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惊心动魄的五次绝处逢生

Posted 2023-01-04 朱德

篇首语：读书贵神解，无事守章句。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朱德惊心动魄的五次绝处逢生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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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惊心动魄的五次绝处逢生

　　讲武堂智斗密探
　　1909年春，年仅21岁的朱德，怀着“从军救国”的梦想，挥别故乡四川来到昆明，一年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丙班步兵科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军事训练生活。该校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顾品珍等一批教职员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大多数人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这些教职员在学生中大力发展会员，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朱德已成为同盟会会员。此后，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举行的各种秘密活动，大家相互交流各地的革命信息，并争相传阅当时的《民报》、《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新世纪》和《云南》等进步刊物。许多青年学生也深受影响，尔后纷纷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时任云南总督的李经羲，得到“禁书”（指各种进步刊物）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大肆流传的密报后，便命令昆明知府速派人到陆军讲武堂日夜侦察，一旦发现有传阅“禁书”者，立即缉拿归案。于是，知府便从社会上招来一批地痞、流氓和恶棍，装扮成新军的军官，混入讲武堂。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同学们都相约外出游玩去了，只有朱德还端坐在静悄悄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读着一本借来的进步书刊。突然间，一只大手拍在他的肩膀上，同时听到一声大喝：“你是革命党！跟我走！”朱德在震惊中猛然回头一看，见是经常出没在讲武堂的那个密探，便有意装起糊涂来，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你认错人了。我不姓‘葛’，我姓朱，叫朱德。”
　　“你不是革命党，那肯定是同盟会了？”
“长官，我不是‘佟梦惠’，我真的叫朱德，在丙班步科。你若不信，可去问罗佩金教官和李根源总办。”
　　“你别跟我打哈哈。你不是革命党，也不是同盟会，那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看书。”
　　此时朱德早已将书合上，把书的正面翻扣在桌子上。这一切被密探看在眼里，他冷笑着说：“我知道你在看书，问题是你在看啥子书？老实对你讲，我早就盯上你了。今天，你就是插翅也飞不掉了！”他伸手一把夺过那本书，狡黠地瞄了朱德一眼，把书翻过来一看，封面画却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立时就傻眼了。朱德镇定自若地说：“长官，我在看《三国演义》，刚才正看到诸葛亮巧施空城计，着迷了，不晓得有人进来，实在对不起。”见密探尴尬地拿着书仍不撒手，朱德便有意戏弄他一下，好逼他把书还给自己：“你保准读过《三国演义》！如能给讲两段精彩的，我就不费工夫看了。”
　　密探立即推辞说：“噢！今天，我是公务在身。‘三国’嘛！改天再讲，改天再讲。今天还是你自己去看吧！”说着把书扔给朱德，然后掉头走出了教室。原来，朱德看的确实是一本进步读物，只是为防万一，他特地给书包了个“三国演义”的封皮。此事迅速在校园传开，朱德周围的同学纷纷效仿。
　　昭觉寺躲过一难
　　护国战争时期，护国军在攻入四川南部、大败北洋军之后，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遂以四川督军熊克武不听摆布、阻挠“北伐”为借口，于1920年5月发动了“倒熊”战争。
　起初，滇军进展顺利，以朱德为旅长的滇军第三混成旅很快推进到成都市郊龙泉驿一带。在成都，朱德巧遇老朋友孙炳文，两人经过几天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商定共同出国学习、研究外国的政治和军事，以便寻找救国救民的新路子。孙炳文先行赴北京去追随李大钊，待朱德料理完军中事务之后，即去北京与孙炳文相会。
　　7月上旬，川军发动反击，经过九昼夜激战，滇军败北，朱德所部死伤过半，仅余一个团的兵力，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滇军的成都防线被川军突破，滇军仓皇撤退时，朱德与大部队失掉联系，只身冲出重围，来到了成都著名的古刹之一昭觉寺。朱德使劲叩打寺门，两个守门的和尚从梦中被惊醒，凑到门缝一看，见是个戴大盖帽的军人，吓得魂飞天外，遂躲在一旁，既不搭腔也不开门。这时，追兵已经很近，朱德果断地离开山门，沿着寺院的高墙来到一棵大树旁，双手抱着树干，一使劲，蹿上树顶，越墙而过。岂料他落地还未站稳脚跟，就被几个巡夜的和尚逮住了：“你是啥子人？可晓得这是佛门之地？”
　　“晓得，晓得。我是来找你们主持的。山门叫不开，后面又有追兵，不得已才翻墙进来！实在是罪过！”朱德没有反抗，束手就擒。
　　此时，早有和尚通报了主持，获准带朱德去见。朱德被众和尚带着，穿过几座院落，进入禅房。见来人是位威武的将军，主持了尘法师疑窦顿生。他递了个眼色，让众和尚通通退下，而后双手合十，念道：“阿弥陀佛！这是佛门之地。施主，深更半夜来此，有何要事？”
　　“我乃滇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不幸在龙泉驿战败，逃命到此。后有川军穷追不舍。来到贵寺，久久扣门不开，才出此下策，越墙而入，实为罪过。主持大慈大悲，能救我不死，功德无量，我知恩必报。”朱德抱拳施礼相求。对于朱德，法师早有耳闻。他眼睛一亮：“阿弥陀佛！贫僧了尘，在此有礼了！能面见朱将军，真是三生有幸！朱将军护国讨袁，威振巴蜀，久仰久仰！只是这佛门之地，不便收留。请将军还是另谋良策为好！”
　　“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法师德高望重，昭觉寺广布善事，早已闻名天下。今日相遇，总不会见死不救，何况我只借贵寺暂避一时风险！”
　　这时，突然有和尚进来报告，说有不少当兵的在山门外敲门、呐喊，要求进庙来搜查。了尘法师断然说道：“山门不能开，告诉他们此乃佛门净土，除僧人之外，没有别人。”报信的和尚出去后，主持又把门外的和尚叫进来，吩咐说：“朱将军到此之事，谁都不得讲出去！佛祖有眼，阿弥陀佛！”然后，法师领着朱德来到八仙堂隐藏起来，并再三叮嘱说：“朱将军放心，有了尘在，有昭觉寺在，将军一定平安无事！”
　　“法师大恩大德，朱德没齿不忘！”安顿好朱德，了尘法师赶到前院的天王殿，这时川军已破门而入，一拥而上。法师率众和尚一字排开，挡在大殿前，个个双手合十，口中直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个手里提着两把盒子枪的小头目，吓唬道：“听着，你们这些秃和尚，给老子闪开！要晓得：你会念经，它可不会念经，只会吐子弹，要惹恼了它，这家伙可亲娘老子都不认，还管你啥子秃和尚！”虽经他一再威胁，了尘法师等岿然不动，只是一个劲地解释着。那个小头目一声令下：“搜！不能放过每一间屋子。”于是，闯进来的几十名川军士兵，便将寺内各处搜了个遍，但仍不见人影。
　　小头目两眼骨碌碌地转着，便跑过去砸开八仙堂的大门，只听见黑洞洞的里面“咣啷”一声，把他吓了一大跳。尽管士兵很快打着了火把，点上了灯，但大家依旧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进去搜查。小头目情急之下，骂了一声“一群胆小鬼”后，就独自壮着胆子，勾着腰跨进去。他喊叫道：“龟儿子，莫耍花子了。你藏在那里，我早看到了。是你自己爬出来呢，还是叫老子去把你揪出来？你说！”
静寂了几分钟后，小头目不耐烦地一脚踢翻了香案，抬头两眼死盯着天花板的藻井，猛然大喝道：“龟儿子，你跑不了啦！”随即双手扣动了扳机。两声枪响过后，天花板掉了下来，同时还落下一堆东西，灯也熄灭了。等再打起火把看时，但见地上躺着一只血肉模糊的大白猫。
　　了尘法师听到枪声，急忙赶来，见此情景，这才放下心来：“阿弥陀佛！戒杀生，是我佛门之规。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一个当兵的附耳低声对小头目说：“大哥，这庙是佛爷住的地方，不比平常百姓家里。得罪了佛爷，怪罪下来可了不得，犯不着，还是撤了吧！”
小头目再看看八仙堂里的各位神仙个个都“怒目圆睁”，真的有点害怕了，遂把手一招：“走！去别处看看！”这伙川军就呼啦啦地拥向另一座佛堂，一直折腾到拂晓，一无所获，才悻悻离去。之后，朱德在昭觉寺暂住下来，整日与了尘法师下棋、谈天，相处甚欢。一个多月后，外面的风声归于平静，朱德才踏上归途，去川南追赶部队。
　　为了表达感激，朱德回到云南后，委托成都的同学周官和请当时的著名书法家颜楷书写了“应世人间”4个字，并用楠木制作成牌匾，赠送给昭觉寺。此后朱德每次回到四川，都不忘到昭觉寺看看。
　　寻出路亡命天涯
　　1920年10月，因各路川军猛烈反攻，加之滇军第二军赵又新部的参谋长杨森突然率众反水，使形势急转直下，滇军一败涂地，撤出四川，朱德所部也退回云南，驻扎在滇北的昭通。不久，滇军将领顾品珍等积极策划“倒唐”（指唐继尧）事宜，朱德表示支持。次年2月6日，朱德等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劝其下野。唐见大势已去，立即逃离昆明，后又去了香港。 2月8日，朱德率部进驻昆明。
　　这时，朱德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要求辞去军职，离滇另谋出路，但经不住众多朋友和同事的再三挽留，只得答应暂时留下来，为建设新政权尽力。他先是被任命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旋兼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然而，云南黑暗的社会现实，特别是顾品珍的心胸狭窄、独断专行，又使朱德彻底失望。
　　1922年3月，因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调往宜良集中准备出兵讨伐北洋军阀，云南边境一带出现空虚。唐继尧乘机秘密潜回云南，纠集旧部并收买土匪武装卷土重来，击毙了顾品珍，并将其所部主力赶出了云南。 3月27日，重返昆明的唐继尧发出了悬赏捉拿朱德的通缉令。
　　朱德等人决定北上四川，尔后再投奔孙中山。由于朱德有着在云南边界跋山涉水、穿越丛林的丰富经验，故而一连几天，追兵都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但进入人生地不熟的彝民区后，朱德等一行便困难重重。一个下雨天，他们夜宿盐丰桃花山时，突然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朱德指挥一个连队仓促应战，虽然打退了敌人，但人马损失过半。朱德一行穿越山间马道，历尽艰辛，终于抵达金沙江边。但在渡口他们见不到一只渡船，大家顿有一种绝望之感。可朱德依然瞪着双眼巡视着金沙江两岸，如此过了许久，他忽然面露喜色：“船，那边有一只船！快来看！”
　　大家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影影绰绰地只见有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上了船，向这边划来。于是，朱德等像列队似的齐刷刷地一字摆开，站在江边向对岸招手、欢呼：“船老板，过江了！” “船老板，过江了！”
　　小船顺江而下，不久就靠岸了。船老板一听说他们是当年护国讨袁的滇军，而站在面前同他讲话的正是血战棉花坡的朱德将军，更是倍加亲切。他激动地说：“我在对岸观察多时，觉得你们不像土匪强盗，也不是坏人，看来定有急事要渡过江去。这不，我才冒死来了，没想到见到贵人喽！”。船老板自我介绍他叫曾海若，是云南人，一直在江上摆渡谋生。他一说起唐继尧重金悬赏捕捉朱德等人的事，就气愤地说：“唐继尧这个老贼，心都黑透了。他为了独霸云南，已经六亲不认了，花钱买人头的事，迟早是要遭报应的。我们再穷，也不去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
船老板顿了顿，然后把胸脯一拍，对朱德说：“请放心，有我曾海若在，就有你们在。前面别说是金沙江，就是火海，我也要把各位老总摆过去！”。朱德等一行过了江，便辗转回到南溪家中，与亲人团聚。后来，朱德谢绝了同乡杨森的极力拉拢，毅然决然地乘船顺江东下，前去找孙炳文了。
石径岭绝处逢生
　　1927年，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便果断地执行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率余部1000多人离开广东，转战福建。10月中旬，他们击退了敌钱大钧部两个团的进攻，又消灭了钟绍奎部一个营之后，来到武平以西武夷山南端一处名叫石径岭的地方。在这片崇山峻岭中，有一条石径山路蜿蜒穿过壁立的两山之间，大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
　　当起义军风风火火地赶到隘口时，发现这里早被民团占据，明碉暗堡林立、路障栅门重重，根本无法通过。敌人居高临下，又隐蔽在石缝、草丛和树木之中，前卫部队几次冲杀，都没能过去，反而遭到很大的伤亡。
　　西进的道路被阻，大家心急如焚。此时，朱德来到这里，问明了情况后，对前卫部队的指挥员说：“敌人设防坚固的隘口，不宜强攻。《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做‘暗渡陈仓’，讲的就是在作战中，故意暴露行动，利用敌人固守之际，迂回偷袭，出奇制胜。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迂回侧击的打法，去夺取胜利？”
　　朱德的一番话使前卫部队的指挥员不禁频频点头，但举目四望，全都是悬崖峭壁，又面露为难之色。朱德遂命令部队立即展开隐蔽，同时向身边的几个干部交代了任务，要他们率正面部队改强攻为佯攻，迷惑敌人，吸引火力。然后，他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迅速隐没在路边的丛林之中。
　　他们穿林海、攀峭壁，终于绕到敌人背后，民团的碉堡、堑壕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他们面前。随着朱德一声令下，参谋、警卫员一齐开枪射击，并将手榴弹扔向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这时，正在佯攻的我前卫部队也乘机冲上隘口，在两面夹击之下，敌人死的死，逃的逃。
　　红军终于打通了道路，脱离了险境。
　　扮伙夫化险为夷
　　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江西后，仍面临重重困难。朱德获知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和结拜兄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率部驻扎在湖南汝城的消息，便决定前去投靠，与之实行联合反蒋。于是，朱德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范石生，很快得到回复，同意与朱德面谈有关事宜。
　　11月，朱德受党组织委托，带着50多人的卫队自江西崇义上堡启程，前去与范石生接洽。这天，当他们来到汝城境内的一个名叫濠头圩的山区小镇时，天色已晚，就决定在此住下。他们一进入该镇，朱德就立即命令卫队布置岗哨，封锁消息，以免惊动了附近的土匪武装和民团。为了不惊扰百姓，卫队就住在圩场外的一座祠堂里，朱德和警卫员则住在祠堂后院伙房旁的小屋里。
　　朱德布置完警戒任务刚睡不久，就被枪声惊醒。他从地铺上一骨碌坐起来，并推醒了身边的警卫员。警卫员一跃而起，提着手枪就要往外冲。朱德上前一把拉住他说：“出不去了。我听四面都是枪声，还有人在敲祠堂的大门！我们被包围了。”
　　祠堂的大门很快就被撞开了，一帮民团吆五喝六地向后院冲来，另有几个人已爬上祠堂的屋顶，此时逃走和躲藏已来不及了。朱德急中生智，对警卫员说：“不要慌张，见机行事！”。朱德和警卫员迅速闪进紧邻的伙房，把手枪塞入柴火堆里，然后顺手拿起一条围巾系在腰上，正要往外走时，几个民团冲了进来，用枪顶在朱德的胸口问道：“朱德在哪里？快说！”，朱德镇定自若地回答说：“在后面嘛！”还用手指了指另一处院子。几个人一窝蜂地顺着所指的方向追去，可有一个提着手枪的小头目满脸奸笑，仍不放心地追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朱德把双手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了擦，在几分窘迫中，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是个伙夫头。”
　　小头目见朱德腰上围着条脏兮兮的破围裙，就骂了一句，又将信将疑地把他拉到油灯下，仔细一瞧，见他满脸胡子足有五六十岁，一身破军衣已经补丁摞补丁，遂信以为真了。转过头，又去盘问警卫员：“你是干什么的？”
　“我们俩是同行，他是我的伙计。”因生怕警卫员露马脚，朱德就抢先平静地回答着，同时递了个眼色。警卫员遂抖动了一下提在手中的布袋子，小头目立即警觉起来，便把枪对着警卫员，斥骂道：“你小子还有枪？”
　　“没，我哪来的枪。”
　　“布袋里装的什么？”
　　“是几个……伙食钱，买米用的。”警卫员装作一副极不情愿讲出实情的样子想把布袋藏起来。
　　小头目眼睛一下亮了许多，伸手就要抢，不料警卫员攥得太紧了。争夺之中，布袋里的银元滚落在地上。小头目见状，就弯下腰去捡。朱德作出帮助捡银元的样子，迅速从柴火堆里取出手枪。手起枪响，小头目便栽倒在地。朱德和警卫员打开后窗，纵身跳出，顺着枪声很快就找到了部队。原来，当朱德带着卫队路经濠头圩附近的白村时，走漏了消息，被乡长何曾智知道了。适逢蒋介石正在悬赏通缉朱德，何曾智觉得这可是个立功领赏的好机会，就给驻在20里外的民团头目何其朗写了一封信。何其朗接信后，急忙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贤弟：今有共党朱德率部来濠，兵仅五十，夜宿祠堂，良机难逢，时不可失，望速派兵剿灭之。”何其朗遂把这个美差交给其小舅子朱龙奴，要他带领200人的民团前去捕捉朱德。因为朱德布置的警戒哨兵打了盹，才出现了前面那样的险情。而那个被打死的小头目，正是朱龙奴。
绝处逢生朱德惊心动魄

解密周恩来晚年的五次大手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由于身体素质好，一直很少生病
而“文革”中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和内心的极度焦虑，使得周恩来的身体每况愈下。
　　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月3日，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在上面签字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1967年9月27日，周恩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均因手发抖而未成功。1970年9月5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出现异常。此后，周恩来办公时均有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这年10月19日与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
　　1973年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接下来两个月病情持续恶化。直到3月10日，周恩来才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此次检查，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呈绒毛状，很表浅。治疗效果非常显着，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然而，10月下旬，又出现全程血尿，恶性肿瘤再次复发。周恩来的病情已较为复杂，原有的心脏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实际上已不能再拖了。然而他又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做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200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日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直到逝世，共输血89次。
　　1974年
周恩来的癌症继续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肿瘤发展快，恶化、溃烂、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严重困难。初时，凝结的血块较小，小便时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后来血块大了不容易排出，排尿时异常痛苦。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用晃动身体、扭腰、不由自主的跳动等方法，把堵塞在尿道口内的血块移开，或是挤出来。当一些小血块随尿液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后，周恩来往往会长嘘一口气，额头沁出汗珠。此时，精疲力竭的周恩来会躺到沙发上静养一会儿，积蓄力量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真是令人见之心痛，闻之动容。
　　1974年6月1日
周恩来告别了生活26年的西花厅
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
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323天。自6月1日住院
做了第一次手术
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本文根据已经出版的几种读物，对周恩来做过的几次大手术，作一综合梳理。
　　第一次大手术
　　1967年，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仍是日夜操劳，本来不太严重的心脏病日益加重，以至后来发作时要靠吸氧才能入睡。1972年又患了不治之症膀胱癌，由于一再延迟治疗，加上过度的操劳和不断的折磨，周恩来的病情愈加严重了。从1974年3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确诊为癌症复发。
　　然而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周恩来根本不听医生的嘱咐，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为繁重的工作。他这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有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4年
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到5月的5个月里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为筹备四届人大，周恩来不同意接受医疗组做大手术的建议。这时，政治局内部的斗争正处在重要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毅然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每天靠输血和其它治疗坚持工作。
　　“四人帮”的干预，是周恩来的病情一拖再拖而不能入院治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74年5月，周恩来的病已经出现了更为糟糕的情况，检验结果：“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很可能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不能再拖了。他们向负责周恩来医疗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报告情况，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及早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张春桥讲几句“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也劝劝”等空话打发，说不要急，急也没用，并建议暂时不要把化验报告单上的结论告诉总理，以免他分散精力，增加他的思想负担，甚至说如果总理坚持要看，可以先改一下结论。王洪文也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词，不解决任何问题。在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回忆录里，提到了江青、王洪文一伙干扰周恩来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那是1974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江青、王洪文那边却一直催着周恩来去开会，工作人员不得已叫醒总理，停止输血赶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事后方知，那次政治局会议并不是非要周恩来出席不可。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决定对周恩来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周恩来告别了他工作、生活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这个医院自建院以来，周恩来是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当天，做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了，病情有所好转。
　　第二次大手术
　　第一次手术后的康复情况虽然较为顺利，但医疗组的专家对此并不太乐观，心里很不踏实。因为自从1973年3月在玉泉山做第一次电灼术以来的14个月里，已经复发3次了，特别是1974年3月第二次电灼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复发，血尿更加厉害。果不其然，1974年8月7日、8日，周恩来病情出现反复，尿血增加，被诊断为癌症转移。经与医疗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进行膀胱镜检查后，实施局部切除手术。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告：“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经毛泽东批准，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治疗。手术后，病情比较平稳，起居也可自理了。10月，周恩来医疗组就周恩来施行第二次大手术后的身体恢复情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作了报告。报告提出，手术后自8月16日开始会客，且之后会客次数增多，谈话时间有时较长，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这样很影响白天休息和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很疲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而这时四届人大的筹备正在紧张地酝酿着，“四人帮”也围绕着组阁人选问题想找借口打击、整垮周恩来等支持的邓小平，以实现他们的组阁梦。周恩来对很多事放心不下，仍然殚精竭虑，辛苦操劳。12月23日，他又和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也清楚自己如此长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因此，去长沙的计划未作改动。
　　第三次大手术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过、中央人事安排确定后，周恩来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近3个月来的病势及治疗情况，表示待下一步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2月4日，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批准的治疗方案，再次对周恩来做膀胱镜检查，医务人员对发现的癌细胞做了电烧处理。之后，周恩来的病情仍不稳定，几乎每天都有便血。3月6日、18日做肠胃检查又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杨桃大的肿瘤。鉴于周恩来病情复杂，而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周恩来医疗组已由最初的几个人扩大到几十人。针对周恩来罕见的病情，医疗组成员全力以赴，潜心研究、揣摩中外各种治疗方案，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在周恩来身上创造出奇迹来。对新发现的周恩来体内的肿瘤，医疗组向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作了汇报，并提供有关技术鉴定资料。四人小组经过研究，同意报毛泽东批准后在近期内再次手术。3月20日凌晨，在病房的周恩来支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700字的报告，向住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了几年来的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3月26日，经毛泽东批准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在实行结肠肿瘤治疗手术前，周恩来与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未批的积案。秘书离去前祝愿总理手术顺利。周恩来坦然回答: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手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3个（3厘米，1.5厘米，0.5厘米）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呈菜花状。专家们当即决定手术分两步进行，先做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再做膀胱癌电灼术。这次手术长达8个小时，医生们竭尽全力，手术是成功的，但周恩来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了。6月16日，周恩来就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第四次大手术
　　从1975年6月以后
周恩来拖着重病之躯，继续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继续顽强地工作着。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当贺龙子女劝说周恩来保重身体时，周恩来回答：“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一片悲泣之声。不过，周恩来对自己的病情看得比较坦然。9月7日会见外宾时，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的病情时坦然说到：“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1975年8月，周恩来住院已一年多了，病情并不见好转。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按惯例为周恩来做临床检查，吴阶平用手触摸到了周恩来下腹部的肿块，约有鸡蛋大小，比较硬，推断可能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已扩散转移了。几天后，检验报告出来，已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因“鳞癌”的恶性程度高，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并转移到全身内脏器官。
　　9月20日，实施第四次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手术前，吴阶平向中央领导人报告，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做内科保守治疗。周恩来也清楚，实施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于是，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所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随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最后一次手术
　　1975年11月，周恩来以极大毅力与病痛作斗争。12月中下旬，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在病痛中，周恩来同守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病重期间
周恩来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死后要他们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希望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当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再挽救时，周恩来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丧事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1976年1月1日，周恩来生命垂危，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周恩来已经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几日来，又出现了“麻痹性肠梗阻”症状。尽管周恩来已有两个多月没有进食，并且连水也不喝，胃肠道早已空虚，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一些液体，留下的少许残渣，及细菌发酵和肿瘤细胞产生的毒素等，使得“肠麻痹”，即肠管不会蠕动，残渣排不出去，肠腔内存有的大量气体使肚子明显鼓了起来，疼痛难耐。1月5日，专家组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为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结肠造瘘术。就是在左下腹部开个口子，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1月7日，周恩来再度进入昏迷状态，医生以输氧、鼻饲等方法延续周恩来的生命。晚11时已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
周恩来解密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