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五个小故事

Posted 2023-01-04 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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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五个小故事

李鸿章逝世
1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860年，李鸿章37岁的时候。
彼时的李鸿章，办过团练，稍微有了点名气，最多算一个“小V”。之所以还能算“小V”，也主要是因为他加了一个“大V”的微信，进入了他的朋友圈。
那个“大V”，叫曾国藩。
安徽合肥人李鸿章，1823年出生，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3岁以“年家子”身份进入曾国藩帐下。
什么叫“年家子”？就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同年中的进士。在那时候，“同年进士”一般都互相抱团，官场上相互照应，所以本身就是个利益团体。
曾国藩以“识人”闻名。当23岁，身高一米八，仪表堂堂的李鸿章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就被一眼看中。从后来的发展看，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是刻意培养，确实是把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和衣钵传承者。
可以说，晚清三大名臣里，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拔和指点，可能还是会有左宗棠，但基本不会出现李鸿章。
李鸿章一直恭恭敬敬地叫曾国藩为“老师”，自称“学生”，但在他37岁那年，却和曾国藩闹翻了。
闹翻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当时负责追剿太平军的曾国藩，把大本营安扎在了安徽的祁门。当时是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坚决反对。他认为，祁门易攻不易守，且是个“绝地”，无路可逃，大本营安扎在这里是自寻死路。
曾国藩不听。
第二件事，曾国藩当时任用另一个亲信幕僚李元度守徽州。李元度文人出身，带兵到徽州后，不听曾国藩“坚守不出”的意见，贸然出击，徽州转瞬就被攻破。徽州是祁门的门户，徽州一失，祁门门户大开。曾国藩盛怒之下，要向朝廷参奏李元度的过错。
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曾国藩幕僚中资格最老的亲信，在最困难的时候一直力挺曾国藩，还救过曾国藩的命，不应该因此就参奏他。于是李鸿章就带着一干幕僚，去和曾国藩讲道理。
曾国藩还是不听。
两个建议接连不听，李鸿章怒了，一气之下，决定拍屁股走人。
李鸿章要走，曾国藩也怒了：老夫这么关照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要走？罢了，滚！
后来呢？太平天国的大军果然直扑祁门，曾国藩退无可退，当时把遗书都写好了，把刀挂在帐上，随时准备殉国。幸亏手下悍将鲍超率援军在最后时刻赶到，在千钧一发之际解围。曾国藩后来再也不敢把大本营放在祁门了。
而李元度后来被重新启用，平苗乱，修炮台，办洋务，还是做的有声有色的（当然，曾国藩后来还是密荐了李元度）。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李鸿章的“倔”。
但“倔”的背后，折射处李鸿章当时的一些能力和见识，至少已不在老师曾国藩之下了。
2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863年，李鸿章40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算得上是一个中V了。更重要的，是手下有了自己的军队——“淮军”。
这一切，还是靠曾国藩。
就在负气出走的第二年，李鸿章还是在诸人的“劝和”下，回到了曾国藩的帐下。一方面，曾国藩发现帐中少了李鸿章，怎么都不顺畅，另一方面，李鸿章发现离开了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事无成。
这次“复合”后，师徒俩再也没有翻过脸。曾国藩对李鸿章开始加速“提拔”——倾力帮李鸿章打造“淮军”，甚至亲自帮李鸿章订立营规，并把湘军中战斗力相当凶悍的几个营作为“嫁妆”送给李鸿章。
1862年年初，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率淮军共13个营9000人南下上海，开始在江浙地区与实力强大的太平军周旋。在上海，李鸿章不仅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更是开始和洋人打交道，将淮军慢慢更新为“洋枪洋炮”，发展到了6、7万人，羽翼初成。
当时上海方面派出洋人的火轮来迎接淮军南下
然后，就发生了“苏州事件”。
1863年，李鸿章率军围攻苏州。苏州当时是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老巢，虽然李秀成已去救援天京（南京），但苏州城依旧是易守难攻。
李鸿章当时得知，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手下八个“王”（太平天国后期封了2000多个王，阿猫阿狗都成了王）对谭绍光不满，密谋投降，便与对方联络。双方请当时的“洋枪队”（那时已叫“常胜军”）队长戈登（英国军官）作为证人，许诺只要八王献出苏州，均能加官进爵。
结果，八王果然一刀割下谭绍光首级，送到李鸿章帐下，并打开城门，迎清军入城。
清军入城之后，按照李鸿章后来的说法，发现太平军依旧占据着半个城池，要求兑现诺言。于是李鸿章在晚上就办了一桌酒宴，宴请投降的八个王。八王兴冲冲赴宴，酒酣耳热之际，被李鸿章安排的武士一刀一个，全都砍下了首级。之后，清军屠城，又杀害投降的太平军2万余人。
这就是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
“杀降”事件发生之后，舆论大哗。英国人戈登甚至拿着手枪要与李鸿章决斗。李鸿章避而不见，上表朝廷，说“常胜军”劳苦功高，赐赏银7万两，随后又给了戈登个人1万两。戈登随之偃旗息鼓。
第二个故事，与其说这件事展现了李鸿章洞悉洋人心理的手段，倒不如说，暴露出李鸿章的一个“狠”字。
3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1864年，离上个故事只过去一年，李鸿章41岁。
彼时的李鸿章，凭借日益强大的淮军，已经基本肃清了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大V了（曾国藩算超级大V）。
彼时的太平天国，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生死存亡阶段。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团团围住，但一直久攻不下。
然后朝廷就急了，连连下诏，催李鸿章的淮军迅速进军天京。当时的形势是，谁拿下天京，谁就等于最后剿灭了太平天国，那是对整个大清朝而言最大的功劳。咸丰帝曾经承诺过：谁能攻破天京，就封谁为王！
但李鸿章就是按兵不动。
李鸿章不想封王？当然想。但他知道，这个“桃子”必须让给曾国藩。
李鸿章深知，曾国藩自在湖南办团练以来，最大的目标，就是剿灭太平天国。那么多年来，曾国藩苦心孤诣，率领湘军征战南北，最后终于合围天京，一围就是两年。这个时候，如果李鸿章出兵，等于一间乱七八糟的房间，湘军扫地，拖地板，倒垃圾，把脏活累活全干完了，然后淮军进房间洒点香水，说是和湘军一起整理的这间房间。
所以，李鸿章的部下虽然不断地请战，但全被李鸿章压住。他今天回复朝廷：部队太累了，要休整，明天回复朝廷：自己生病了，病好了再说。实在扛不住，居然率部队进入了当时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地盘追击太平军，气得左宗棠上书朝廷，说李鸿章“越境掠功”。（同为曾国藩幕僚的左宗棠，当时也已经成了一个大V，参看他的成长之路：《一个被低估的大V的成长之路》）
但是，朝廷一再催促，李鸿章又不敢公然抗命。于是，他不断派人打听，围困天京的湘军部队到底准备得如何了？等听到湘军已经把进城地道差不多挖通了，他才假模假样开始集合部队。
但在发兵之前，他给当时围困天京的湘军大帅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先发了一封信，说我受朝廷之命，就要来增援啦！
这封信的言下之意其实很明确：兄弟，加把劲啊！抓紧攻破天京吧！不然我实在顶不住就要过来啦！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天京城破之后，曾放任部下烧杀抢掠。
曾国荃收到这封信后，当众朗读给了所有高级将领，说：我们在这里苦苦围困了两年，是不是功劳就要让别人抢去了？！（“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
众将怒吼：拼了！（“愿尽死力！”）
曾国荃出示信件的第二天，湘军就攻破了天京城。
城破之后，曾国藩握着李鸿章的手说过一句话：
“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意思是，我们曾家兄弟俩的面子，全靠你保住了。
所以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精”。
时人评价：曾国藩会识人，左宗棠会打仗，而李鸿章会做官。
4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1881年，李鸿章58岁的时候。
这一年的11月8日，从唐山到胥各庄（今丰南县），开通了一条9.7公里长的“唐胥铁路”。
不要小看这条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国人自己铺设的铁路（英国人设计）。
为了这条10公里都不到的铁路，李鸿章可谓是费尽心机。
早在19世纪40年代，铁路其实就已传进了中国。但是一方面，清朝视“铁路”为洪水猛兽，会动了祖宗的根基，另一方面，造铁路需要大量财力人力，正好也可以作为一个拒之门外的借口。
那如果外国人帮着造呢？1876年，英国人自己出资造的中国第一条营运的铁路“吴淞铁路”，撞死了一个行人，正好被清政府抓住了由头，花28万两白银赎回了这条铁路，然后一段一段，拆除殆尽。
而李鸿章却看到了，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铁路对未来中国的意义。所以，他冒了一个大风险：为了运煤，他主谋建造了那条“唐胥铁路”，然后上报朝廷的时候，他只是汇报造了一条”供马车通行的快速路”。
铁路建成之日，火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跑了一个来回，观者无不兴奋雀跃，但“纸保不住火”，很快又引起了朝廷的惶恐：
“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
东陵是什么地方？是清朝列祖列宗的陵墓所在之地啊。尽管东陵离铁路还有近百公里远，但慈禧太后勒令必须停止。
于是，唐胥铁路就上演了世界铁路史上最经典的画面：由骡马拖着的火车机头，在标准化的铁轨上面蹒跚前行。
这可笑的一幕，直到中法战争爆发，需要铁路大量运煤之后才消失。
但这也是李鸿章对抗朝廷中顽固派的方式：你有一百种方式阻挠，我就有一百种方式变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如果说是始自曾国藩的话（创“立安庆内军械所”），那么发扬光大，就是在李鸿章手里。
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分别是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的结局，请参看《一场几乎被人遗忘的海战》）
此外，上海轮船招商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这些当时赫赫有名的民企，都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中国的第一根电报专线，也是李鸿章极力促成的。
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现为上海“江南造船厂”。在这里，诞生过中国第一炉钢、第一门钢炮、第一艘铁甲兵轮、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更有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
在创办这些洋务企业的过程中，李鸿章确实也有为他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中饱私囊，但放到大的格局来看，他的眼光确实比当时已经行将就木的清王朝政府要“远”得多，他所布下的洋务格局，甚至影响到中国的今天。
所以，第四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远”。
5
到了第五个故事了，最后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895年，李鸿章已经72岁了。
这一年的前面，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惨败。
惨败的一方，自然得接受获胜一方提出的条件。
谁去参加这个注定是屈辱的谈判呢？慈禧太后说：我看还得李鸿章。
于是，1895年3月19日，作为清王朝的全权代表，72岁的李鸿章率团抵达日本马关。
面对失败者，日本人狮子大开口，除了割地之外，索赔白银3亿两（当时日本的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白银左右）。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只给李鸿章两个选择：
同意，或不同意。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李鸿章请示朝廷后说：不同意。
日本名相伊藤博文，1909年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
事实上，按照当时中国的惨状，基本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的。但是5天之后的3月24日，发生了一件事。
在李鸿章在回到下榻住所的路上，被一个叫小山六之助的日本年轻人枪击。手枪子弹击中面部，满脸是血。
根据小山被捕后的供述，他不希望中日就此议和，而希望日本乘胜追击，直捣北京，所以他就做出了刺杀李鸿章的举动。
李鸿章的枪伤经救治后，并没有大碍，只是因为年事已高，无法手术，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眼眶下，直到他盖棺。他曾叮嘱手下，不要将他中弹时的血衣洗掉，而是要带回国内，因为“此血可报国矣！”
这件事震动日本朝野，因为害怕中国就此寻找借口中断谈判，每天来看望李鸿章的日本朝野政要络绎不绝，天皇的妻子都送来了亲手制作的绷带。
日本下关市（原马关）的“李鸿章道”，当年日本人怕李鸿章再被刺杀，专门为他辟了一条行走小道。
但李鸿章需要的是实惠。
因为这一颗子弹，日本索赔的款项，从3亿两白银减到了2亿两白银。（其实其中也有日本怕列强干涉的因素）。
而面对那2亿两，李鸿章还做了最后无用的挣扎。
日本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回忆：“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
按照陆奥宗光的说法，连“少要点钱当回国盘缠”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实在有失李鸿章这种人的身份。
李鸿章回国后，舆论对他骂声一片，但唯独有一句评价：
“李鸿章挨了一枪，省了一亿两”。
签下“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发誓不再踏入日本国土一步。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必须取道日本，李鸿章坚决不肯在日本住宿，连换船时都不肯搭乘日本的小舢板，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一块木板，李鸿章以73岁之年龄，中国第一重臣之身份，就这样在风中颤颤巍巍地走过去。
当李鸿章走过木板的时候，展现的是气节吗？
不是。只是悲哀的气愤罢了。
所以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哀”。
【馒头说】
曾有人说，李鸿章生逢乱世，如果生在盛世，必是一代名臣。
但换个角度看，如果不是乱世，严防汉人的清廷怎会启用汉人做大官？又哪里会有李鸿章？连曾国藩都不会存在。
时势往往造英雄，但英雄却未必能改变时事。
当时的李鸿章，其实就像极了唐胥铁路上，那匹拖着沉重机车前行的马——凭一己之力，拖着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前行。
李鸿章自己知道吗？他清楚得很。
在晚年时，李鸿章曾自嘲是个“裱糊匠”，“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评价李鸿章：“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而梁启超表示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1901年，本已被闲置的李鸿章又被慈禧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目的只有一个——去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
李鸿章被称为清朝“外交能手”，但他晚年经手签订的30多个外交条约，几乎件件丧权辱国。
是李鸿章丧权辱国吗？
是洋人要打慈禧的耳光，慈禧派李鸿章去代挨罢了。
4个月后的1901年11月7日，早已开始大口吐血的李鸿章在病逝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床上逼迫他就中俄的一份条约签字。
临死前，李鸿章双目不闭，身边人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
李鸿章才闭目离世，享年78岁。
李鸿章20岁时，曾作诗一首：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78岁临终前，李鸿章遗诗一首：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从“欲封侯”到“孤臣泪”，李鸿章甘苦自知。
李鸿章在晚清掌权的几十年里，当然有不少过错，但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换个人来，是否能做的比李鸿章更好？
反正我是不知道。
李鸿章

历史人物冯玉祥的五个遗嘱

　　冯玉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他在三、四十年代曾五次写过遗嘱。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月24日，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 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冯玉祥坚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罪行，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要内容如下：

　　“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任他们去自由发展。现有的一点钱，均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甚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生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极力支持他们的反蒋抗日斗争，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镇压而失败。冯玉祥预感到形势不妙，遂于 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二）”。其内容为：

　　“我父亲、母亲的坟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儿、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说了。二儿、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们，以学工学农为本，不可只读书。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加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均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狱。宋庆龄、冯玉祥等竭力营救。12月1日，冯玉祥写下了以坚决主张抗日和促进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为主要内容的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一）”。其主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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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家到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闯过此极劫运。二、要实行抗日，必须联络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极大错误。三、不破除迷信，国家必亡。四、不大开煤、铁等矿，决不能转弱为强。五、不大修铁路，国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兴科学，民族必永远落伍，必定到极可怜的地位。”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样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随时准备为国献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二）”。其内容为：

　　“（一）非抗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税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冯、蒋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冯被迫于1946年9月出使美国。不久，内战爆发，冯在美国发表演讲，揭露痛斥美蒋互相勾结杀害中国人的反动罪行。1948年初，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断绝了经济来源，吊销了他的护照，并派出很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对付他。面对蒋的淫威，冯全然不惧，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史称“纽约遗嘱”。其主要内容是：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以上这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写完，还要加上一句。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联合政府成立，我决不担任政府任何职务，我只愿意住在国外，写我的生活，免得别人以为我是为作什么官打独裁的。”1948年7月31日，在中共的周密安排和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协助下，冯玉祥离美回国。9月1日，因船失火而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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