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军中将

Posted 2023-01-04 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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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军中将

据萧克将军的回忆：“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湘鄂西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国民党部队一个名叫张振汉的纵队司令兼师长，按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早就把他枪毙了。一个月后，打破了‘围剿’，我兼任红军学校校长，请他担任了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张振汉随军行动，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走到陕甘宁大会师！”
萧克将军说的张振汉就是我的父亲。
1893年，我父亲出生在当时属山东省的徐州市的贫苦农村。早年进北洋军阀办的陆军学校。后升入保定军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较严格的军事战技术教育和训练。
1924年，我父亲任奉军连长，任职期间曾在徐树铮麾下参加过外蒙古独立谈判。北伐战争爆发，父亲参加北伐军。其后，于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旅长，1931年任第41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汇合，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妄图“围剿”红二、六军团。我的父亲时任第41师师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同红军在洪湖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5年6月，萧克将军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宣恩县城，武汉行辕电示我的父亲率部从驻地来凤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随即果断决定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的主力急行军数十公里赶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隐蔽设伏打援。
6月 12日，国民党第41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经忠堡向宣恩进发。我父亲率师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衔黄伯韬任旅长的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晨，国民党先头部队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行军纵队分割成几段，各个击破、予以全歼。我的父亲率师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红军占领，师部被压缩在构皮岭的山凹中。占据有利地形的红军发起炮击，41师师部电台被毁，参谋长中弹身亡，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我父亲头部和身上中弹片负伤，被红军俘虏。两天之内，红军歼灭了国民党第41师四千余人，创造了忠堡大捷，至今在忠堡还耸立着纪念此次大捷的丰碑。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同样是“围剿”红军的敌纵队司令的张辉瓒，在从长沙出发去“围剿”中央红军时同我的父亲还见过面，他被红军俘获后是被处死了的。我父亲被红军俘虏之后，自认是必死无疑了。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还请他当红军学校教员。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给红军指战员讲课时，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也会到课堂听讲。他在震惊中惶惑了！他为红军的政策所感动，他为自己的过去而惭愧，他更为红军对他的信任而感到欣幸和鼓舞。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
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了他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老总、任弼时同志、萧克将军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萧克将军对我说过，在长征中偶尔有了条件，他还亲自做(米)粉蒸肉请我的父亲吃。他庆幸自己在长征中结识了这样一批红军领导人，并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
在过玉龙雪山时坐骑失蹄把他摔到了深深积雪的山凹之中身负重伤，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手牵着手地接成人链，把他从绝境中拉了上来，把他这个曾经同红军兵戎相见、血肉相拼的国民党将官从死亡中救起。红军以其精神之光和生命之躯把我的父亲彻底地从反动的营垒挽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萧克将军亲口对我说：“你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跟随红军长征，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
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犯，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红军军团首长找我父亲询问国民党北方兵力部署的情况，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红军指挥部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参考了我父亲提供的情况，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
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把我父亲还活在军中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我母亲邓觉先。我母亲接到我父亲亲笔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通过国民党政界的关系购买了盘尼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准备送往红军。问题是红军的行进路线是十分机密又难以预料的，怎样才能把东西送达红军呢？她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是让湖南军阀何键负责探寻红二方面军的行踪的，何键同我父亲都是保定三期的，我母亲同何家又是湖南老乡，就利用这些关系，从何手下的情报处处长李佩阶那里及时掌握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咆哮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老总派人找我父亲，问他有何良策。我父亲环视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老总的赞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在官兵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江前进。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敌人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牺牲倒下。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可用的炮弹了。贺老总把炮兵出身的我父亲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我父亲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吧！”红军战士引发，两声巨响，两个敌碉堡应声炸飞，枪声也戛然而止。
随红军到达延安后，我父亲继续受到党和红军的关怀照顾。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关怀他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我的母亲接过去。我父亲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萧克将军向我说过，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我父亲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还有光洋(银元)可拿。每到我父亲拿到薪饷，将军们就会找他一起到农家买些酒菜改善一顿。
我母亲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做敢为，湘女多情。我父亲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众多友好都劝年轻漂亮的张太太改嫁，我母亲坚决回绝。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她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又请西北军方面帮助，千里寻夫抵达延安同我父亲会聚。她到延安后，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抚与关怀。待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我母亲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蒋管区。临走，又是周恩来同志等馈赠盘缠，并安排人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
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泽东主席在枣林接见我父亲，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我父亲接受了党的安排，带着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
长征红军中将国军

历史人物唯一走完长征的小脚女人是谁

　　杨厚珍到了苏区，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区生活中，她才真正放开小脚，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大部队开始行进于闽赣边界的大庾岭山区，道路越发崎岖，坎坷不平。为了不惊动敌人，部队仍然保持夜间行军，而且，多挑一些人们不经常走的小路。这样一来，这些本来就不习惯走夜路的女人们，走起路来难免摇摇晃晃、磕磕绊绊。　　女人们的双脚在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以后，有的肿有的烂，正经受着一种身心俱疲的煎熬。在长征途中，红军的药品并不充裕，即使是伤病员都不舍得用药。好在队伍行进得并不快，她们有很多的时间，犒劳那双在裹脚布里就受尽了折磨，这次长途跋涉更是吃尽了苦头的脚。　　每到宿营地，女人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儿。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那种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那个惬意，那个爽呀！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不懂得那种苦楚，同样，也体味不到这种苦尽甘来的舒畅。此时，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　　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却和大家不太一样。行军的时候，她的步子就比女同伴们迈得大，一到了宿营地，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她虽然也累，却不急着躺下，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跳一阵儿，就像现在运动场上刚刚比赛结束的运动员一样，做一些整理运动，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这样全身血脉平稳流通，然后再去休息。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科学，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但这种方法，却为她以后在延安参加体育竞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居然能够在长跑比赛中把男人远远地抛在身后，自己独得三个第一名。　　这些女人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那些身体健壮的女人，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男人们就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人是不能倒下的，她们要先安顿了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去到村子里说服老百姓作挑夫，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　　由此看来，她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　　当然，也有一个特例，她从不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双脚，总是躲在角落里，完成泡脚这在众人看来意义重大的每日一课。她便是杨厚珍。　　有时夜行军，借着月光的清辉，可以看见一双小脚支撑着一个又矮又胖的身子，就像陀螺一样被秋风吹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这条蜿蜒的长龙般的队列中。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就是用她的“三寸金莲”般的小脚，以寸为单位跋涉在红军转移的路上。　　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兴起缠足这一陋习的，但最早咏叹缠足的诗词见于宋代诗人苏东坡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从诗词中不难看出，女人缠足是为取悦男人。　　封建时期，对于有钱人来讲，女人就是一个附庸，是一个花瓶，是供男人们把玩和欣赏的。在小脚时尚的年月，女人的小脚成了男人们追捧的焦点，同时也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女人不裹脚被视为大逆不道，没有教养，正经人家是不会娶一个大脚女人作媳妇的。越是懂一点知识文化，有一点纲常教养的家庭，越是受制于封建礼教。越是爱女儿的母亲，越是把女儿的脚裹得更紧。“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出现了脚小得不足三寸，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并且受到当时社会的追捧。　　清初，统治者曾一度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一直未达目的。辛亥革命时期，及至五四运动，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缠足的陋习才渐渐遭到摒弃。　　杨厚珍生长在典型的南方城市贫民家庭。母亲爱女儿，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就用一条长长的裹脚布，把女儿那还未长成的小脚丫脚趾朝向脚心紧紧地包裹起来。初裹时，杨厚珍曾悄悄地解开裹布，但短暂的自由带来的却是母亲不绝于耳的数落和训斥，并在大人的严厉监视下完成整个的裹足过程，直到双脚不再发育定型为止。于是她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式的小脚，她也就成了典型的小家碧玉。　　这个大眼睛的小脚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变故，她也许还会延续她的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生活。但当她去赣州为死去的父亲收尸骨时，被时任当地军阀将领的罗炳辉一见钟情，并帮她处理了家父的丧事，不久，两人结为夫妻。　　从小受封建家庭教育的杨厚珍，在嫁给罗炳辉以后，一直秉承夫道。参加革命之初，她并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而是对丈夫的支持，夫唱妇随而已。当她了解了罗炳辉亲共的一些活动情况后，对丈夫说：“我看近来各方面送来的‘赤化’分子，你都释放了，有的还给他们饭吃，离家较远的，还给他们路费，穿得破烂的，还给他们衣裤……你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要替穷人找出路’，我听了很钦佩，我能给你做点什么？”这个小脚女人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这位戎马一生的云南汉子。一开始，杨厚珍悄悄地在罗炳辉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员谈话时为他们放哨，后来，发展到冒着生命危险担当丈夫与共产党之间的通信员，在罗炳辉举行吉安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丈夫的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杨厚珍到了苏区，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区生活中，她才真正放开小脚，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这次全军大转移，像杨厚珍这样的小脚女人是不适合行军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她作为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才被批准随队。跟随丈夫，跟随大部队共同前进是幸运的，但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需要自己来克服，这样一双小脚也要走完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的长路……　　杨厚珍的小脚即便是放开，也不可能恢复如初。她的脚已被挤压得脚趾变形，成了地道的“三寸金莲”。生着这样一双小脚，连生产劳动都不能参加，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就更别提行军打仗了。　　刚出发时，走不了几里路，杨厚珍就走不动了，只好骑在罗炳辉的马上。由于她的身材又矮又胖，罗炳辉的马可是又高又大，每次上马都成问题，总是要别人托着。为了减少麻烦，杨厚珍只要是骑上了马背，她就尽可能地不下马，除非晚上到了宿营地。用她的小脚走在路上，她怕走不动掉队，可一整天都骑在马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有几次，刚一下马，由于双腿麻木，“扑通”一下，重重的身子就摔倒在地上。她觉得很难过，更恨自己的脚不争气，坐在地上捶着一双小脚自怨自艾。但她从没说过留下来、不走了之类的话，她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女人，嫁了罗炳辉，她就要陪他走到底，哪怕是刀山火海；追随了共产党，她也同样紧紧跟随革命的队伍，不怕遇到千难万险。当然，在长征结束之后，她与罗炳辉的分离只能说是岁月弄人，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唯一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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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唯一走完长征的小脚女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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