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崛起不为人知内情

Posted 2023-01-04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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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崛起不为人知内情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毛泽东，刚刚而立之年，真可谓是他自己所说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满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当他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协助陈独秀处理党的日常事务时，他对马林的“国共合作”怎么看？
　　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维经斯基写信，表达了他强烈反对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意见，列举的6条反对理由中，有这样1条：“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
　　陈独秀这里所提到的长沙的同志，是否包括毛泽东？
　　当时，已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省委，但工作范围不限于湖南，如江西安源的工人运动就是由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毛泽东是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为委员，共有30名党员。既然长沙的同志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的事“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作为“长沙同志”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对“国共合作”的看法可能与陈独秀一致。
　　毛泽东在党刚刚成立不久时，曾作为东道主在长沙热情接待过马林。不过，那时马林还没有形成“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那是1921年12月中旬，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到桂林会见孙中山，经过长沙时稍作停留。毛泽东请马林和部分工人座谈，并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工人群众“讲阶级斗争”，“介绍俄国革命”，气氛很热烈，马林也很兴奋。
　　然而，更使马林兴奋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支持了马林关于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对在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国共合作”，毛泽东投了赞成票！6月的广州，杨柳丝丝，暖风习习，中共三大的召开，使广州国民党的大本营更加具有“赤化”的色彩。中共的前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秘密召开的，如今，参加党的三大的代表们，来到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州公开举行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会议，这预示着国共两党合作蜜月的到来。
　　在党的三大上，内心并不赞成国共党内合作的陈独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说他“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这也许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作自我批评。
　　性格倔强的陈独秀，面对共产国际的决策，面对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得不收敛起个性的锋芒，在党的纪律的约束下，批评自己并不认为是错误的观点，这反映了当时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拿到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的“尚方宝剑”的共产国际“钦差大臣”马林，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孙中山的一些得力助手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优秀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使是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
　　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什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马林这种对国民党的过高估计，曾遇到陈独秀先生的反对，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分歧点”。马林的这一观点遭到了部分与会者的反对，双方争论激烈。陈独秀“对于这种纷争觉得苦恼而左右为难”，若他公开反对马林的意见，则将冒犯“带头反对共产国际”错误的风险，此时的他“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相信马林会歪曲共产国际的训令”；若同意马林的意见，他又认为“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不同意马林对于国民党那种过高的估计”。于是，陈独秀仿效李大钊在杭州西湖会议上的“调和立场”，“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只对马的解释作些轻微的修正”。
　　也许是受了马林和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在会上支持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时，马林同志提出了‘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没有被批准，但对党却有很大影响。中央委员会拥护它的有毛泽东。”和马林站在一起的还有瞿秋白、张太雷等人，蔡和森为什么单单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是拥护“国共合作”、支持马林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
　　但是，针对马林轻视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农民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在发言中，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论证说：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毛泽东的这一番话，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话，对“素来瞧不起农民”的马林来说，不知是否认为有“旁门左道”之感，但对与会的其他代表却留下了深刻印象。连毛泽东后来的对手张国焘都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并以佩服的语言说，“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表明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确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的统一战线最终确立。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在“三大”的崛起是因为受到了陈独秀赏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我们从马林在“三大”讲话时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张国焘等激进分子、张国焘在“三大”失去中央委员的资格等情况推断，说毛泽东受到马林的赏识也许更准确些。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当时在给与马林有严重分歧的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就直接把毛泽东看成为“一定是马林的人”。此时，毛泽东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中央组织部部长。可不要小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这个头衔！根据“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按照《组织法》的规定，陈独秀的头衔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和指示，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三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作为陈独秀的主要助手，和陈独秀、蔡和森等一起，共同肩负党中央的领导重任，执行共产国际确定的“国共合作”，以主要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
崛起不为人知中共内情

宋庆龄嫁给孙中山不为人知的内情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北洋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此时，从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由父亲宋耀如引领，来到孙中山身旁，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战友，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伴侣……
　　壹
　　从小就非常仰慕孙中山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
　　宋庆龄在自己的《自述》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在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1907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寄发剪报材料，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
　　宋庆龄当年同学的忆述：“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种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忠贞不二地谋反了。”
　　贰
　　她的思想发生了飞跃
　　宋庆龄在大洋彼岸知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在她着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憧憬：“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
　　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她把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还在五个月前，她在校刊上发表过《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但却认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留学生出身的官员的“言传身教”实现改革，“‘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靠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
　　辛亥革命使宋庆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叁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来。
　　由此，宋庆龄加深了对孙中山及他的事业的理解，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西方的民主主义。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肆
　　中国儿童应有鞋穿
　　她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拥有西方教养和生活方式的富有的家庭。她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我们的住房与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
　　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
　　伍
　　追随在孙中山左右
　　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I卫共和的斗争。讨袁、护法、北伐诸役，孙中山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着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
　　1918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陆
　　孙中山不再兜圈子
　　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熔铸其中。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能动作用与影响，可通过她对斯诺的讲述而窥见一斑：
　　“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着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
　　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泼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孙中山后来制订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虽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径直冲向目标”了。
　　柒
　　熬不过时请把我枪毙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雅的妇女，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
　　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
　　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孙中山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
　　当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列宁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充分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功绩，同时指出他们的弱点。他还预见到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指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条件。
　　捌
　　与列宁的往来函电
　　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1918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
　　“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
　　1922年初，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玖
　　她对国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钊在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通过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拾
　　她的作用无人能替代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即使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或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只有廖仲恺、宋庆龄是最坚定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
　　“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嫁给不为人知揭秘宋庆龄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