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轰动全国的女巨贪（转载）

Posted 2023-01-04 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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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轰动全国的女巨贪（转载）

在江苏如东，汤兰英的名字曾经家喻户晓。 1977年7月24日，如东马塘信用社年仅32岁的会计汤兰英，因贪污4万余元被执行枪决，在全省乃至全国都轰动一时。
但令人咋舌的是，汤兰英贪污案被告发之后，抄家时她的家中只有简陋的几间瓦房，更没有追到大额的赃款。据当时的卷宗记录，汤兰英交代其所盗窃贪污的钱全部挥霍殆尽，无钱退赔。4万多元在当时是笔巨款，它究竟去了哪里？
“汤府”每天伙食费23元
如东法院——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法院档案室中，珍藏着建国60多年来许多反映历史变迁的资料照片，以及很多大案要案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属于汤兰英的卷宗，足足有10大本。拂去灰尘，盒子封面上赫然写着，“汤兰英，死刑，立即执行”的字样。翻开黄旧的纸张，36年前的历史跃然眼前。
汤兰英，家中排行老二，当地人称她为汤二侯。32岁正当风华的她眉目清秀，打扮时髦，是当时镇上很有名气的美女。跟当时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不同，汤兰英毕业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毕业），又在信用社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字也写得潇洒漂亮，在当时算得上是个有身份的女子。
尽管月收入一般，但汤兰英的生活非常考究。卷宗上记载，她每个月要按时去理发店打理头发，衣服一天要换几套，都熨烫得笔挺。家中光她一个人的各种的确良长短袖衬衫就有20多件，鞋子也是一年四季都换，着实让很多人眼红。
汤兰英是手工业者家庭出身，丈夫1970年从部队转业后在苏州工作，家中人口21人，常住的15人。虽然汤兰英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但因为家里人口众多，赚钱的人也多，丈夫每个月还往家中寄钱，月收入加起来大约有200多元，算是当地比较有钱的人家。但汤家的奢侈水平远远超过了每个月200元的收入。
据当年的卷宗记载：汤府家中人来客去不离，平时伙食非鱼即肉，来人则另外加菜。家中常备的有变蛋（一次买三百只）、海蜇皮（一次买一百斤）、香肠、香肚、咸肉、冬笋、玉兰笋、鱼肚、蛏干、鸡子、蛋等；家中常备好酒，会喝的人去就是度数高的大曲，不会喝酒的人则有甜酒、葡萄酒供应。买来的米嫌粗糙，都要重新加工，米皮喂猪。
市场上的河虾，一买十多斤，鱼不问价格，只要大、新鲜。平时炒个素菜都要放虾米、味精，下锅时放素油，起锅时加荤油，有的菜还要加麻油。当时市场上猪肉7毛五分一斤，冰棍才4分钱一根，而汤兰英家十年中平均每天的伙食费高达23元之多。
一些不认识汤家的人，路过汤家门口闻到菜香，以为汤家是哪个单位的食堂。因为挥霍过度的生活作风，“汤家”成为当地极为出名的一户。
十年内，把信用社资金盗窃一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当时很多人还在生产队里过“大锅饭”生活，时常“吃不饱，穿不暖”，汤家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汤兰英1965年到马塘信用社工作后，十年时间内利用职务之便先后贪污4。5万余元。在今天看来，区区几万块钱可能不足为奇，但汤兰英却为此丢掉了性命。记者了解到，当时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大约1元两角，一个月才二三十块钱，汤兰英贪污的4万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百多年的工资。行事高调张扬的汤兰英又是如何瞒天过海的呢？
马塘信用社因为信用业务范围不大，长期只有汤兰英一个人办公，没有主任，没有外助。既是会计，又是出纳，既管钱又管账。1970年以后，银行和财政合并，削弱了银行的职能作用，疏于监管。而汤兰英将信用社的库存资金放在家中，想拿就拿，后来发展到开支票去银行支取现金，支票存根不入账，就这样，十年时间，把马塘信用社的资金盗窃一空。“因为将信用社的资金盗窃一空，存款的单位及个人去取钱，已无法承付，她千方百计动员与银行有直接往来的单位，将钱存入信用社，解决周转困难。案发后，银行存款仅有九千余元，还是靠关系从其他单位拉过来的。”卷宗中有这样的记录。
其实贪污盗窃，早在汤兰英15岁时就有过“前科”。她高小毕业后即走向工作岗位，15岁在建筑站做会计时贪污130多元，后在运动中被揭发做过退赔。在蔬菜大队做会计时，也曾采用销货不入账的手法，贪污三百多元。但镇委姑息她年幼，既不处理也不批评教育。1965年被介绍到信用社，依然从事经济工作，无意中埋下了这颗定时炸弹。
她家成了基层干部“招待所”
不过奇怪的是，汤兰英贪污案被告发之后，抄家时她家中依然是几间普通瓦房，更没有追到大额的赃款。据当时的卷宗中记录，她交代，贪污的钱全部挥霍殆尽，已无钱退赔。
她的赃款去了哪里？记者在卷宗中看到她的交代笔录：
1.请客一百八十桌，3890元
2.送礼2400多元
3.外出探视消费2000元
4.婚丧喜事除人情外透支上百元
5.接济亲友300元
6.添置衣物3300元
7.购置高档衣物1380元
8.应收账款2825元
9.家庭零星开支9000元
10.日常家庭伙食透支28800元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汤兰英所盗窃的巨款，大部分用于吃喝挥霍。“讲阔气”“比大方”“好排场”的汤兰英以请客喝酒、送礼为名结交了大批基层干部，十年来先后请客180桌，大部分是县区干部，其中县级机关干部33人，区、公社干部35人，各企业负责干部40多人，这些人都是“汤府”的座上宾。无形当中，这些人也充当了汤兰英盗窃贪污的“保护伞”。
如东县某局领导，每次去马塘工作都住在汤家，也不给粮票，并以自己的职权批给议价粮和饲料作为报答；马塘银行办事处副主任赵某，早知汤兰英有经济问题却替其隐瞒，在1974年和1975年两次查账中，他先是策划让汤兰英借病溜往上海求医，为其掩盖罪责，后又买通查账负责人，对马塘信用社的账未全部核对就草草结束，两次逃过了查账。有群众说，汤府就是接待站、干部招待所。
汤兰英案件发生后，案件专案组要求相关领导干部将收到的礼物退回，经常在汤家吃喝的，责成给钱，一次一元五角。其中，还有6名干部受到了相关处罚，两次帮汤兰英逃脱检查的马塘银行办事处副主任赵某被处以有期徒刑7年。
逍遥法外十年，却遭情人出卖
从现在来看，汤兰英更像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交际花”。汤兰英嫌自己的丈夫身材矮小，面皮黑，不大方，为人小气，怎么都看不顺眼，因此长期以来夫妻两人关系不好，且日益恶化。汤兰英十六岁时就与马塘建筑站负责人孙某有过婚外情，先后与7个男人发生过“腐化”关系，汤兰英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别人口中的“破鞋”。
卷宗中有这样的描述，“原马塘镇副书记、人武部长王某，汤兰英一见钟情，说王‘一表人才，年轻有为，清高正派，选这样的人作为终身伴侣，那是太幸福了。’因为为王某流产过一次，后又产下一女，因此对王某印象不好，说他没道德、没良心，从此关系疏远，断绝往来。”
与兵房供销社东安站负责人范某发生关系，后赠给范某衣服、鞋帽、布料等。凡是与她有过关系的人，她都相当体贴照顾，买东西相赠。当时的人都戏称，“汤兰英是个名不虚传的二姑娘倒贴。”
没想到最后，逍遥法外十年之久的汤兰英被“枕边人”举报了。1975年5月初，汤兰英的“情人”之一范某因为汤兰英平时挥霍浪费，怀疑她在经济上可能有问题，便向如东县支行李行长（范的叔伯兄弟）反映，行长立即组织财会人员去马塘信用社全面查账，并将汤兰英带到支行调查。汤兰英预感到无法隐瞒，隔了一日，向查账组交出了支票存根和付款委托书24份。至此，案破。
她是个“讲义气”的人
但即使是这样，在当地很多群众眼中，汤兰英却是个“讲义气”的人，甚至她贪污盗窃公款的事情败露之后，很多人对她的民愤并不大。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汤兰英平日里为人很大方，不管谁来串门，或则烟茶，或则便饭，招待极为周到。每次出门回来，给左邻右舍送烟送酒是常事。平时谁叫她帮忙买个牙膏、钟之类的，更是说到办到，而且不收钱。
她除了用公款不凭手续借人外，还用信用社的贷款借人。邻居申某，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汤兰英借给他信用社贷款120元，长期不收回；马塘信用社的辅导员到信用社存款40元，她甚至主动垫款10元，开50元存单。正是因为这些小恩小惠，汤兰英“深得人心”，是人们眼中行事极为大方的人。
时任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的沈浚铨早已退休，当时南通中院蒋院长审理汤兰英一案时，他全程陪同。据其回忆，汤兰英一案并不是孤立的，她的经济去路牵扯到很多机关干部。“她的钱基本上都吃喝挥霍掉了，大多数消费在了干部身上。专案组后来去她家的时候，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样一个巨贪家里竟然像个简陋的贫困户，就几间瓦房，家里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家具。”
二审维持原判被执行死刑
汤兰英事情暴露后，如东县委十分重视，组织了40多人的专案组，调查半年之久，才把经济来路弄清楚，涉及相关人员10多人。
汤兰英贪污案数额之巨、影响之大，震动全省乃至全国，当时省委发出红头文件，要求大张旗鼓地宣传、批判。如东县也多次召开批判大会，将汤之罪行公布于众。
1977年7月15日，如东县法院判决汤兰英死刑，立即执行。汤兰英不服，随即提出上诉。仅8天后，南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汤兰英死刑，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77年7月24日，宣判大会在如东县中学操场上举行。从卷宗中保存下来的历史照片看，临刑之日，汤兰英素服、短发，双手被反绑，胸前挂着“贪污盗窃犯汤兰英”的牌子，被押在吉普车的后车厢上，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路过街市时，人们爬上房顶争相目睹汤氏真容，会场上更是人山人海。
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记得，为了亲眼目睹那个叫汤兰英的贪污犯，他们成群结队徒步走到十几公里之外去看“稀奇”。坊间流传，汤兰英被判死刑后，曾是部队军官的丈夫曾试图为她还款保命，却没有改变汤兰英被枪毙的命运。
宣判大会后，一声枪响，汤兰英被毙掘港镇北郊刑场
轰动

民国时期,一桩轰动全国的盗卖国家码头寨

李国杰，系李鸿章之长孙、张之万(张之洞之兄)之孙女婿。1932年2月，他坐上了中国轮船招商局总经理的宝座。然而，也就在这一年，这位新任总经理在上海滩干出了一件震惊国人的丑事……

　　抵押仓库，换取巨款三千万元

　　李国杰是个旧官僚，他懂得什么生意经?自从当上了招商局总经理之后，他家便门庭若市，大把大把的钞票送上门，供他抽大烟，置洋房，买古玩，宴宾客。

　　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多少人仿效李国杰捞油水!不到半年功夫，一个堂而皇之的轮船招商局。已被折腾得负债累累。光是欠下汇丰银行的债款已达50万元。汇丰是英商办的。他们何等精明，眼瞅着招商局左支右绌，日暮途穷，便来了一招杀手锏——要求招商局在60天内连本带息还清债款，否则将诉诸法院。

　　李国杰冒汗了!他怕事态张扬出去而丢了官帽。就在这时，一位姓杨的亲信幕僚给李国杰出主意说：“爵爷，卑职常想，您总管的招商局有多少码头?单是这上海滩就有大小码头十几座，哪一座不是金碗玉碟?哪一个洋鬼子不是垂涎欲滴?在下之意，何不拿出一座小码头抵押给洋人，少说也能换回百儿八十万的。”可巧就在这时候。“中国营业公司”的美商沙得利亦登门献策说：“阁下，您可以租借几个码头货栈给我吗?这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事。”果然没过几天。沙得利就把英商大来轮船公司请到招商局。经过谈判，招商局决定把金利源南栈、四川路北栈、浦东华栈和杨家渡等几座大码头的仓库抵押给大来(一说抵押给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抵押款3000万元，而李国杰则可从中获得回扣佣金100万元。

　　为了做成这笔大生意，李国杰施展手段把常住上海的交通部参议黄居素和航政司司长蔡培拉成一伙，每人赠送7万元，请他们从中协助，催部里尽快批允。

　　于是，一出盗卖国家码头仓库、坐地分赃的丑剧便拉开了帷幕。

　　黄雀在后，陈次长卷款而去

　　那时交通部部长陈铭枢正准备出国考察，已把交通部的工作委托黄绍竑代理。黄绍兹时任内政部长，对交通部的事自然是应付差事，不愿插手。所以就把送来的各种呈文连看也不看，一股脑儿地全批给交通部次长陈孚术处理。

　　陈孚术批阅呈文看到招商局“押码头仓库”报告，大吃一惊。决定过几天去上海亲自过问。就在这时。蔡司长回到南京见陈孚木问：“次长，招商局的呈文您看了吗?”陈孚术怒道：“胡来，这是胡来!弄不好要吃官司蹲班房!”蔡司长小声说：“可是次长，要是招商局整个地破了产，上头怪罪下来。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临时抵押几个码头仓库，过两年偷偷地再赎回来，虽是下策，也是无可奈何的缓解办法。”接着蔡司长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说：“这是李国杰送您的5万元。只要您说一声行，我这就去办：不下批文也行。”陈孚木轻声地说：“为了挽救招商局的命运，你去和李国杰商量着办吧，记住，事宜机密。”蔡司长眼睛一亮，高兴地说：“是，我立刻动身。”

　　几天后，陈孚木挂长途叫通李国杰公馆。他先是亲热地寒暄一番，随后进入正题：“我问你，‘大来’的款子还有多少未提?”“除还清汇丰欠款，尚余70万。”“噢，是这样，部里最近在上海购进了一批急需器材。你们是不是先把这70万垫付一下，三天之后由部里拨款归还。如何呀?”李国杰一时愣住了，嗫嗫嚅嚅地说：“这……”不过，最终他还是答应了。陈孚木放下电活，急匆匆地对夫人说：“明天就去香港，再转澳门，要快，要保守机密。”

　　第二天一清早，陈夫人乘车南下了。紧跟着，陈孚木顺顺当当地从李国杰手中拿到70万元花旗银行的支票。并立即转汇澳门一家外国银行，然后悄悄地登上一艘外国轮船，远走高飞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国杰自以为干得十分巧妙，未曾想尾巴已经被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抓住了。杜月笙决定来个借刀杀人，报一箭之仇。

　　果然没过多久，上海一些大小报纸接连不断地登出一条条触目惊心的消息：《李国杰盗卖码头获巨款》；《交通部次长陈孚术卷款逃逸不知去向》

　　上海查案，宋子文坐堂审讯

　　蒋介石得知招商局之事，勃然大怒，表示立即下令查办此事。财政部长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之后，先在南京做了一番询问调查，随即赶到上海，传李国杰到市府开会。李国杰吓得魂飞魄散，在家人的搀扶下，李国杰拄着手杖战战兢兢地走进市政府小客厅。他抬头一看，只见宋子文端坐在正中沙发上。两旁坐着俞飞鹏、吴铁城以及财政部、交通部的官员，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和大来洋行的代表。这不是会审吗?

　　杜月笙首先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文件朗读，把招商局如何贿赂交通部官员，如何与大来洋行密商，如何分摊赃款，一桩桩说得有头有尾，有声有色。

　　接着大来洋行的代表直言不讳地说：“是的，本行曾接受招商局的请求，愿出资3000万元，接受杨家渡、金利源、北栈、华栈的仓库为抵押，押金业已全数提去。如今李总经理既被指控犯有盗卖国家权宜的罪行，本行不愿卷入此案，期望退回全部抵押资金，以期善始善终。”

　　宋子文说：“退还抵押资金的问题当另案处理。贵行与招商局签订过合同是无疑的了。”大来洋行代表欠起身说：“是的，部长先生。”

　　宋子文怒视李国杰，问：“李总经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李国杰颤抖着身子站起来说：“此事卑职有呈文，乃经交通部陈孚木次长批准的。”

　　交通部官员马上说：“查阅本部收发文本，并未见有此呈文登记。我想问问李总经理，既然你说是部里批准的，那批文是多少号?批准文件现在何处?”李国杰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叹了一口气，又跌坐在沙发上。

　　宋子文问：“李国杰，你从中获利多少?”李国杰有气无力地说：“100万，给蔡司长10万，黄参议7万，陈次长5万，余下70余万都交给陈孚木拿走了……我一个子也没捞到。”

　　宋子文不想再问什么了，便向在座的人点头示意说：“各位请便吧。”随即离开座位昂首走出客厅，其余人等也都尾随而去。李国杰拄着手杖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他刚迈出客厅门口，过来两名警察把他押走了。

　　1933年10月，财政部向上海地方法院起诉，控告交通部官员陈孚木、李国杰等一伙，盗卖国家码头仓库权宜的罪行。不久，法院作出判决：

　　——缉拿主犯陈孚木，从犯黄居素、蔡培归案；

　　——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八年。剥夺公民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