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经历了多少曲折

Posted 2023-01-04 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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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访美经历了多少曲折

导语：
回顾历史，邓小平对美国9天时间的访问，不仅令中美关系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也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宾主尽欢，轻松愉悦，但在背后，两国曾为建交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荆棘丛生的道路。这段往事，使得邓小平走上美利坚国土的那九天，显得更加来之不易。
1978年秋天，出访朝鲜回来的路上，邓小平来到东北三省视察工作。当听取了辽宁省委和本溪市委的领导汇报后，邓小平说：“我知道，你们还是比较好的。在国内你们不错，在国外与发达国家比，你们还是落后的。”
邓小平之所以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要承认落后”
1978年初，刚刚走出极左思潮的中国将汲取外国经验列入了议事日程，这年2月，国务院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要求。很快，三个中央级的考察团被派往西欧、东欧和港澳。
赶赴西欧的代表团由谷牧率领，他们分别前往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在那里，他们受到的冲击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职工。而在国内，产同样多的煤需要8万人。
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水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12人。江西江口水电站装机2.6万千瓦，要用298人。
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有7000职工。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名职工。
回国后，谷牧向中央汇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作，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邓小平对中国的落后显然心里有数，早在1977年，邓小平在会见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代表时指出：“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
1978年10月邓小平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还说：“现在使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邓小平主张客观地认识那些过去曾被长期否定的东西。1978年，辽宁省一本为儿童编写的英语教科书中，描写了“一个住在伦敦的可怜的英国女孩”的生活，把现在的英国依旧描写成像狄更斯时代那样贫穷。邓小平得知后立刻批示说：“此类材料，在英国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请教育部调查一下，采取办法加以改正。”
当然，最好的了解外界的办法，莫过于亲自去走一走。1978年12月14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代表美方向中国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约定双方于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另一个是建议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30日和31日开始访问美国。邓小平表示赞成，并且选择了美方提供的方案中最早的那个时间：1979年1月29日。
其实早前的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已经表示，“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你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能去呢？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了。”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坐标系中意味着什么？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曾阐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他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曾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李慎之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
未竟之路
事实上，中美建交，也许本该更早完成。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这意味着中美两国结束了22年隔绝的状态。
对苏联威胁的抵御，是两国走到一起的原因。不过，尽管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中美关系后来的道路又不太平坦。一开始，中美两国一度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建交的时间表，锁定在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以后，但是1974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继任的福特在再一次加强了美台关系，但却加剧了中美的争执——台湾问题，一向是两国分歧的焦点所在。
1975年5月6日，福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保证，他将信守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并特意提到台湾。他说:“对台湾的义务———包括规定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岛屿的安全条约———是有利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的事情之一。”这番表态令台湾当局深感欣慰。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来到北京，邓小平与他进行了三次会谈。邓小平坚持美方对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但福特只是期待中国承诺不用武力解决问题，强调：“我们期待着你们政府和台湾之间的问题的任何解决将会通过和平方式。”
尽管分歧很大，邓小平依然认为中美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他对福特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

不难发现，虽然此时的邓小平没有说出口，但他处理问题的逻辑，已经很明确地排除了“意识形态”这个因素，正如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所说的：“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不过，在文革尚未结束时，邓小平这种务实的理念依然难以实施。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文革中的“风庆轮事件”。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方针，1970年，又指示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1973年底，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建成。按照船只的性能，交通部认为该轮只能跑近洋运输，“四人帮”抓住这个机会，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并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王洪文还专程飞往长沙毛泽东处去告状，目的便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尽管在这次事件中，邓小平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但在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其被批判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狂热地鼓吹洋奴哲学”。
他的去职令中美关系正常化又被搁置了下来。
1978年秋，重新执掌权力的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对当地领导说，“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崇洋媚外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邓小平心中想必深知摆脱极左思潮对中国走向开放意味着什么。
“旋风九日”正式启动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并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中国国内有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
同年一月，卡特就任美国总统。一开始，卡特派出了国务卿万斯访华，万斯提出了一个方案，提出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美国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对此不要否定。实际上是变相令中国承诺不对台湾动武。这个方案遭到了邓小平的断然拒绝。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对此，邓小平是不满的。他在1978年3月25日会见挪威外交大臣时指出：“现在，美国还没有把中国摆在它的议事日程上，一个真正聪明的政治家，应该懂得中国究竟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战略上，我们的观点明确得很。我们对自己有清醒得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
这一次，邓小平可以明确地把发展与合作明确地挂在嘴边，并且耐心地等下去，而再不用被诟病为所谓“洋奴哲学”。
邓小平没有白等，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亲苏政变，迫使美国政府下决心先同中国建交，再争取同苏联谈判的有利地位。这一次，卡特派出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1978年5月21日下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会见前，他对中方的陪同人员说：“这是一个机会，一定要抓住。”
布热津斯基带来的口信是令邓小平高兴的。他表示，美国政府已经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
在此背景下，1978年7月5日起，中美开始了正式的建交谈判。
从最后的中美建交协议看，两个国家都做出了一定妥协。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因为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 该项条约；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第三，在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向邓小平发出访美的邀请。令他意外的是，邓小平24小时之内即刻作出访美决定。
12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华国锋主席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美建交。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如约踏上了美国国土，开始了九天时间的访问，为了这九天，从1972年起，中美两国等待了整整七年。
邓小平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两国要关注双方之间的“共同点”，“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合作开始了。
访美期间，在休斯顿市的一次聚会上，邓小平见到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并向他发出了访华的邀请：“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我非常愿意”，哈默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又年纪太大，不能乘坐商用飞机。”
“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两个月后，哈默乘坐他的私人波音727飞机，带着20多位专家来到了中国。经过多次谈判，与中国方面签订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矿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协议。
邓小平曲折

中国历史你知道商鞅变法所经历的坎坷曲折吗？

商鞅（约前390—前338）本是卫国公族（姬姓）一个没落旁支的后代，所以本叫做“卫鞅”或“公孙鞅”。他很早就离开卫国来到魏国，做了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李悝（法家）、吴起（兵家）等人的著作并博览群书，也目睹了魏国自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这些都为他以后在秦国的事业作了铺垫。公叔痤很有知人之明，他在重病时曾向当时的魏惠王郑重举荐了公孙鞅，希望魏王能够重用他，如果不能重用就要把他杀掉，以免被别国所用。但魏惠王对此根本不以为然，认为公叔痤是病得糊涂了。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国的秦孝公正在国中征求贤者，于是就离开魏国来到秦国。

公孙鞅通过秦孝公身边的得宠宦官景监牵线搭桥，好不容易见到了秦孝公，结果说了半天却快把孝公说得睡着了。他走后孝公就责怪景监怎么找了这么个不靠谱的人来，景监便来责备公孙鞅。公孙鞅说，我向孝公说的是“帝”道，他不明白，这样，你让我再见孝公一次。五日后第二次见面，公孙鞅还是没能提起孝公的兴趣，景监又来责备他。公孙鞅说，我向孝公说的是“王”道，他听不进去。后来又安排了第三次见面，孝公终于觉得他说得好，但还没有想留用他的意思。这回公孙鞅对景监说，我说的是“霸”道，我知道孝公想听什么话、想干什么事了。他再一次来见孝公，侃侃而谈，大讲“强国之术”；孝公听得入了神，不自觉地就将身子往前凑，膝盖已经挪出跪坐的席子外面了还不知道，一连和公孙鞅谈论了好几天都觉得不满足。此后，秦孝公正式任用公孙鞅施行变法改革。

变法之前，首先要使统治阶层内部取得相对一致的意见，所以进行了一场朝堂之上的大辩论。在辩论中，公孙鞅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列举各种理由，觉得变法不可行；公孙鞅立场坚定，以犀利的言词据理反驳，令对方哑口无言，也令秦孝公连连称善，于是决定实施新法。新法分两次推行。第一次的主要措施是重农抑商，限制多种商业活动的开展，加重关市赋税，同时大大鼓励农业发展；加强对百姓的管理，把五家、十家作为一个单位，有互相包庇者连坐，告发者按军功同赏；奖励军功，禁止民间私斗等。第二次的措施包括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征收赋税、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改变落后风俗、迁都咸阳等。

为了使变法能够顺利进行，商鞅“立木为信”、取信于民，还拿太子开刀，用铁血手腕惩治触犯新法的权贵。新法推行卓有成效，十年之后，秦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力迅速上升。于是，秦国首先向东进军，由公孙鞅亲自率领军队讨伐魏国，从魏国手里拿回了原来失去的“河西之地”。为了奖励公孙鞅，秦孝公把“商於”之地十五邑封给他，从此他便号为“商君”（故后代称他为“商鞅”）。商鞅变法取得巨大成功以后，志得意满却不知收敛。秦国以太子为首的保守势力对他恨之入骨，秦孝公刚死，之前被商鞅处以割鼻刑罚的公子虔就跳出来，诬告他谋反，新继位的秦惠公下令捉拿商鞅。商鞅逃亡途中想要住店，店主却说因为要遵从商君之法，没有身份验证的客人不能收留，恐怕会受连坐之罪。商鞅迫于时势想投奔魏国，但魏国恨他曾帮助秦国攻打魏国，拒绝收留他。后来商鞅还是被秦国的军队杀死了，死后也未得全尸，被秦惠公车裂示众。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战国时代法家在各国进行的政治实践中成效最卓著的一次。这次变法帮助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访美经历了多少曲折

邓小平访美经历了多少曲折

中国历史 你知道商鞅变法所经历的坎坷曲折吗？

中国历史你知道商鞅变法所经历的坎坷曲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