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刘少奇初相识

Posted 2023-01-04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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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刘少奇初相识

毛泽东和刘少奇初相识
公元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户没有文化的富裕农民家庭出生了一名男婴，取名毛润之，曾用名李德胜、子任、二十八画生等。他便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
五年之后的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村的一户没落地主家庭出生了一名男婴，取名刘渭璜，曾用名刘卫黄、胡服、赵之启、刘仁、陶街行、莫文华等。他便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韶山村和花明楼虽然分属两个县分，但相隔却只有九公里，并共同拥有一座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山峰——韶峰。韶山冲坐落于韶峰南侧，花明楼则坐落于韶峰西面。
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老家虽为近邻，但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并下相识。一九二二年，毛泽东二十岁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不久即与同窗蔡和森等人组成「新民学会」，开始革命造反活动。
一九二八年，刘少奇十八岁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虽然是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又都属于不安心读书做学问、而热中于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激进青年，而且还都属于湖南人中的高大汉子：毛泽东一米八二左右，刘少奇一米八。左右，但两人仍末熟识。
两人倒是于同一年——一九一八年离开了长沙第一师范，各自去了北平。
毛泽东雄心勃勃，第一次进北京却很不得志，还是亏了恩师杨怀中教授的推荐，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职低薪少，生活清苦。北平藏龙卧虎，名流云集，他一个师范肄业生实在不算老几。他不甘寂寞，也不愿飘洋过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北京混了几个月，于一九一九年初绕道上海，还是借了路费才返回长沙的。回到长沙，毛泽东便如鱼得水了，俨然成为青年领袖。他一面在一家高级小学任国文教员，一面与人创办革命刊物——《新湘评论》，成立文化书社，煽动罢工罢课，以响应北方的「五四运动」。一九二。年，他进而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自封领袖。一九二一年，他作为湖南代表，列席了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共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十三人，而湖南的正式代表为何叔衡。之后毛泽东返回湖南，从事过一段工运，下久转向发动湖南农运。中国历来的一些豪杰都靠率领农民起义军打天下、坐天下，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革命青年刘少奇呢？一九一九年在北平和保定参加「五四运动」。后转往上海外国语学社读俄文。一九二0年，他返回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动工俭学团。他没有像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赴法国，而是被保送到苏联「深造」。一九二一年，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共产党。那是一所专门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学府。一九二二年返国，从事工人运动，并很快与李立三等人一起。成为著名的工运领袖，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等职。
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刘少奇在萍乡、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正是农运工运，湖南的两位青年领袖，在中国革命造反的大舞台上崭露头角。
一九三二年，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也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两党决定合作。身为中共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刘少奇，受中共指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也是在这一年，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二五年，毛泽东从上海返回湖南，组织农民协会，并在老家建立中共韶山支部。期间曾被湖南省督军赵恒惕的部下捕获，却侥幸逃脱，再次投奔广州，钻入国民党的怀悒，当了一阵子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不久又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所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当然不会服务于国民党，而是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内发展中共组织，培养了大批中共干部。
其时，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则任教官，其余像聂荣臻、陈毅、林彪、陈赓等等，都是黄埔军校的「高足」。打着国共合作的旗帜，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们就像一个个的孙猴子，钻进国民党这位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大展拳脚。
有趣的是，在上海得到国民党密切配合从事工运的刘少奇，也于一九二五年返回了湖南，也被湖南省督军赵恒惕的部下捕获。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幸运，能够逃脱，而是被投入了监狱。依着赵恒惕的脾气，像毛泽东、刘少奇这类湘籍共党头面人物，一旦抓获，总是格杀勿论的。刘少奇被快速审讯，并由赵恒惕批准处以死刑。幸而宁乡刘家祖荫犹在，长沙一批有权有势的人物，包括赵恒惕的几位亲信要员在内，纷纷出面替刘少奇求情讨饶。赵恒惕也得罪下起这批湖南政要、权绅，只得收回成命，并送刘少奇一套《四书》，以「驱逐出境」《出湖南》了事。刘少奇算是在枪口下拣回一条性命，并投奔到广州，借重国民党的卵翼，继续从事工运。不久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代委员长兼秘书长，成为全国工运的最高领导者。
应当说，在整个二0年代，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高过毛泽东。毛泽东只是一名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人，而且连地下省委书记都没当得上；刘少奇则时而广州，时而上海，时而武汉，时而天津，指挥全国各地汹涌澎湃的工潮学潮，呼风唤雨，神出鬼没，叱咤风云。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实施「清党」，在全国范围内捕杀共产党人。该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率部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工农革命的第一枪。十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之后率领五千余名以梭标鸟铣武装起来的农军上井岗山，建立水泊梁山式根据地，开创了中共武装割据的局面。正是在井岗山上，毛泽东成为了中共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表现出了他卓越的农民游击战争才能。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七个年头中，井岗山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围剿了五次。前四次中共工农红军都反围剿成功，根据地日益扩大、强盛，中共中央机关亦从上海秘密迁来，成立「中央苏区」。但毛泽东在井岗山上的军事领袖地位并下稳固，他只指挥了头两次的反围剿战役，就被上海来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人撤销了红军政委的职务。要不是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李立三、瞿秋白、博古等人均先后犯下左倾盲动的错误，特别是周恩来、朱德等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失误，导致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大逃亡（亦即中共后来称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至多只能成为一名类似陈毅、刘伯承、贺龙一类的军事将领。
这期间，刘少奇走的是领导城市地下党斗争的路线。刘少奇似乎始终对枪杆子兴趣缺缺。一九二八年，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工运委员会书记。当时中共的军运书记为周恩来，农运书记为彭湃。是为中共二支最重要的实力。一九二八年夏天，刘少奇赴华北、东北地区发展地下党组织，兼任河北地下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调任满州地下省委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地下东北王」。期间在奉天（今沈阳）被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部下逮捕。由于处在日本侵略军图谋侵占东三省的前夜，张学良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对刘少奇等人手下留情，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这样，在刘少奇的个人历史上，经历了两次被捕，死里逃生。第一次是一九二五年在湖南督军赵恤惕的刀下留情，第二次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饶了他一命。可是到了四十多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共中央项目小组挖出了他这两次活命的「丑恶历史」，被毛泽东判定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死无葬身之地，那是后话。
一九三一年，刘少奇第二次赴苏联「取经」，回国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二年，刘少奇奉党中央之命，从满州省委书记任上，调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他跟其时被罢免了红军政委职务而只挂了个「中央苏区主席」虚衔的毛泽东，同住在江西瑞金县城西的沙田坝村。「中央苏区」只是一块农村根据地，何来的工运可资领导？刘少奇实际上跟毛泽东一样，被党中央「赋闲」了。两位湖南老乡为革命各奔东西，来到这沙田坝村居住，才开始扯上了「乡谊」。说是在那段日子里，刘少奇常常给毛泽东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毛泽东只是熟读了许多中国的古典作品，却从未认真拜读过马恩列斯的著作。刘少奇则已经是党内有数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给毛谈起马列著作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毛还敬服这位湖南同乡的性格，为人沉稳，待人谦和，善于思索，沉默寡言，却极具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
过了不久，刘少奇重获党中央重用，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并先后兼任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以及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随红军逃离江西，参加「长征」一。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湖南老乡毛泽东一边，批评周恩来的指挥失误，力主恢复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应当说，这是刘少奇替毛泽东立的第一功。此后，周恩来的中共红军领导者的地位名存实亡，军事指挥权落到毛氏手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红军残部抵达陕北瓦窑堡。根据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刘少奇被委以重任，由陕北赴河北，去组建中共中央华北局，出任书记。刘少奇真正是一位领导地下斗争的天才，他很快在华北地区统一了号令，打开了局面。他指挥山西抗日新军，创立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正是在华北局书记任上，他网络、重用了一大批地下党的青年骨干，如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李雪峰、蒋南翔、刘仁、徐冰、邓拓、胡乔木等等，形成了他在党内坚实的权力基矗他并选拔文才Q逸的胡乔木担任他的首席秘书。
在当时的延安，中共的其它领导人大约都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一经过深思熟虑的谋略：将全党工作划分成两大部分，武装斗争与地下斗争相结合，而由他和刘少奇各自代表一部分。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动声色，把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明等人物排除在外了。
刘少奇在华北局书记任上，有过一项影响深远的、后来祸及他自身命运的重大决策，即一九三六年，有六十一名中共北方地下党的重要干部被关押在国民党属下的「北平军人反省院」，时值日寇大举进犯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国民党方面顾及民族大义，向中共方面提出，只要这批人填写一份「自首」书，即予释放，以免落入日军之手惨遭杀害。身为华北局书记的刘少奇，当即请示延安党中央。当时在延安主持工作的总书记张闻天，在知会了毛泽东等人之后，同意这批同志填写「自首」出狱。这六十一人后来都成为刘少奇手下的干将，大大增强了他在党内的实力。至于到了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背信弃义，把这六十一人打成「叛徒集团」投入黑牢，则是后话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刘少奇在组建了中共华北局之后，又受命组建中共中央华中局，并在河南、江苏、安徽一带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这期间，刘少奇在理论上亦有了重要的建树，发表了《关于白区党组织和群众运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上述著作。经毛泽东提议推荐，均被列为党内教材，共产党员必读。
一九三九年，毛、刘的「结合」更亲密了一步：刘少奇将自己的首席秘书胡乔木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说，那我们来个对等交换吧，你把胡乔木送给我，我把邓力群送给你，首席换首席；胡乔木、邓力群为中共党内两大秀才，属于所谓的「下笔千言，立马可待」之辈。但胡乔木比邓力群更具文采，更适用于毛泽东。刘少奇并把三年前胡乔木的晋身词作《蝶恋花。咏雪》也敬献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为击节，感奋下已。这确是一首登基之作，可留作日后派上大用场的。可以说，从敬献秘书到敬献词作，刘少奇向毛泽东敬献出双倍的忠诚。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华中新四军劲旅陷入国民党军队重围，二万五千人马被一网打荆中共中央立即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率同陈毅、饶漱石、栗裕等人重新组建新四军，使之重新成为一支插入国民党心脏地带的武装力量——在数年之后的「解放战争」中，此支新四军发展壮大成中共第三野战军，为徐蚌会战《中共称为淮海战役》共军主力，为中共政权的建立，拿下了关键性的一役。
一九四二年，刘少奇返回延安，正式进入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越过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成为实际上的中共第二位的领导者。他的名分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全力协助毛泽东，开展历时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
也是在一九四三年，刘少奇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令中共其它领导人怪下顺耳的新名词：「毛泽东思想」，从而在理论上奠定了毛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外国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一下子被提升到共产主义运动导师一级，而且超越了斯大林，何乐不为？斯大林领导苏共二十多年没有称「思想」，毛泽东领导中共才短短几年，就称上了。
刘少奇并进而发明了一个公式：马列主义加中国革命实践，等于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中，毛、刘亲密配合，授意情报部长康生及其手下人马，把延安的干部们一个一个审查了再说，又称为「抢救运动」，大抓叛徒、内奸、特务；叛徒、特务一抓，原王明麾下的人马，原张国焘麾下的人马，立即被清除冷置。顺带着也压制住周恩来派系人马，朱德、彭德怀派系人马，迫他们俯首称臣。各路大员均被一一召回延安检查思想，统一认识。周恩来三次从陪都重庆回延安作检讨，交代问题，划清与王明路线的关系。彭德怀也从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回延安作检查，长达五十天才过关。
从刘少奇方面来说，拥戴毛泽东，辅佐毛泽东，所获得的政治权力是相当可观的。设若他下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这面崭新的旗帜，并帮助毛泽东清除党内障碍，名正言顺地取得中共最高领袖地位（一九四三年之前，毛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他刘少奇亦无可能成为党的第二领导者，终其一生，不过一名政治局委员、方面大员而已。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刘两人亲密合作，排除了异己，统一了党内派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再无人窥觑。刘少奇更进一步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政治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之于毛泽东，是有大恩大德了。毛泽东亦作出了回馈，他组织手下的秀才们，起草一个全党的纲领性文件，来肯定刘少奇的功绩和地位：《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在全面批判、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张国焘逃跑主义，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加宗派主义之后，提出了党的两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苏区武装斗争路线，一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白区地下斗争路线，此两条正确路线相结合，而使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号令、统一策略、统一行动。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拥戴和崇拜。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在党章里列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号召全党全军「跟随毛泽东同志前进」。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党中央领导人的新的排名顺序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
相识毛泽东刘少奇

刘少奇必须下台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资料图）本文节选自《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在1964》，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 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攻击赫鲁晓夫】 从1963年9月起到这年年底，毛泽东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共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六篇文章。但从苏共的反应看，真正使他们恼怒的是1964年2月4日发表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从这篇文章起，对赫鲁晓夫不再以同志相称。毛泽东在1月28日审定此文时加写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自信溢于言表。中共和苏共（还包括卷入其中的全世界几十个共产党）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战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个中是非曲直有待研究。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出于种种考虑，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苏共中央于1963年11月底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这当然不为中共接受。自恃与苏共和中共都保持良好关系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有意充当调解的说客。1964年3月初，以第二把手毛雷尔为首的罗共代表团（包括三、四把手，还有后来继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成为第一把手的齐奥塞斯库）抵达北京，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从3日开始到9日，举行了6次会谈，结果无功而返。毛泽东在10日会见罗共代表团时指出，赫鲁晓夫加了我们许多罪名，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作了决议。若要停止公开论战，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毛说，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现在不是打武仗，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没有死一个人。毛具体回顾了1958年起与赫鲁晓夫就“中苏共同舰队”而闹翻的经过，要罗共转告，“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寸土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接着，毛泽东重复此前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讲的一番话：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够答复完，因为他们还有两千多篇文章。 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经由毛泽东审定并加写若干文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如果说“七评”对赫鲁晓夫虽不以同志相称，但在文章的标题上毕竟尚未直接点名，而“八评”则更进一步，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结成了一个专用词组。从此，在中共的论战文字里，现代修正主义有了一个更醒豁的指称。而正是上一年的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内部发行的由外国学者撰著的《赫鲁晓夫主义》，后来毛泽东也沿用了这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别称。“八评”的标题还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事实上“八评”也正是将赫鲁晓夫与考茨基相提并论的。就在这剑拔弩张、决眦裂眶的一刻，人们大出意外地在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读到了毛、刘、朱、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文。电文第一句竟以“亲爱的同志”称呼，并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经验告诉人们，这只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3月17日，也就是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谈了两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电贺赫氏七十寿辰。他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据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吴冷西回忆，10天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又就电贺赫氏寿辰表示了另一种考虑：赫氏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毛说，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要考虑对赫本人表示一定的友好之意。 4月12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召见邓小平、康生和吴冷西，谈近期有关论战的部署，首先就涉及向赫鲁晓夫祝寿的电报。毛否定了北京准备好的电文，认为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应争取苏联发表，可以说我们还有分歧，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毛提出要在电文中表示“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意思。毛特意解释“一旦有事”是指对赫不利的事，而不是讲别的，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毛解释为何“帮”赫氏：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根据毛的指示，电报重新起草。4月14日，毛泽东审定贺电，在加写的诸多文句中，最具个性色彩的就是“亲爱的同志”。至于“一旦有事”，在正式发表的电文中，读者无论如何难于“意会”为“帮”赫氏个人。也许这种“不可言传”的“意会”确实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当然，表示团结的意思借助“一旦有事”的辞句，倒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参与贺电起草的吴冷西也慨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祝寿电文可以视为大论战中的一个插曲。