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秘书说出来的那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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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秘书说出来的那些“秘密”
艰难时事下的殚精竭虑有人曾问周恩来秘书纪东,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纪东说,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也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周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
因为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1974年底,重病的周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
周总理那时候很艰难,在一次会议上,“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围攻。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人家要了一支烟。“我们知道他从不抽烟,但是他当时要了一支烟,拿在手里,最后把它揉得粉碎。”
1970年夏的一个下午,纪东在整理周恩来的办公桌时,无意间看到一张白纸上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西厢记)》:“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缓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曾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解读:“总理是在无奈之下写的。二八月是最难做的,因为二月八月乱穿衣啊,冷不定,热不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天气变化无常,因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时候。总理写出这几句诗来,可能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但是写完也就完了,他还得照样地去工作,去忘我,去为大局着想。”
在纪东的记忆中,周恩来不仅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还尽力保护和鼓励其他领导干部。
周总理和秘书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两次问纪东:“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纪东说:“还有几个人呗。”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纪东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纪登奎也笑了笑,说了句:“总理是不容易啊!”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
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他的健康。总理一生大风大浪,从未怕过死。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
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他都要把秘书们叫到病床前,听秘书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秘书们含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他却笑着安慰秘书们:“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还会谈工作;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
提起8年中最难忘的记忆,纪东说,“是周总理和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5年9月下旬开始,周恩来病情加重,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纪东回忆,周总理逝世前8天,把钱嘉东、赵茂峰等几个秘书都叫到床前,当时,周总理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是从被子里伸出了右手,以示平等,然后和秘书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都来了?向家里人问好。我累了。”说完又陷入了昏迷。“我在总理身边工作了8年,哪怕是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都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累,但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字,却是‘累’。”每每谈及此,纪东都哽咽落泪。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十大”后党的副主席,周总理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他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
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周总理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周总理曾有过两个孩子
周总理的早饭,永远都是一小块普通面包,上面先涂一层果酱,再涂一层黄油,由警卫员在一个自制的铁丝炉子上加热了来吃,再配一杯豆浆或者是一杯牛奶,从来没有变过,中餐也就是一荤一素加一个汤。有时候因为公务繁忙,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找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拿十几颗去了皮的炒花生米,垫垫肚子。有几次,邓颖超同志看着周总理这样很心疼,就在一个保温杯里放了粥,好让总理饿的时候喝,但因喝粥的声音很大,总理还不好意思喝。
作为照顾周恩来生活起居的秘书,纪东也见证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诸多感人瞬间。
1969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因越美战争,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安全十分担心。
周恩来从越南返程回家时,“一进门,邓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总理‘哈哈’地笑着,他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总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
众所周知,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但纪东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周恩来有过两个孩子。“在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会上,总理突然和在场的几位领导说,其实他也是有过两个孩子的”。“第一个孩子因为邓颖超同志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工作拿掉了。第二个孩子还在邓颖超同志肚子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42),周总理和很多共产党员被通缉,当时邓颖超同志躲在一家医院里,刚好面临生产,但因为孩子太大,有九斤多,不好生,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孩子头出不来,医生就拿钳子夹,后来孩子头部受伤,很快就夭折了。”
“当时周总理说的时候眼含泪花,我们听着,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纪东说。
(摘自《新京报》、《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等)
秘密周恩来秘书
历史人物 戴笠死后女秘书为何被秘密处决
戴笠死后女秘书为何被秘密处决?
戴笠死后,蒋介石并没有撤消军统特务组织,只是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名为保密局。1948年9月,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被秘密处死,罪名是贪污而不是谋杀。
1949年3月21日,对戴笠死因始终心存怀疑的军统少将特务沈醉,再一次来到岱山飞机坠毁现场,重新调查收集飞机坠毁的情况和寻找现场遗失的东西。这一次,沈醉得到了新的线索,当地老百姓把一个鞘柄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的宝剑交给了沈醉。
这柄宝剑的出现,可以说增加了戴笠死因的一个疑点,这也是当时沈醉等一帮特务所怀疑的,因为这把宝剑有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在里面。
那么这把宝剑究竟属于谁所有?为什么会出现在戴笠的专机上?它的背后又隐藏了些什么秘密呢?
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国民党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所谋杀。
要说马汉三这个人在军统里面的名气是很大的,他长期在北方搞情报工作,因为深得戴笠的信任,也干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地位越来越高,担任过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又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多次受到戴笠提拔重用的马汉三,为什么要恩将仇报谋杀他的顶头上司戴笠呢?
川岛芳子的口供
这还得从著名女谍川岛芳子说起。
抗战胜利后为了躲避面见蒋介石,戴笠不得不借各种名义拖延时间,在全国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1946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他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的关系,加强北方特务组织,却没想到,从川岛芳子口中,却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
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向戴笠交代了一件大事情,说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被捕叛变,川岛芳子还说,前不久,马汉三还从他家中搜走了一把九龙宝剑。
川岛芳子提到的宝剑就是沈醉在坠机现场找到的那把宝剑,这把宝剑本来是军阀孙殿英盗窃慈禧墓时得到的宝物,孙殿英本想通过戴笠把宝剑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
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可是无价之宝,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观望一段时间再说,要是情况有所变化的话,他就拥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 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
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自知必死无疑的马汉三,为了活命,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马汉三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藏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家里,日本人投降后,马汉三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中搜出了宝剑。
紧接着戴笠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竟然还有贪污的劣迹。此刻的戴笠对马汉三已经心存不满,但是自己既要对付蒋介石,又要和一心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对抗,同时还要处心积虑与美国人拉上关系,为自己的前途铺路,他实在无法分身来收拾马汉三。经过反复琢磨,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而马汉三对此的表现,似乎也颇识时务。
马汉三很聪明,痛快地把宝剑交出了,并且为了迷惑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他还给戴笠送了好多的金银财宝、古董、字画,其目得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好稳住对方。
为了稳住马汉三,戴笠又设一计,故意把自己留给马汉三上司的一封信,托马汉三转交,以表示继续信任马汉三。戴笠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在信中露出将重用马汉三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果然,没出戴笠所料,马汉三偷看了戴笠留给他转交顶头上司的信,但是,马汉三并非等闲之辈,他已经看出戴笠是在放烟幕弹,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他的下场是必死无疑。只有破釜沉舟杀死戴笠,自己才能平安无事。
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为了稳住对方,这一次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马汉三。但是机关算尽的戴笠,至死也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这封自认为足以稳住马汉三的信,却最终引来了机毁人亡的灭顶之灾。
3月16日上午,戴笠从北平出发,登机赶往青岛,随行还特意带上了那把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曾经实施过无数次石破天惊暗杀行动的戴笠,此时竟然毫无觉察,死亡的阴影正一步步向他逼近。
女秘书刘玉珠
马汉三想对戴笠下手,那么他必须寻找戴笠的弱点,戴笠的弱点,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风流成性。马汉三就抓住这一点,他就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的机要秘书,(历史人物 www.cha138.com)也是军统人员特务刘玉珠,又漂亮又年轻,那么戴笠可能喜欢。那么马汉三就把刘玉珠安排在戴笠身边,照料戴笠的生活,戴笠一看刘玉珠又年轻又漂亮就很喜欢,同时她也是军统的人,戴笠觉得比较可靠,那么也就带着她从北平到天津到青岛。
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没有遇到他约见的美国客人,于是决定在青岛过夜,次日赶往上海。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刘玉珠奇怪的消失了。
但是在青岛上飞机的时候,刘玉珠就没上飞机,就没跟着去,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分析了,很有可能刘玉珠在青岛机场上,对222号飞机动了手脚。
事实上,戴笠启程当天,刘玉珠一大早就悄悄来到机场,以她军统华北督导员的身份作掩护,以检查“安全”为借口, 很容易登上了戴笠的专机。乘人不备,刘玉珠迅速将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放在戴笠的专机上。随后,便若无其事地消失在茫茫的晨曦里 。
3月17日下午,当毛人凤从重庆发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自己闪电般一击,打翻在地。
关于戴笠的死因,还存在这样一种说法,戴笠是被美国特工谋杀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探听到,戴笠要对过去所有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一场屠杀大清洗,情报局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必须制止这场屠杀大行动。
美国战略情报局得到戴笠将在青岛住夜的情报后,迅速指示在青岛的美国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戴笠坠机摔死后,一位美国间谍用品发明专家认为,戴笠乘坐的飞机里有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这位美国专家坚信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
时至今日,六十年前发生在南京上空的那次神秘的坠机事件,还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和说法。造成DC——47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至今仍然是个未解的悬案,关于那个素以暗杀闻名的军统巨头戴笠的真正死因,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戴笠死后,蒋介石并没有撤消军统特务组织,只是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名为保密局。
1948年9月,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被秘密处死,罪名是贪污而不是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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