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彭德怀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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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与彭德怀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
人们大多以为,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竟是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元帅。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元帅有很大关系。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同是国家“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反围剿:两人气话传走样
历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彭德怀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则坚决主张毛泽东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彭德怀十分恼怒。
第四次反“围剿”中,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先发制人,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红三军团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2000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大为不满:“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激战一昼夜,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300余人。彭德怀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
彭德怀将中央局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而且话传走了样。事后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会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百团大战:刘伯承指失误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期间,彭德怀领导发起着名的“百团大战”,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
然而在1945年4月,党内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4月30日,刘伯承作报告总结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这个报告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刘伯承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作了自我批评。然而,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再有什么异议。
军事院校被斥“大本营”横遭“反教条”
风暴冲击1951年,刘伯承元帅受命在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正当他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打造—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时,却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当时,彭德怀元帅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而刘伯承元帅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被“撤职”后对反教条主义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元帅挨整的肇始者——刚肠嫉恶、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大将军。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他,自然无法回避,只得拖着病体进京接受批判。在医院,他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查,后在别人搀扶下蹒跚上台深刻检讨,因“检讨深刻”,刘伯承总算过了关,但他想通过作检讨保护一批同志的愿望却未实现。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历史误会彭德怀刘伯承
历史秘闻 彭德怀怒责刘伯承“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刘伯承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黄禹康 原题为:《揭秘: 刘伯承 哪件事引 彭德怀 、林彪都不满?》 历史的暗角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什么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训,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的桥头堡——南丰。南丰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敌人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彭德怀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但彭德怀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相关参考
刘伯承资料图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黄禹康原题为:《揭秘:刘伯承哪件事引彭德怀、林彪都不满?》历史的暗角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
第四次反“围剿”的“土洋”之争历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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