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生前的四大谜案

Posted 2023-01-04 蒋介石

篇首语：药农进山见草药，猎人进山见禽兽。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蒋介石生前的四大谜案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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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生前的四大谜案

谜案之一与宋美龄的真假爱情
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一直有很多传闻。
最广泛的说法是，蒋宋之间是一场政治婚姻，两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尤其是后来有美国人出书，称蒋介石偏安重庆时期，宋美龄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里维斯·威尔基有过一段婚外情等，更给蒋宋的婚姻蒙上了一层迷雾。
蒋介石日记开放至1955年，那时他已68岁，宋美龄也已58岁。可以说，至此他们的婚姻问题可基本定性。
杨天石教授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有很深厚的爱情基础”。
“平生未有之爱情”
“奢靡趋俗，招摇败名”、“以洁如治家无方，教育幼稚，不胜怨恨”……这些出自蒋介石早年日记的怨言，是对其前妻的评价。
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已有过三位妻妾，分别是原配毛福梅，第二位姚冶诚和第三位陈洁如。但在他早年的日记中，常常慨叹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直到1927年底和宋美龄结婚以后，蒋介石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926年，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时，就对这位“美妹”一见倾心。 1927年12月1日，经过执着追求，蒋介石终于和上海名门宋家三小姐结为秦晋之好。他完全沉浸在一场春风得意的爱情盛典中。当日，他在宋家的要求下接连举行了两次婚礼，一次是在宋家举行的简洁的教会婚礼，一次是在大华饭店举行的豪华、时尚的婚礼。从当天的日记中，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情极好。蒋介石写道：“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他还详细写下他们婚礼后乘车游行、晚宴，以至最后进入新房的情景。可惜后面日记的三行字被墨笔涂去，只能隐约看出最后三个字好像是“乐无穷”。
因为宋美龄在宋家姐妹中排行第三，蒋介石在日记中常以“三弟”、“三妹”来称呼她，而“爱妻”和“爱”更是蒋介石对宋美龄独有的蜜语和昵称。
其后，沉浸于新婚甜蜜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时而缠绵在上海的家中，时而沐浴于汤山的温泉。此一阶段，蒋介石在日记中充满了喜悦的记述，家庭幸福是他最喜欢的话题。
蒋介石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好武尚斗，喜爱冒险。杨天石从蒋日记中看出，与宋美龄结婚后，蒋介石改掉了很多坏毛病。他坚持写日记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修身养性。在此后的日记中，他对家庭和感情的记述明显增多了。
“别后黯然销魂，更感悲戚”
1985年，美国人迈可·考尔斯出版了一本名为《迈可回顾》的回忆录。书中写道，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访问重庆，作为随员，考尔斯见证了这位特使与宋美龄发生的“风流韵事”——秘密约会。“蒋介石发觉，气愤至极，率领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前往捉奸”等等。
杨天石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史学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是美国人的“恶作剧，是很荒唐的事”。实际上，考尔斯并非这段“桃色新闻”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年，美国出版的一本《皮尔逊日记》就曾谈到威尔基访问重庆时与蒋夫人有染。在美国的宋美龄读到此书后大为震怒，将出版商告上法庭。最终出版商进行了公开道歉，并承诺再版时将诽谤的文字删除。
杨天石教授为了拿到自己的“证据”，专门对威尔基访问重庆那段历史进行了考证。他几乎收集了当年重庆《大公报》的所有报道和相关档案资料，把威尔基在重庆6天里所有的活动排列了一遍，甚至把时间精确到了分钟。整理之后的日程表让人一目了然：威尔基紧密的行程中，没有任何可以和宋美龄单独约会的空隙。
杨天石教授说，还有一点也许不为外人所知：那时的宋美龄一直身体不好，她是不是那种风流女子暂当别论，但她当时根本就无暇他顾。早在抗战初期，宋美龄到淞沪前线劳军时，突然遭遇日军飞机空袭。她乘坐的汽车在躲闪中翻车，自己也受了伤。从那以后，宋美龄就常年疾病缠身。1942年，她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10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妻体弱时病，未能发现病因，甚忧。”两日后又写道：“妻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 10月30日他再次写道：“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4天时间里，蒋介石在三篇日记里写到宋美龄的病，一来说明宋美龄的病情确实很严重，二来也表明了他对妻子的爱怜之情。
杨天石教授认为，从这些日记里可以清楚看出，宋美龄此后访美确是去看病，而非像美国人所说的与威尔基之间的“私情”有关。
宋美龄访美启程前，蒋介石依依不舍，愁肠百结。这一心情在 1942年11月2日的日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妻将赴美，此心甚抑郁，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 11月17日下午，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讨论她赴美国的一些注意事项，回到住所后，“夫妻依依，甚以明日将别为忧也”（当天的日记）。在 11月1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用大段篇幅记述了送别妻子的过程，精确到每一个时间点：“五时醒后不能安眠，默祷妻此行平安成功……九时，送妻至九龙铺机场，同上机，送至新津大机场，换大机……十二时，送妻登机……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黯然销魂，更感悲戚。”
宋美龄走后，蒋介石更是倍感惆怅。他在 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宋美龄到达美国后，经医院检查，确认没有患癌症。消息传来，蒋介石大喜：“妻于二十六日平安飞到美国，并据医者检查，决无癌症，此心甚慰。”
其后，蒋介石对宋美龄仍思念延绵。 11月29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妻于十八日赴美，临别凄怆，儿女情长，今又获一次经验也。”
那年过年，宋美龄一人在美国度过。除夕之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旧历除夕，孤身独影，萧条寂寞极矣。”类似这样的记述还有很多，杨天石教授常常边看边叹息：和宋美龄分隔两地期间，蒋介石对妻子的顾念之情，溢于纸上，绝不是伪装出来的。没有真情实感，哪能写得出来。
“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
在蒋介石眼里，宋美龄不仅对自己有情有义，对自己的事业也是一心一意地支持。
早年蒋介石生病的时候，因为前妻姚冶诚没有照顾好，他就在日记中大骂她不贤良。而宋美龄在蒋介石生病中的表现，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1934年2月23日，病中的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述：“妻护病保身，无刻不在心，无微不至，诚贤良也。”因为操劳过度，宋美龄自己也病倒了。 8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宋美龄的愧疚之情：“妻为我受热忍苦致病，可感也。”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原大战爆发，中央政府缺钱，蒋介石找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借钱，被拒绝。这可急坏了宋美龄。她面见哥哥说，我知道蒋介石的脾气，你不给他筹钱，他一定失败；如果失败，他一定会自杀；如果他自杀，我也决不活着。宋美龄还把自己的房产和珠宝交给宋子文作抵押，并发誓如果蒋介石在前方殉难，她也将一同赴死。宋美龄的做法震撼了家人，宋子文为此也转变了态度，决定为蒋介石筹措经费。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日记中也大量记述了宋美龄的出访和外交活动。 1943年3月2日，他在日记中充满自责地写道：“余妻昨日在纽约市政6厅演讲，几至晕厥，其身心之疲乏与精神之愤懑可想而知。此余之审事不周，任其单身前往苦斗之过也。”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不仅有他对宋美龄的情与爱，某些文字中甚至流露出，他对宋美龄还有超乎寻常的依恋。
蒋介石曾在 1930年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宋美龄一生没有生育子女，蒋介石认为是一大遗憾。为了巩固宋美龄在蒋家的地位，蒋介石曾经在1934年和1936年两次立下遗嘱，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杨天石教授说，蒋介石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唯一合法母亲，正是因为蒋氏出于对宋氏的爱恋之情，希望确立她独一无二的蒋夫人地位。
1949年5月，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5日下午，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专程来到上海的东平路，这里是他当年与宋美龄结婚时的新居“爱庐”，他要临别再看最后一眼。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不知归期。蒋氏的心情不禁流露在当天的日记里：“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
谜案之二：因何成为基督徒
伴随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还有一本手抄的《圣经》首次曝光，非常引人注目。
这本文言文版的《圣经》，是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手抄而成，共6册。《圣经》里时有蒋介石的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从已发黄的《圣经》可以看出，蒋介石不仅读了多遍，而且几乎爱不释手。
此前，人们都说蒋介石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他当年要娶才貌兼备的宋美龄为妻付出的信仰代价。此次，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才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位三民主义者，一步步转变成一名基督徒，并最终将基督教作为精神支柱的。
曾经读马列“乐而不能悬卷”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信奉三民主义。其间，他受新思潮的影响，一度崇拜共产主义，醉心马列思想。这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述。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想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他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在 1919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编者注：赵林士、朱执信都是当时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人士）。下午，看《新青年》。” 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懂了一些，并有了兴趣。
他在 192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有了一定感情。
同年 11月21日的日记写道：“看《列宁丛书》。”
在阅读马列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起先接受了某些观点。1925年11月，他要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的观点。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然而，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泰戈尔传》，使他的思想产生了矛盾。 1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
这段日记表明：在唯心与唯物的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唯心”。这成为蒋介石后来拒绝马克思主义，走向基督教的起点。
祈祷“天父在上，大显神通”
据杨天石教授介绍，蒋介石成为基督徒，虽与他和宋美龄的婚姻有关，但并不是决定因素。蒋宋结婚前，宋家并未以蒋介石入教作为条件。蒋介石从上海到日本去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老太太也没有要求蒋介石信基督教。
一年以后，宋家老太太对蒋介石说，我们一家都信基督教，你也信基督教吧。蒋介石当时回答得相当坦诚：“对基督教的教义我还不了解，让我研究以后再说吧。”虽然这次婉言拒绝，但此后蒋介石真的下工夫读了《圣经》。后来，宋家老太太患重病，蒋介石其实还在犹豫要不要成为基督徒。但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得到一点安慰，他就承诺愿意受洗入基督教。
虽然承诺受洗，一开始蒋介石仍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有两件事情很快改变了蒋介石的态度。第一件事： 1929年12月1日，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两周年纪念日。当天，蒋介石在南京接见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命他率部南下广东，参加对张发奎和李宗仁联军的作战，并准备在中途将石消灭。
其实，石友三对蒋的阴谋已经预知，故佯称准备完毕。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回房睡觉。宋美龄对他说：“我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蒋劝她安心睡觉。一会儿，宋美龄又惊醒。告诉蒋介石她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条血河。蒋说她太紧张了。谁知半夜两三点钟，他们被一阵轰轰的炮声震醒，原来石友三造反了，形势十分危急。
天亮后，宋美龄给在上海的母亲打电话，请她为他们祈祷。两小时后，宋母发来一份电报说：“敌人将会自动退去。”原来宋母祷告后翻开《圣经》，其上正好写道：“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说来也巧，事情的结局真的像《圣经》说的那样，石友三没有继续向南京进攻，而是向北撤走了。宋母说这是基督的恩典，使他们转危为安。蒋介石亦不由不信。
第二件事：1930年爆发了中原大战，蒋介石亲自去陇海前线督战。 5月31日，他乘专列悄悄来到朱集车站，指挥部就设在列车上。当晚，冯玉祥派部下郑大章率领骑兵队，急驰 40公里，偷袭距离朱集车站很近的归德飞机场。骑兵队烧毁蒋军12架飞机，俘虏几十人，却没有发现蒋介石在列车上。当时，蒋介石躲在车厢内，双膝跪地，泣声祷告：“天父在上，大显神通，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我一定洗礼入教……”
脱险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
用《圣经》卜问“国运”
入基督教后，蒋介石虔诚地向“天父”祷告。久而久之，他对基督的信仰，成为支持他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
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天父”、“上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忧惧，夜间安眠胜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即使战况持续恶化，蒋介石对“天父”并无怨尤，而以多祷告表达虔敬之心。
在 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子，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之。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做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战场上一败再败，但是信奉基督的蒋介石坚持认为，“天父不会亏待我”。
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称如果“神要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退缩在台湾的蒋介石则仍在用《圣经》卜问“中华民国”的存亡问题。
蒋介石在 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编者注：当时，蒋介石祷告后，打开《圣经》，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41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天父的女徒）活活的交给他们。”）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生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当幼年时，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
谜案之三：“二二八事件”中有没有下过屠杀令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一段沉重的记忆。“事发时，蒋介石是否下过屠杀令”，一直成为台湾蓝、绿阵营互相攻讦的政治议题。每到台湾选举日或“二二八”纪念日，这场血案就会被民进党拿出来当悲情牌，打击国民党。
“二二八事件”始于一次缉私行动。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接到密报：有人走私卷烟。当查缉员赶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时（今延平北路附近），走私贩早已逃散，只有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在叫卖香烟，其中有走私烟。查缉员没收了她的全部香烟和现金。林江迈跪在地上，抱着查缉员的腿哀求道：“我还要抚养一子一女，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造的香烟还给我吧……”围观的人纷纷为林江迈求情。查缉员唯恐情势失控，用枪托击打林江迈的头部，迫使她松手。
鲜血从林江迈的头上流下。这一幕深深刺激了围观民众，他们愤而包围查缉员。一名查缉员开枪示警，子弹误中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当时年仅20岁，次日死亡）。随后，查缉员逃往警察局。当晚，激愤的群众包围了警察局，要求惩凶。 2月28日，台北市民通告罢市，示威请愿，并占领了广播电台。随后，风暴席卷整个台湾，示威群众遭到军警镇压，造成数千人伤亡。
这段流血的历史，被称为“二二八事件”。
台湾不测之变，“苦心焦虑不知所极”
就在“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1947年3月1日），蒋介石写了一篇日记《上星期反省录》：“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大陆各省同胞，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
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对“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次记录，表明他对事件的起因做出了初步判断：“暴动”的导火索是台湾群众反对纸烟专卖政策，但“暴动扩大”的根源，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南京国民政府把驻台的第62师、第70师调离台湾，投入到内战的战场上，使得台湾驻军不足，无法及时控制“暴动”局势。
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也是国民党里的“台湾通”。蒋介石对陈仪一直信任有加，甚至同意他在台湾实行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但“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先是隐瞒不报；局势失控时，又张皇失措，于 3月6日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的军队分三路向市区进击；最后事态日益严重，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调派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和宪兵一营来台平乱。
蒋介石震惊之下，对陈仪大失所望。从3月第二个星期开始，出兵延安的计划以及台湾“二二八事件”，成为蒋介石日记中最关心的两件事。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台湾暴力形势已扩张至全台各城市，严重已极。公侠（编者注：陈仪，字公侠）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华北延安共匪祸正炽，而又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
“惟无精兵可派”，“现时惟有怀柔”
1947年3月7日，蒋介石考虑派兵台湾之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台湾暴动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众……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
但是，蒋介石已将大部分兵力投入内战中，他面临无兵可调的局面。反复思量后，蒋介石又写道：“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有怀柔以稳。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杨天石教授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分析道：“‘怀柔’一词，源于《诗经》，是用笼络和感化的方法，解决对抗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避免大规模流血。‘现时惟有怀柔’，意味着蒋介石决定采用温和的方式。这篇日记奠定了蒋介石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策略。”
蒋介石为何选择“怀柔”？通过对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历史资料的研究，杨天石教授认为有两大原因：其一是1947年的时局。当时抗战结束不到两年，中国百废待兴。沦陷区接收、政府组织重建、各党派政治协商等等，千头万绪，交逼而至。特别是国共内战，成为蒋介石的第一要务。“二二八事件”在蒋介石的全盘工作中，只是一个突发的热点。
其二是台湾的特殊情况。 1945年10月25日，台湾结束了自中日甲午战争后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归还给中华民国。在陈仪的集权统治下，台湾社会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与大陆隔绝50年的台湾居民，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从大陆迁入台湾的近2万名国民党公务人员，与台湾民众有所隔阂；留在台湾的8000多名日籍人员，时时和台湾民众发生冲突；在日据时期成长起来的“台湾精英”，仇恨国民党公务人员霸占公职，使得他们升迁无门。“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使台湾人和外省人的隔阂、台湾人和日本人的仇恨、“台湾精英”和国民党统治者的争夺，都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暴动”演变成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蒋介石不得不慎重处理。
“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
1947年3月8日，迫于局势，蒋介石开始调兵台湾和部署党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朝课后考虑台湾问题与延安方略，召见刘雨卿（编者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指示对台湾注意各点。正午约李翼中（编者注：台湾省国民党党部主委）等谈对台湾处理具体方案。”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朝课后写公侠信，召见刘雨卿等指示到台湾后之方针与部署毕。晚与健生（编者注：国防部长白崇禧，字健生）谈台湾与华北情形。”
当天，刘雨卿向蒋介石辞行，率21师师部及146团开赴基隆。蒋介石对刘雨卿下达的指令是：“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人心。”同时，他指示陈仪道：“政治上可以退让，尽可能地采纳民意。军事上则权属中央，一切要求均不得接受。”
但2万大军抵达台湾后，仍然和“暴动”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蒋介石得知后，在 3月12日的日记里再度批评陈仪“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第二天，他亲笔手书，严厉指责陈仪：“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当晚，蒋介石找来国防部长白崇禧，面谈台湾情形，决定由蒋经国陪同白崇禧，前往台湾视察、慰问。 3月19日，当白崇禧在台湾视察时，蒋介石又追加了一封急电给白崇禧，要他转命刘雨卿：“应特别注重军纪，万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勿使官兵借口败坏纪律。”直到台湾局势平静，蒋介石才松了口气，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自己派兵决定的满意：“台湾事变自军队运到后已大半敉（编者注：音同“米”，意为“抚平、安定”）平，然亦未曾根本解决也。可知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
杨天石教授分析说：“‘二二八’悲剧的造成，蒋介石无疑要负责任，他迷信军队的作用。但考察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与军方的来往函电，都没有发现他下达过屠杀、诛戮的命令。国民党军队显然做不到令行禁止，滥捕、错杀屡有发生。正是这一点，被民进党当作了政治攻讦的工具。以‘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为例，民进党说有20万人。我查阅了台湾行政院所辖的‘财团法人二二八基金会’的补偿记录，上面写道‘计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踪174人，其它羁押、徒刑、伤残、健康名誉、财务损失共1
237人，合计为2
084人’。这才是比较可靠的数字。”
直到1947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日记中的“反省录”与“工作课目”，还陆续出现有关台湾善后处理措施的记录，包括“研究台湾派员处理善后之时机”、“台湾省政府组织之发表”、“台湾省政府与行政长官公署存废时期之决定”、“台湾省政府主席与组织之决定”等等。
可见，对于“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如何尽快恢复秩序，蒋介石颇为重视。
蒋介石

兰陵王的生母是尼姑？高长恭人生四大谜案

在中国历史上，北齐是个非常另类的朝代，它虽然仅存在27年，但却给后世留下深刻记忆。北齐皇室大多行为怪诞，颠狂嗜杀的文宣帝高洋，荒淫暴虐的武成帝高湛，羞涩自卑的后主高纬，当然其中也有一位神采奕奕的人物，他就是兰陵王高长恭！

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兰陵王身上有许多谜团，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亡，都尚未待破解！那么具体都有那些谜团，且看编者一一道来！

1.兰陵王的生母是谁？

兰陵王高长恭，本名高肃，字孝瓘，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儿子。

众所周知，按理说兰陵王是皇帝(高澄被追封为皇帝)的儿子，母亲是谁应该有详细的记载，但史料中偏偏就没有，来了一句“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难道是真的没有？编者觉得肯定不是，因为高澄有六个儿子，其他几个全都有详细的记载，唯独高长恭没有。

难道他母亲身份低贱？我想也不是，高长恭五弟高延宗的母亲陈氏是一个歌妓，史书都如实记载，难道高长恭母亲的身份比歌妓还低？编者推测可能母亲的身份被刻意隐瞒了。高澄是个花花公子，与父亲的爱妾通奸，强暴弟媳妇，调戏官员的妻子，可谓劣迹斑斑，兰陵王的母亲应该就是受害者之一。

在兰陵王墓所在地附近，流传着一种说法，兰陵王的母亲是尼姑，遭高澄强暴而生子，所以史官才不敢记载其姓氏。

2.兰陵王在兄弟中排行第几？

根据《北史》的记载，“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但从河北磁县出土的兰陵王墓志铭上却明确写着，“王讳肃，字长恭，世宗文襄皇帝之第三子也”。

究竟哪个可信？兰陵王在兄弟之中到底是排行第三，还是第四呢？编者认为两个都可信，因为里面有一段玄机。

在中国古代讲究“子凭母贵”，兰陵王的生母是位不能说的人物，而高长恭“三哥”高孝琬的生母确是高澄的正妻元氏。元氏是东魏孝静帝的姐姐，当时尚未改朝换代，换言之高孝琬是孝静帝的亲外甥，身份自然尊贵无比。高长恭与高孝琬同年出生，虽然月份大于高孝琬，但奈何母亲身份尴尬，所以在兄弟排行中，只能退一位。

这种情况在北朝中并不少见。

3.兰陵王死亡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兰陵王在邙山之战，亲冒矢石，大破北周军队。之后高长恭对后主高纬说：“家事亲切，不觉遂然。”，从此后主就开始猜忌他了。但这里面有个问题，邙山之战发生在564年，此时在位的皇帝是武成帝高湛(高长恭的九叔)，后主高纬还是个孩子，年方8岁，两人怎么可能有这么一番对话呢？

即使他此时受到武成帝高湛的猜忌，那么为何要等到近9年后，才除掉他呢？显然《北史》上的一些说法并不可靠。不过高长恭被杀的真实原因，可能与邙山之战有关，因为在此战他显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但更令高纬担心的是，高长恭是皇位潜在的竞争对手。北齐皇帝的宫廷血案，几乎全是因为猜忌而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