良则出入吴会，结交名家，收购古图画和古董，一旦有喜欢的，就出十倍的价格。
由于富豪们喜欢收藏，书画古董的价格于是水涨船高。当时，王羲之、米芾、怀素的书法，价格往往在千两白银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二千两，相当于晚明一个普通家庭一百年的全部收入。
而昆山富豪周六观为了给母亲庆祝九十大寿，请画家仇英到家里，为母亲绘制《子虚上林图》，以千金为报酬，供给饮食之丰盛超过宫廷，每个月还为他张灯，请女伶歌宴数次。前后历时六年，这幅画才算完成。
但是富豪们有钱，却未必有相应的鉴赏力。《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当时的富商喜欢“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但是却没有眼力，不懂装懂，“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被读书人传为笑谈。
在古董贩子的忽悠之下，这些“贵公子大富人”一面挥金如土，一面晕头转向，“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
于是，热爱收藏却又容易上当的土豪们大大开发了书画古玩的造假市场，当时的苏州地区，伪“文、沈、唐、仇”明四家的作品不可胜数，苏州的专诸巷甚至以伪造书画古董而知名。而在松江，有个聪明的古董贩子编撰了一本古代名家手册，叫做《宝绘录》，里面全部是伪造的顾恺之、陆探微、展子虔、张僧繇等大家之作，引诱土豪们为之一掷千金。
官场才是真土豪
然而，江南土豪们的生活跟官员比起来，依然是相形见绌。当时官员的豪奢，正是土豪们效仿的榜样。
皇家的奢华不必说。嘉靖年间，首辅严嵩家中也是富可敌国。其子严世蕃吐唾，都是年轻貌美的婢女以嘴接去，谓曰“香唾盂”。严嵩被抄家时，家中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名家字画、珍稀古书数以千计，仅各种名贵的床就有六百多张。
刑部尚书王世贞在家乡m州修建园林，运来的假山石高三丈，为了运进城里，不惜拆掉城门。又有祭酒陈攒，资累巨万，家中房舍如同宫殿，花园有百亩之广。他买了一块高一丈阔三丈的石头，准备用作假山顶峰，结果在运输途中沉入太湖。为找回石头，便筑堰壅水，动用上百辆水车把水抽干。
当时有一位叫谢汝韶的官员到太监家中做客，主客三人而已，厨房准备食物便用鹅一十八、鸡七十二、猪肉百五十斤。又有一顿饭用鸡一百三十余只，只吃鸡头。
还有一些可笑的奢靡之法，近乎胡闹：取鸡鸭鹅蛋打破，分开蛋白蛋黄，用牛膀胱包裹蒸熟，谓之“鸵鸟卵”；又做斗大的包子，在宴席上破开，里面是两百多个小包子。.
与官场的奢靡相应的，就是风气败坏。万历年间的地方志上记载，在正德、嘉靖以前，当官的人退休，两袖空空地回来，乡里的人都前去慰劳，啧啧称赞他；倘若衣锦还乡，反倒不与之交往。而到隆庆之后，当官的人回来，乡里不问他人品如何，只问他赚了多少钱，倘若没钱的，便讥笑他是“痴牧者”。
当时有人提出遏制富豪的奢靡之风，要求官员和读书人以身作则。王世贞就担忧读书人不知节俭，说现在的读书人考进士，动辄互相宴请，又喜欢“裘马之饰”，不知节俭，将来做官何以廉洁？是的，他就是那个为了修自己的花园拆掉城门的王世贞。
揭秘明代土豪

清朝江浙“土豪”爱斗富挥金如土

清朝江浙“土豪”爱斗富挥金如土

　　明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社会萌发了崇商趋势，尤其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一大批暴发户挥金如土，生活奢侈铺张成为普遍的现象。清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下卷）（上卷为欧阳兆熊撰）中记录了两则江浙豪户赛富比奢的故事。其中一则讲的是江苏富豪与浙江富豪斗富的故事。

　　乾隆年间，江浙一带富户特别多，拥有财产达几万以及一二十万的家庭多得数不胜数，而且还有不被人所知道的家庭，只有那些拥有上百万财产的富户才被人们传说宣扬。江苏无锡太湖的洞庭山一带，富户尤其多，其中姓席的这家是首富。作者家乡浙江禾兴县王江泾一带，有家姓陶的富豪能与席家相提并论，这两姓家庭相互通婚，又在来往中暗地里较强斗富。

　　一天，陶某到席家走亲戚，从水路到洞庭山时已经是晚上。从船靠岸的地方一直到席府，大约有两里路，道路两旁都建有灯棚，通宵达旦点着灯，这样夜间走路就不需要打灯笼、举火把了。到席府后，便奏乐开席，宴会宾客，连续欢宴了好几天。此中既有热情，更有炫富，精明过人的陶某心里明白得很。席某问陶某：“我这住的地方还有没有未尽善尽美的地方呢？”陶某说：“没有别的不完美的了，只是大厅的地砖长宽好几尺，太大了，有些类似宫廷里的建筑。书房窗外的池塘里缺少些荷花菱角点缀。”席某沉默不语。两个多时辰以后，席某又邀请陶某走过池塘边的亭阁时，池内已是满目盛开的荷花了。席某送客人出来，经过大厅，厅内的地砖都已全部换成了一尺见方的了。陶某大为惊服。

　　但是，陶某也在苏州干了件露脸的事儿。陶某有一次到苏州看绝秀班的戏，演戏的人讨厌他那乡巴佬的样子，开玩笑地说：“你如此爱看戏，为什么不包个戏班子在家中演呢？只是你每天供给的饭菜中，都要有凤鱼、火腿才行，否则演员是下不了筷子的。”当时在社会上定一个戏班子，每天需要二百两银子。陶某回家后，立即派人到苏州包下了绝秀戏班，定下了一百本戏目。然后，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让他们自己演，并没有人看戏。每天供应两餐饭，除了凤鱼、火腿以外，没有别的菜肴。十天以后，众演员十分窘迫，于是向陶某谢罪，这才罢休。

　　有关清代时期江浙一带“土豪”们斗富的故事，在清代笔记野史中还有不少记载。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康熙初年，苏州有个富商朱鸣虞“富甲三吴”。他的邻居姓赵，是吴三桂的心腹侍卫，有钱又有势。相邻而居的这两个“土豪”，就像两只公鸡，一有机会就PK。凡是朱家请过的戏班子，赵侍卫“必罗致之”，朱家给戏班多少银子，赵家一定超过。有一年元宵节，朱家为了显示实力，在自家门前挂了几十盏豪华精美的珠灯，把门口照得富丽堂皇，令隔壁赵侍卫家的灯显得暗淡无华，赵侍卫“愧无以匹”，恼羞成怒，叫家人把朱家的豪华灯饰统统打碎。朱鸣虞不敢和赵侍卫硬碰，便花重金结识了住在苏州城的吴三桂女婿，这才借力赶走了赵侍卫。

　　清朝江浙“土豪”爱斗富挥金如土

　　清朝富商胡雪岩杭州故居

　　“土豪”们这样斗富炫富的例子，在清朝不是个案，而是常常有之，尤其是以江南较多。本文仅举江浙“土豪”“吃”的豪奢例子吧。长江鲥鱼是一种非常名贵的鱼类，与河豚、刀鱼并称为长江“三宝”，而鲥鱼更有“鱼中之王”的美誉。此鱼产量极少，出水即死，运输极难，是江南等地的名贵食品。据清人记载：“鲥鱼初出时，率千钱一尾，非达官巨贾，不得沾著。”另有清人记载，杭州等地鲥鱼上市时，豪门贵族争相饷遗，作为一种贵重礼品，其价甚贵，不是一般百姓吃得起的。一般宴席中，鱼类按例放在后面，但鲥鱼不同，大宴时往往先上，以提升宴席的品位。繁华都市，上层社会“一碗费中人一日之食”，视为常见情况。更有甚者，豪饮至数昼夜。其所食之物，堪称“食不厌精”。《水窗春呓》（下卷）记载：当时菜肴的讲究日渐繁复，“宴客肴数，（从前）至多者二十四碟，八大八小，燕菜烧烤而已。甲午以后有所谓拼盘者，每碟至冷荤四种，四碟即十六种矣。而八大八小亦错综迭出……与乾嘉以前迥别也。”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亦记载：“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辽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萧鼓，殆无虚日。”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也记载：“年来宦游江南，每岁首赴苏贺正，僚友邀饮，一日之间或至三四五处，皆穷极水陆。然闻招则蹙额，举著则攒眉，岂今昔口服有不同哉？盖缘过饱之故耳。”你看，土豪士绅们赴宴时都愁眉苦脸，不知道吃什么才好，都是因为吃的太饱太好了。

　　清代江浙一带奢侈之风，扮演先导人物的主要是商贾，其次是缙绅大夫。商人俨然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阶层，这些“土豪”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非数十万不能称富”。在“土豪”引领下，城市成为社会时尚的策源地，并迅速刮起奢侈浪费之风，涵盖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如在服饰打扮上，质料由布素而追求锦绣绫罗，颜色由黯淡趋于鲜艳明丽，式样由划一单调而追求奇异翻新。即使穿着“最贫最尚简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人”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当然，对于土豪们来说，“吃”“穿”实在是寻常事，“住”才是显示身价的品牌。他们居住方面的奢侈表现为崇栋宇，治园林。清代前期，为了迎接皇帝驾临，江南商人重资广延名士创稿，修治园林亭池。当时在苏州、扬州的带动之下，园林之好几乎风靡江南所有市镇。据统计，苏州在明清两朝时期城内的园林最多时达270余处，有“城里半园亭”之说。

　　其实，当时奢侈风气，并非只在江南一带，而是全国各地靡然成风。即使在地处僻远的地区，饮宴之风亦不稍逊。《清稗类钞·饮食类》记载：甘肃兰州之宴会“为费至巨，一烧烤席须百余金，一燕菜席须八十余金，一鱼翅席须四十余金。等而下之，为海参席，亦须银十二两。”至于说到应酬之繁，则便是京师为最。这里是士大夫集中之地，王公大臣、官场交际、八旗贵族，往来酒宴，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此风之下，酒楼饭庄生意兴隆，福隆堂、聚宝堂等酒楼，整日价宾客盈门。

　　清朝江浙一带“土豪”爱斗富挥金如土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而清朝康乾以降，社会安定，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公款吃喝更是大行其道，社会上层人士往来酬酢、狎妓饮酒、饕鬄之风颇盛。特别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并引领全国。在清代，围绕奢与俭曾有过一场旷日时久的激烈争论，连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参与其间。虽有人认为社会风气奢靡、土豪斗富等等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但更多有识之士指出，这样的繁荣是畸形的，于个体而言，殷实的家道难以维持长久；对于社会来说，彼此效仿，养成奢靡浪费、攀比斗富等不良社会心理和风气，弊端多多。历史证明，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今人当以认真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