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林彪结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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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贺龙、林彪结怨始末

2、历史人物 林彪派四野向上海秘运5000两黄金始末

贺龙、林彪结怨始末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完会后,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曾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此人叫薛明,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薛明来到贺龙的住处。贺龙从薛明谈话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说:“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1942年7月1日,叶群与林彪结婚了。
  不久,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县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了她们。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慎重地对薛明说:“这件事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常委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1966年9月10日上午,贺龙从家中坐车直奔人民大会堂。他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意见”的指示,来拜访林彪,征求意见的。
  寒暄过后,贺龙把来意说明。
  沉默了一会儿,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却有明显的威胁性,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寥寥数语,把他对贺龙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贺龙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小;如果反对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大。一句话,你的问题大小,全在你对我林彪的态度。
  贺龙笑了笑,坦然地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贺龙的话击中了林彪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红军困难的时候,曾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悲观。为此,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了他;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又提出毛泽东不会指挥军队,要别人代替;抗日战争开始,他又不表态支持毛泽东留兵保卫陕甘宁的主张……每到革命转折关头,总是同毛泽东不合拍。所以,贺龙的话虽然没有点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贺龙从容起身告辞。
  此后,林彪变本加厉地策划种种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1967年9月上旬,林彪认为把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9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此后,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贾泽石摘自《贺龙与共和国元帅》,作者:顾永忠,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来源:北京日报 
贺龙林彪始末

历史人物 林彪派四野向上海秘运5000两黄金始末

   为不暴露目标,携带方便,他们将这批黄金用麻袋分装成若干份,打成背包形状,分开负荷。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长江边上,枕戈待发的第四野战军官兵突然半数病倒;一千多年前,曹操的百万大军在长江边秣兵历马,最后正是苦于水土不服、瘟疫横流而功亏一篑,这一次的南线追击,林彪和他的战友,又将如何化解危机呢?  1949年春,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挥师南下。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下,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未能阻止我军前进的步伐,然而南方的多发病却侵袭了部队,使百万四野大军在疫病的困扰中停止了脚步。  武汉是全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刚进入6月,气温就高达30多摄氏度。四野部队由北而南,气候差异大,北方战士对南方水土不服,生活很不习惯,加之部队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对疾病的抵抗力和炎热多雨气候的耐受力大大减弱。部队渡江前后,疟疾、痢疾、中暑、胃肠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四野后勤卫生部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势头仍难以控制。  事关百万大军的健康,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卫生部部长孙仪之、政委胡登高和副部长张汝光立即赶往中南军区,向军区首长报告这一情况。据统计,南方三大多发病(疟疾、痢疾、胃肠炎)的患病率达50%左右,指战员的平均体重由入关时的60公斤以上,锐减到50公斤左右,有的连队由于病员多,连站岗放哨人员都难派。军区首长们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当机立断,及时采取紧急措施:一、部队停止作战行动,就地休整一个月,改善伙食,增加营养;二、下决心把野战军历年积存的老家底——5000多两黄金拿出来,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三、责成卫生部派得力的负责人携带黄金,前往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买药。买药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卫生部同志的肩上。  一个严肃的课题摆在了卫生部的面前:这么多的黄金如何携带,由谁来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经慎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卫生部副部长张汝光负责,抽调医疗、药材、财务和保卫方面的精干人员,组成14人的购药小组,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为不暴露目标,携带方便,他们将这批黄金用麻袋分装成若干份,打成背包形状,分开负荷。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7月28日清晨,经过乔装打扮的购药小组一行14人来到汉口江汉码头,登上一艘招商局的“江陵号”客轮。他们把黄金背包放到了床底下,派人轮流看守。船长见状,便嘟囔开了:“你们要注意保管好贵重物品,乘客很杂,小心丢失。船已超重,压坏了甲板要赔偿。”船长的话即刻引起张汝光的警觉:船确实超重了,吃水到船沿,缓缓航行。  购药组的同志大都是北方人,是不习水性的“旱鸭子”。船上的救生设备少,即便有一点,到危急时刻也不能与老百姓  争用。想到这里,张汝光找何曼秋和宋化民商量,对他们说:“军代表是我们四野派出的,负责维护船上的秩序和乘客的安全。为预防万一,你们赶紧去找船上的军代表想办法。”何曼秋和宋化民立即找到一位军代表问:“船上有没有供做筏子用的东西?"这位军代表为难地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两块跳板和一张破竹床。“他们将跳板和竹床搬来,全组人员齐动手,用绑腿把它们捆在一起,成为一个结结实实的筏子。然后又在筏子周围系好9根附带,一旦有事,即可放筏入江使用。张汝光对全组同志说:"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载有黄金的筏子推到岸边,送到上海购药。”  中午时分,“江陵号”航行到黄石市江面时,船上的高射机枪班拉响了防空警报器。购药小组知道是发现了敌机,马上将装有黄金的背包捆扎在筏子上,等候放筏入江的命令。为确保这批黄金的安全,顺利完成任务,张汝光一面派人向军代表和船长提出夜行晓宿的建议,另一方面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  第二天(7月29日)凌晨,派到高射机枪班协助值勤的宋化民从舱顶走下来说:“前方停靠的码头是十二圩。”大家听说船要驶进码头,甚是高兴。正当他们暗自庆幸平安无事的时候,船顶突然传来“咚咚”的巨响,与警报器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  此刻,只见轮船开足马力向港口驶去,但因乘客们乱作一团,争先恐后地向甲板涌去,船体失去平衡,左右剧烈地摇晃起来。而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又飞临“江陵号”上空投弹,在这生死关头,张汝光像指挥员在战场上指挥打仗那样,镇定自若,冷静地思考对策。  他想,当时如果购药小组放筏子入水,人们很可能向这一侧涌过来,船真有翻沉的危险。从保证全船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考虑,他告诉大家;“准备好救生工具,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跳江,大家尽快疏散到船舷两侧,敌机不敢低飞扫射,船快到岸了。”在此次激战中,高射机枪班的战士,不断地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投弹、扫射。敌机终因油尽弹绝,灰溜溜地高飞远遁而去,“江陵号”暂时脱险。张汝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机立断地对购药组同志们说:“现在,是我们想法子离开这条船的时候了。敌机不断飞来捣乱,敌特也有可能窜入江口破坏,前边还有一段水路,特别是吴淞口更是一道险关,那里有国民党军驻守,是继续走水路呢,还是改坐小船先到镇江,然后由此乘火车走旱路?两条路线,选择哪一条好?”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张汝光同意后一种意见,补充道:“即便火车遭到敌机轰炸,也是在陆地上,黄金不至于沉入江底找不到。”这样,他们上了两条渔船,顺流而下,傍晚到达镇江。一登上岸,他们立即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当晚9时左右,即抵达目的地——上海。"江陵号"却在途经镇江时,被英国的"紫石英号"击沉,数百名乘客遇难。购药小组逃过一劫。  7月31日上午,张汝光吃过早饭,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急匆匆地赶往上海市政府大楼。市长秘书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先将四野首长写的介绍信交给秘书,转呈陈毅市长。当秘书带他走进市长办公室时,陈市长正伏案批阅电文。陈毅市长说:“你们要办的事情,我已经晓得了,我们尽力支援。”张汝光简要地向陈市长作了汇报后,陈毅市长说:“你们尽快将带来的黄金送到银行去,按需要随时可以支付钱币。”而后,拿起电话要通市卫生局。陈毅市长说:“崔局长吗?四野来了几位同志到上海购药,由你牵头协助他们,尽快办妥,不得有误。”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崔义田连夜主持召开了市医药公司所属医药处和门市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任务:门市部没有的药,拿库存的;医药公司没有的,找私营厂商想办法。紧接着,崔局长领着张汝光他们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巡视察看,检查药品质量,一连跑了10多个仓库,逐一落实药品的数量,确保质量。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们的采购进展很快。购药小组的同志将购到的药品装好箱,打成包,陆续通过水路和陆路发运汉口。仅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完成了数额巨大的购药任务,于8月中旬返回汉口复命。  几百箱防治疟疾、痢疾、胃肠炎等南方多发病的应急药品,立即发给四野各部队使用,很快控制了疫病的发展。加上部队休整、改善伙食等多方面的配合,指战员们的体力逐渐恢复,不久,开始了新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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